启蒙运动，在近半个世纪中常常被理解为一场颠覆原有的特权社会的思想运动，不仅是现代社会的转折点，而且创造了更自由、理性和具有人性的社会。但是随着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社会史以及人们对于精英书写的厌倦，“启蒙”作为思想运动的阐释遭遇了挑战，关于启蒙运动的叙事也逐渐碎片化。

    作为启蒙运动的“前线”，沙龙、咖啡馆以及各种娱乐场所的出现使得思想的碰撞和传播成为可能，由此“公众”的概念初步形成，公众在最开始只是小范围的就书籍、戏剧和音乐进行文学评论的受教育群体，然而在启蒙运动的推波助澜下他们开始朝着政治评论的方向前进，并成为了“公民”的雏形。

    启蒙运动已经过去快300年，启蒙运动给当今社会留下了什么遗产？启蒙运动在18世纪各个阶层眼中又是怎样一场运动？本期外刊扫描将跟随启蒙运动的史学史以及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重回18世纪，重新思考启蒙运动。

1.什么是启蒙运动?

    整理自Dorinda Outram ,“What is Enlightenment”,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13；
    Robert Darnton, “In Search of the Enlightenment: Recent Attempts to Create a Social History of Idea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43 No.1, 1971.

    启蒙运动的含义从18世纪讨论至今，其实生活在18世纪的人也认识到不同语境下的“启蒙”多少都偏离了其原意。1783年，柏林的一份报纸《柏林月刊》（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问了一个很简单但是很关键的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和康德都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学者也都回应了这个问题，这些都可以视为当时的人对“启蒙”含义的多元化的理解。对于门德尔松来说，“启蒙”难以定义，因为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理性是启蒙的核心；同时他也开始思考，理性发展到极致，不受限制地质疑是否可能带来社会的瓦解，宗教和政治秩序的颠覆，使人变得利己主义。非学者人士也开始对理性进行思考，例如腓特烈大帝曾命令柏林科学学院设置一个论文奖，题目是“欺骗人民是权宜之计吗？”，一时掀起极大的讨论，这个现象说明在18世纪末期，启蒙是什么是很重要的议题，即便是统治者也在寻找政府潜在的问题，寻求学者的认同。

    对于康德来说，“启蒙是将人类自己造成的不成熟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人类用自己的理性，不被偏见所裹挟，也不需要其他权威的指引。”这句话也是他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但是康德的文章中还有很多话却展示了关于启蒙的一个更为复杂的面向，例如“人的理性必须能在公开场合自由地使用，而在私下，理性的使用可能会受到各种限制”。在康德看来，一个人有双重身份，他的职业以及他作为社会的公民，人需要兼具契约精神和公民意识，所以人可以在公开场合不受限制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质疑权威，但是在职业的责任面前亦需要有契约精神，完成分内的工作。康德担忧的是，如果人的思想没有限制会怎样？思想的结果一定是积极的吗？康德相较启蒙时代的其他人来说是较为悲观的，和门德尔松一样，他也认为“启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人需要不断地和危险以及隐患斗争。

    即便是门德尔松和康德都无法直接定义什么是启蒙，如果简单定义启蒙，则一定会被挑战，所以二人都将启蒙视为一系列的问题和讨论，在这一系列问题中有些显得格外重要，比如上文提到的理性不受限的使用与国家、社会稳定之间的矛盾。

    这种看待启蒙运动的方式，使得启蒙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语境下有了不同的形态。总体来说，直到20年前，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启蒙是一个统一的概念，是由伟大的思想家建立的，例如孟德斯鸠 、狄德罗、康德。这些思想家都是西欧的白人男性，即便这些思想家之间也有差异，但历史学家仍然视他们为同质的。在这种解释下，启蒙运动是人类被理性而非信仰或迷信引导，相信人类的理性可以改变社会并解放个人，颠覆原本的传统或权威的思想运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恩斯特·卡西雷尔（Ernst Cassirer）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启蒙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他将启蒙运动与莱布尼兹与康德这两位著名哲学家挂钩。这种解读将启蒙视为西欧伟大思想家的运动，而不注重社会背景以及这些思想如何影响社会；考虑到卡西雷尔身处二战纳粹时代的德国，呼吁启蒙的理性来对抗当时的狂热的社会，我们也可以理解他的初衷。

