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尽心上》曾记弟子桃应问孟子：“舜是天子，皋陶是掌管法律的士，如果舜的父亲瞽叟杀了人，会怎么办?”词锋至今看来仍然犀利。

　　这个问题始终被高度关注，朱熹也特于《孟子集注》说明：“设此问，以观圣贤用心之所极，非以为真有此事也。”提示要点有二：一是问题本身不过是一个假设，瞽叟杀人并未构成事实;二是问题的意义深远，由此可考问圣心。

　　瞽叟杀人虽是一个假设，可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瞽叟曾两次想杀了自己的儿子舜，只是舜孝而机敏没有成就父恶。《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避逃。”所以，“瞽叟杀人”这个假设前提是可以成立的。

　　既然假设前提成立，那孟子就需在假定条件下推断舜可能做出的抉择——孟子需用他的智慧以及道德认知探问圣心，做出符合道义符合人性也符合舜的情感逻辑的判断。否则孟子也当不得亚圣。

　　杀人偿命有罪必罚是自古以来百姓最为认同的社会公平法则。孟子以为舜首先要对“杀人”的问题做出抉择——舜说：“执之而已矣。”该抓的当然要抓，该法办的必须要法办。孟子认为舜不糊涂，也不能糊涂。于是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桃应发出第二问：“那样的话，舜难道不会阻止吗?”言外之意是，舜是出了名的大孝子，难道不会使用明的暗的各种手段阻止吗?这个问题显然超出了人伦亲情的范畴。舜是瞽叟之子，可舜也是氏族首领、天下共主。孟子以为舜必须要对天下人有所交代：“舜怎么能够阻止呢，对皋陶而言那可是职责所受。”舜做出现代法律也无可挑剔的回答。于是桃应又问了第三问：“那接下来舜又会怎么做呢?”问题直接将舜逼到死角，无可迂回，舜被置于两难之境。

　　尽管我们希望文化先祖会做出最有爱的选择，但我们也希望他做出最正确的选择。然而孟子的推断还是出人意料：“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于是孟子所推断的“窃负而逃”不断受到后人质疑。在大是大非面前舜为何不能大义灭亲?当面对公与私、德与刑、道义与人情混沌纠缠冲突较量时，舜难道只能“窃负而逃”?

　　孟子以为舜“窃负而逃”的理由大致有三点。

　　其一，孟子说“无父无君是禽兽”，以为舜定会“窃负而逃”。舜的时代以及孔子孟子的时代，圣人们一心要使人成为“人”，“自别于禽兽”就是这样一个令人骄傲的使命，而“人人亲其亲”必是美好的开端。

　　孔子和孟子都以为舜肇始了世上独一无二的孝文化。有史记载“舜年二十以孝闻”，“顺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杀，不可得;即求，尝在侧”。尽管“父顽，母嚚，弟傲”，但舜“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尽孝悌之道，理家有爱，宽宥家人，上下称颂，舜也因此得到史上最丰厚的奖赏——尧禅帝位。孔子说“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许是在赞美舜。

　　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虽说“孝”与“仁”都属有爱，但没有了“孝”，“仁”也就没有了基础，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即“亲亲，仁也”的逻辑。然而孟子还以为“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不独亲其亲”需要一个温暖的前提。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用今天的话来说，一个社会要树立榜样。舜不仅是一个可效仿的榜样，他也是一个火车头，要带领天下能人人有孝。《尚书》就记舜对臣契说：“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设立教育机构专人专职倡教五伦，中华孝文化的第一页也就此翻开，数千年来绵延不绝，遍及人伦，天地君亲师皆可一“孝”而言。致使西方哲人黑格尔慨叹：中国纯粹是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征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教”。如此说来，舜“窃负而逃”则是孟子推行仁政于孝文化基因的深厚寄望。

　　其二，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以为舜必须“窃负而逃”。朱熹曾分析桃应之问重点在于“舜虽爱父，而不可以私害公”，颇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味。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在过去的历史中不过是个理论设想，故朱熹以为“皋陶虽执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似有意开解困于两难的舜，也于皋陶、桃应各打一板。

　　“刑不上大夫”，今人常诟病。即使卫鞅深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的道理，却也还是在秦太子犯法时“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特权如壁垒。但孟子以为舜身上散发着可以穿透壁垒的阳光——“天下为公”，舜没有视君权为自己碗里的一块肥肉。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当舜深陷孝义两难时，忠与义在皋陶的手中也即矛即盾。孟子以为“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虽然是命，但也以此为性。“窃负而逃”遂成为舜于情于理最好的选择，亦可解皋陶千斤重负。当然，舜于“窃负而逃”前会先行放弃帝王的权力地位，“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舜定会还天下于天下人。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如此说来，舜“窃负而逃”则是孟子推行仁政于“清明之世”的深沉寄托。

　　其三，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以为舜乐得“窃负而逃”。朱熹曾说，舜为人子，“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为大”。然非舜真不知天下之为大，而是以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才可称其为“大”。故“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孔子就点赞道：“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不会像后世之君得天下子弑父如杨广，兄弟相残如李世民。因此，舜不会在利益与亲恩间权衡较量。相反，舜却“为不顺于父母，如穷人无所归”。

　　《孟子·万章上》记：“舜往于田，号泣于旻天”，为怨己不得其父爱而思慕也。舜“大孝终身慕父母”。因而舜可以放弃天下威权大利，就像丢弃一只破烂的草鞋一样轻松，然后背着父亲到海边，相守过日子，快乐之至。孟子说：“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此乐“人所深愿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乐可知”。舜又如何不至“乐而忘天下”?“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舜“事天与父同礼也”，自不愧于天，亦不怍于人，又何能不乐。如此说来，舜“窃负而逃”是孟子推行仁政于忧乐天下大情怀的深切寄寓。

　　当然，“窃负而逃”毕竟只是孟子的一个推断，全不似“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来的真切。不过倒是见孟子之心恳挚如孔子，为的也不过是要保住人的底线。“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孟子自然不取。但远近亲疏无差别，致天伦至亲无异于路人，如此“兼爱”孟子自以为“是无父也”，皆禽兽。孟子认为“亲亲”不能缓。因为“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礼崩乐坏之情远盛于孔子的时代。而又“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是率兽而食人也。”于是孟子开出一单药方胜似孔子，“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在孟子看来，“亲亲”是那个时代不可跌落的底线，守住“亲亲”伦理底线，也就守住了社会道德底线，守住人的底线。在孟子的理论构想中，“亲亲”不仅退可守，“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亦能进可攻，“推己及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孟子的逻辑中，能“亲亲”则能“不忍人”，便能“行不忍人之政”。能“行不忍人之政”，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就可改变。“亲亲”原是孟子“仁政”构想的一个理论基石，“窃负而逃”也是他“亲亲”理论的重要支点。舜和孟子的时代，都是社会流动性较弱、陌生人交往较少的时代，对于个人的修身和社会的稳定，孝悌比法律可能更重要，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可能更正义。

　　《中庸》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当知孟子之所以推断舜“窃负而逃”，皆因“舜由仁义行，非行仁义”。朱熹以为此“孟子真知舜之心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