    美国历史学者彼德·盖伊（Peter Gay）后来继承了卡西雷尔的传统，他也将启蒙思想家视为一个整体，第一代是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紧随其后的是第二代狄德罗、艾尔伯特以及卢梭，而最后一代则是莱莘和康德。盖伊将启蒙运动视为对宗教的反动，用批判性的思考来追求自由和进步，进而改变人与社会的关系，他扩大了启蒙的视野，将美国革命与美国的思想家托马斯·杰弗逊、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放入了启蒙的脉络中。

    盖伊不再将启蒙运动视为欧洲独有的，但他真正的突破在于“观念的社会史”（social history of ideas）的研究取向，他希望重新定义启蒙运动，将思想家们的启蒙思想加入一个社会维度。现在看来，盖伊的研究取向对社会史研究影响深远，但是盖伊的整部作品依然将精英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他的书像是一段主题旅行，逐一介绍主题和思想家，但是他笔下的思想家并不是精巧的理性主义者或天真的时代预言家，而是鲜活而复杂的人，面对着复杂的问题和人生，对生命中的爱和疼痛充满了不理性，并且对自己献身文明进步而感到悲观，他不再单纯纠结于思想史的研究，而将他们的思想和人生经历相连接，写出了一个个生动而动情的人。盖伊的野心也不仅在于重新书写18世纪，而是想创造一个新的历史书写方式，他结合卡西雷尔高度纯净的思想史和高度具体琐碎的社会史，来达到观念的社会史书写。盖伊笔下的启蒙诸贤接受了古代经典的去魅化思想，并将之用来反抗教会的神话，之后他们又抛弃了经典，反抗古典主义进而拥抱现代性，但是盖伊虽然发现了启蒙诸贤与古代经典的同质性，却没能剖析生活在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相比17世纪的思想家们有何差别。文艺复兴也是借由对古典的复兴而拥抱新的去魅化的社会，体现出了与启蒙运动一样的同质性，因此为了避免将启蒙运动解读成第二个文艺复兴的危险，盖伊不得不强调二者的差异：文艺复兴时期存在宗教论战，而启蒙时代在宗教问题上宽容度更高；启蒙时代出现了新兴的科学革命等等，为此他把蒙田、笛卡尔、培根、牛顿单列一章并命名为《异教徒基督教的时代》（The Era of Pagan Christianity），但是他仍然无法回答一个问题，究竟造成启蒙运动的因素中哪些是必然的？哪些是偶然的？因此盖伊的理论也遭受了各路历史学者的围攻。另外，盖伊罗列的思想家们还都是男性，对于性别的思考依然缺席。

    尽管盖伊的理论受到质疑，但他批判地看待启蒙运动，带入社会史的脉络使他的作品在20世纪60年代炙手可热。他也刺激了启蒙运动多元性的可能，例如1976年梅尔（H. F. May）出版了《美洲的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 in America）;1971年欧文·奥尔德里奇（A. Owen Aldridge）的作品填补了南美洲的西班牙殖民地启蒙运动的空白。

    20世纪70年代后，启蒙运动的地理范围不断扩大，意大利历史学家弗兰克·温杜里（Franco Venturi）关注到欧洲各地区启蒙运动的联系，以及启蒙思想通过何种方式传播，启蒙的边缘也被学者们看到。70年代的学者也开始关注启蒙的社会基础，人们如何传播、使用和回应启蒙思想，更有趣的是相比大思想家，学者们开始关注小文人的生存。罗伯特·丹顿（Robert Darnton）认为启蒙时代大部分的书籍并不是那些伟大著名思想家创作的，而是小文人，他们适应市场需求，也不认为自己是“开启民智”的人，只是想要混口饭吃。丹顿接着开始考察书商的运作，正是这些人的存在使得思想的传播成为可能。从丹顿开始，启蒙运动的边界不仅仅是地理边缘的扩大，而且是社会阶层的下移，不再局限在精英的历史了。

    逐渐地，学者不再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割裂来看了，启蒙的理性精神和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共同描绘了18世纪的生活图景，成为现代社会的开端。这之后，哲学家也开始试图定义“启蒙”来理解现代性，1947年，狄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和麦克斯·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在二战以及犹太人大屠杀结束后立刻出版了他们的著作《启蒙的辩证》（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提出他们的核心关怀，即为什么理性的启蒙运动没有把人类带向真正的文明社会，而是造就了另一种更具毁灭性的野蛮呢？ 他们认为，启蒙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理性的追求最终会造成对自然的霸权，解构了对威权的迷思，却建构了对知识的崇拜。人们只想通过了解自然来学会如何统治自然和他人，启蒙失去了意义。人的一切行为只是想要超越自然、超越世界。人们试图用理性去寻找新的普遍性，但是人的理性无法达到共识，在这两位学者看来，启蒙的内核是政治恐怖，是暴力和武力，但是启蒙运动本身却没有留下能够对抗政治恐怖的手段；同时，知识成为了商品，把知识和真理、智慧分开，成为了达到目的的工具。诚然，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对启蒙是持否定态度的，无论是破坏环境、分离知识还是资讯革命。

    战后的另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哈贝马斯对于启蒙运动则抱持着比较乐观的态度，哈贝马斯追随康德的脚步，认为启蒙是必要的，希望用启蒙运动中的世界主义来对抗新右派偏狭主义，并且他否定追求知识和追求真理之间的分离，他认为公共空间提供了流通知识的渠道，使很多人获得了解放的可能。

    启蒙运动像是一个胶囊，包含了各种讨论、关怀和张力，伴随着历史的发展对于启蒙的解释也逐渐多元化，从对精英的书写走向平民的历史，从欧洲白人男性的话语走向世界性的覆盖两性和不同人种的共同的历史经验，启蒙运动过去了300年，当今社会究竟是一个启蒙结束的世界？还是一个仍然在启蒙的世界呢？

2.什么是公共空间？

    整理自James Van Horn Melton ,“What is the public sphere”, The Rise of the Public in Enlightenment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1-15

    “公共”（public）这个词有着很长的历史，在古罗马时代，“公共”作为形容词可以用于形容公民的集体财产或者公共空间，例如街道、剧院；而作为名词，则可以指称政治意涵下的财产、城邦的收入等等。而这个词还有一个更晚近的解释，即“公众”。公众原本是指书、音乐会、戏剧的观众，他们可以点评作品，这个用法在17世纪开始出现，到了18世纪开始普及。18世纪的欧洲，在印刷业的繁荣、公共空间（例如咖啡厅、沙龙）的出现以及消费主义高涨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剧院和专事文化娱乐的街区，这些都增强了启蒙时代各行业的社交关系网。这预示着“公众”将成为文化和政治的仲裁者，并会逐渐取得最高决断权。1782年德国诗人席勒写道：“公众是我的一切，是我的学校、我的王国、我最信任的朋友。我应该只听从公众，而不理会其他裁决。”伦敦的《文艺卫报》（The Atrical Guardian）在1791年也报道说：“对演员来说，公众是唯一的裁判，演出者的一切都依靠观众的掌声。”1747年，法国艺术评论家安提安娜·拉颂（Étienne La Font de Saint-Yenne）建议建立公共博物馆，因为他认为只有依靠“坚定且公正的人形成的公众”才能发现真理。即便是像路易十六这样的专制者，他也称自己需要“经常咨询公众的意见，因为他们永远不会错的。”

    值得注意的是，专制统治下的公共空间和当今的概念并不同，现在的公共空间是完全开放的，任何人都可参与，但是18世纪的所谓公共空间在很多时候是一小群人的集会，其内部是平等开放的，不受身份、地位、出身的限制，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获得加入的资格，这些空间往往要求参加者有一定的财产并且受过良好教育。

    对于公共空间的研究，法国、德国和北美洲过去20年都有很多成果，他们大多都是受到德国的哲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哈贝马斯启发和影响。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出版于1962年，在西德地区几年内成为了最广为讨论的社会和政治理论。但是在非德语世界，由于法文译本和英文译本直到1978年和1989年才出现，所以影响力有限。在北美洲，只有少量能够阅读德文的学者可以加入到讨论中，一时颇受尊崇。虽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哈贝马斯最具历史性的一部著作，但是他的核心关怀仍然是哲学式的：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使一个理性的、批判的和公开的公共空间成为可能？哈贝马斯称公共空间最开始的雏形应该是“布尔乔亚的公共空间”，这是一个沟通的领域、辩论的场合，而且是公开的、一般人即可参与的，在都市广泛存在的社交场合；报纸、小说、政治期刊都可以成为辩论的平台。虽然他认为这个公共空间在19和20世纪被消费文化吞噬，但是他仍然相信公共空间可以存在。

    哈贝马斯所谓的布尔乔亚的公共空间，受到两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脉络影响。其一是现代国家的出现。现代国家的形成从中古时代便已经开始，然而现代国家掌握军事，对内治安，对外作战，国家的暴力机器是被政府垄断的。但是在中古时代，军队分散在地方领主手中。不仅如此，行政管理、司法审讯等等只能都分散在庄园主、教会、行会等各个机构和个人手中。到了近代早期，国家政府开始将各类政治功能收入到国家权力系统里面，国家可以对公民直接行使权力，而不受到领主或者教会的干预。国家亦会尝试凸显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距离，尤其在专制政权中，国家权威或者国王是需要被观看的，华丽的宫廷和奢华的服装都意在“政治的表演”，号召人民的臣服，呈现他的公共权威。

    另一个影响便是来自资本主义的兴起，国家夺走公权力之后，人民依赖资本主义形成的独立的、国家无法掌控的经济力量。资本主义与布尔乔亚（到19世纪逐渐变身为中产阶级）的结合使国家失去了绝对的掌控力，进而触发了民主制的形成。而资本主义也影响了家庭生活的改变，在亚里士多德的古典模范家庭模式中，家庭是一个高压的环境，父权压制女性和孩子，但亚里士多德称这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家庭提供了生活的必需品，供养男性成员参与城邦政治，并且使人类得以繁衍。到了中古时代，贵族的家庭和平民之间也是类似的关系，贵族家庭既是生产的单位，也是一个统治的空间。

    到了近代早期，家庭的功能开始改变，由于资本主义兴起，公共市场的出现，家庭开始变得私人化了。新的布尔乔亚家庭，不专事生产，而是爱情与亲密关系的空间。组建一个家庭的原因应当是情感的而非经济的，孩子也是应该被呵护和关爱的，并且进行道德教育的。这当然是非常理想的建构，实际上这样的新型家庭中也产生了众多家庭的暴君。哈贝马斯受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影响，注重财产结构分析，却忽视了布尔乔亚家庭的独立性来源于相当数量的财产，将布尔乔亚的新家庭推衍为普遍的家庭状态也就将很多无产者或者平民排除在外了。哈贝马斯所论述的公众是一个超越了社会阶层的群体，但是实际上其普遍性因此而受到了遮蔽。

    最开始以文学评论而形成的公众随着社会发展开始涉及政治批评，而布尔乔亚的公共空间随着家庭生活的改变也获得了一些政治的意涵。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空间应当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理性，而非仰赖个人的权威，受教育水平在这里取代了阶级；其次是批判，公共空间可以对任何事情进行批判，无论是艺术、音乐、文学作品乃至政府行为、宗教信仰和精英特权；第三是公开，布尔乔亚的公共空间敌视秘密。理想上的公共空间，个人应该对公共事务具有足够的理解力，努力让政府变得更为理性。

    然而哈贝马斯设想的公共空间的黄金时代是18世纪，那个时候国家和社会还是分离的，人们依赖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可以对国家施以一定程度的反作用力。19世纪之后，大众媒体和广告的洗脑使得很多布尔乔亚家庭失去了自主性，国家机器也随着技术的发展一步步渗透进社会中。哈贝马斯的思想脉络也受到阿多诺和霍克海姆的传统影响，二人将二战归咎于启蒙运动的黑暗面，而哈贝马斯则乐观地相信公共空间可以发挥启蒙精神中理性的一面。

    哈贝马斯的理论当然也受到很多挑战和诘问。哈贝马斯认为公共空间的功能开始是文学批评，而后是政治评论，但是在英格兰政治期刊的流行要早于小说和戏剧；而在18世纪20年代的法国，公共意见的概念早已经介入到国家政治的运作中了。最受批评的是哈贝马斯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他认定的“布尔乔亚的公共空间”实际上有很多非布尔乔亚的参与，包括贵族、工匠、技工和平民，还有很多大学教授、教职人员以及官僚集团。哈贝马斯过分执着于布尔乔亚，而使得他的公共空间理论带上了一层阶级革命的色彩，并且使他忽略了旧制度的弹性和包容力。

    在18世纪真正存在的公共空间，应当更可能是一个颠覆了原有阶级和身份界限的空间，以受教育水平为标准进而吸纳了相当多的新兴社会精英。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哈贝马斯也被质疑忽视了女性在公共空间中的作用。由于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法典用契约的方式确立了二分法，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使得很多女性被隔绝在公共领域之外，但是实际上在欧洲的很多地区，包括法国，仍然有女性高度活跃在公共空间内，法条难以完全限制女性的参与，况且公共空间也并不等同于政治空间。

    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理论给后世留下了什么遗产？只能说是十分模糊的，在我们的时代，电脑和互联网的发达带来了新的革命，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界限更加模糊不清。想要设定这个界限就涉及了相当多的讨论，例如堕胎的合法性、公共人物的私生活、政党筹款等等。就像哲学家杜威所言，公众和他们的问题将会不断地引起研究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