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儒生之前，我们首先要肯定孔子，孔丘乃励志青年，游学各国，创下民间教育典范，其儒家理论亦自由思想的结晶，虽有粗疏，但在蛮荒时代却闪烁着文明之光。其次，本文笔下的儒生，主要指当代“儒生范”、吃文化饭的人，部份指历代攀附皇权的“大儒”。对有清之前的普通儒生，他们局限于时代、社会，不可对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否则会堕入“历史虚无主义”。
    先秦儒家思想，以“孝悌”为核心的家庭伦理－－熟人小圈子 的生存哲学，限于“亲恩师”之道。自孟子至汉朝“大儒”董仲舒，把儒家思想外推到全社会－－陌生人大圈子的关系法则，倚“父子关系”为基础，仿射变换出“君臣关系”，抑止中国上古以来的“天下为公”思想，为皇族的“家天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创制了儒术、儒教，在皇权的支持下，“独尊儒术”，成为中华民族2000年来主要的生民教化内容。北宋“大儒”程颢、程颐，南宋“大儒”朱熹，对儒术、儒教多有裨补。朱熹“灭人欲、存天理”扼杀掉最后一点人性光辉后，“孝为表、忠为里”为特征官方版儒术得以全面确立，儒术附孔、附儒以为“内圣”，攀附皇权以为“外王”。
    理清历史发展的脉络，我们清楚地分辨出：孔子、儒家思想，与后世的“大儒”和儒术，并非一路货色，或称“一块牌子，两套人马”，旧瓶换了新酒。
    儒术的世界观为“无我之我”，儒术理论通篇无我、无私，实则“我为中心”地形成一个“仁爱”圈簇：第一圈层是“我的父”，“我的子”，而“我的妻”是第一圈层的必然附着物，因为“父无妻，则无我”，“我无妻，则无子”；第二圈层是“我”的父直系家庭成员；第三圈层是“我”的家族，如同姓、远亲等；第四圈层是“我”的乡党、师门；第五圈层“我”的同僚、同袍等。
    中心是“我”，同心圈层向外扩展，每扩一层就形成一个“爱”的级差，这些圈层又是“我”的熟人小圈子。圈层的形成，与个人成长的初段经历－婴儿期、儿童期、少年期、青年期，完全吻合，所以人们很容易接受，容易产生共鸣。“我者，私也”，为抑制自私自利，孔子本来立一条平衡规则：君子不言利，故私人圈子内应遵循“不言利”的君子之约。
    而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大圈子，“世人熙熙皆为利来，世人攘攘皆为利往”，把私人圈子、不言利的家庭伦理法则，用于建构更为广泛、普遍为利的社会人际关系，已经超过了原始儒家思想的“定义域”。后世“大儒”以父子关系仿射君臣关系，以家仿射国、仿射天下，此天大的谬误为之产生！但由于此谬误有利于皇权一人、一家“基业万世”的极端私欲，所以，得到了皇权极大的推崇，汉之后的历朝历代，不论如何抢班夺权，都无一例外地最后归宿于“独尊儒术”。后世“大儒”们为皇权一人、一家的极端私欲而构建网罗全社会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灭掉社会大众的私欲，灭掉了普遍个体的自由。
    比较先秦时两大显学：儒学和墨学，儒学宗周，而墨学宗大禹。大禹属“三皇五帝”时期的代表人物，那是中国最自由、最进步的时代，科技、生产力进步如日中天，“双创”－－创新创业的最黄金时代，后世很多至今仍很重要的物质文明，都源于那个时代，如种植、渔猎、驯养、文字、舟车等等，都产生那个时代。典型如蚕丝，中国对外技术封锁了至少3000年，至今仍是中国重要的出口商品。“三皇五帝”时代的天子乃通过尚贤、尚同的考察，公推公举而受“禅让”得位。而由夏至周，生发并最终固化了天子以血缘为脉、“世袭”得位的体制。故儒术作为攀附皇权的学术体系，必然宗周。而宗大禹的墨学，则是典型的社会伦理学说：“兼相爱，交相利”－－陌生人大圈子要兼爱、言利且追求双赢，本来正好与儒家学说互为表面，一在家庭，一在社会，如阴阳互补。但“大儒”们、儒生们的学术自私，造成了中国社会哲学的失衡，为祸至今，是中国社会当前种种腐朽症状的总病根。
    自工业革命后，农业经济退居社会经济的次要地位，在农业经济时代尚有很大存在价值的儒术、儒教，到了工业化时代、尤其到了信息化、世界扁平化时代，其弊端已表露无遗！
    面对滔滔不绝的“非儒”浪潮，儒生没有反省儒家变身儒术的扭曲变态由来，反而巧言伶色地自辩来维持其“国教”的学术地位，几至欺诈的程度。儒生之诈术主要可归纳为下面三条。

一、绑架国家。
    儒生一直以儒术为“国教”，为“国学”的主体，给任何“非儒”人士贯以“抹黑中国”、“贬低中国文化”的罪名。殊不知，正是在儒术的话语体系中，只有“家国”、没有“国家”！儒生们以其一贯的、有级差的“爱”之圈层，把儒术中心化、私有化，而漠视其他中国哲学门派的存在，以此儒生心态，根本就担负不起“国学”之重。况且自汉之后，虽有唐宋一度的繁荣，但基上是在“吃老本”，政制为秦制遗存，经济和科技为“三皇五帝”的遗存，以文化本身为例，基本上是“注释学”而没有创见，后世自创制者逾益减少，到清朝及之后几乎不再有造福人类社会整体的创新出现。让儒家回归其家庭伦理的本来面目，既是学术疏理的正务，也是文化吐故纳新的必然，只有如此，方能振衰除弊，中华复兴走上正途，儒生们诬蔑别人“贬损中华文化”来掩饰自身正是中华文化最大的拖累。

二、绑架人性。
    由于儒术附孔、附儒，家庭伦理为基础，儒生们对“非儒”人士的另一大诬蔑：“无君无父，禽兽不如”。“无君”已经不值一哂，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早已“无君”，袁世凯一度想复辟君位，被全国人民骂下台、还骂死了。“无父”则是儒生们惯以感情代替理性、以道德审判代替逻辑推演的典型。因为“父子关系”属天然关系，哪门哪派都不会、也不可能主张“无父”，只是“父权父爱“的适用范围，各门各派自有见解。而象儒术那样无限扩展”父权父爱“则成了别有用心，即使不追究儒术把“父子”扩展为“君臣”的私心旧罪，拿现代中国社会中的“泛父”关系－－师父、干爹等等关系的庸俗化，最终导致一系列“坑爹”社会现象，皆证明把家庭伦理泛滥成社会伦理之丑恶和非理智性。“父慈子孝”，在很多高等动物身上都有体现，舐犊情深，动物中原始的父母之爱，有时甚至表现得更胜于人类，如大马哈鱼以身饲子等，它是生存繁衍的最基本要求。而只有人类，才能结成社会关系，为增强人类整体在宇宙间繁衍续存的机率，而抽象出“兼爱”、“交相利”等理性概念。这恰恰说明，只会“父慈子孝”的话，那是动物界普遍都懂得的爱，而“兼爱”才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大爱。儒生们过份强调“仁爱”正反过来说明他们对“爱”的狭隘认识更接近“禽兽”而远离人。

三、以心性自誉，实则攀附公权。
    原始、朴素的儒家思想，对“修身、齐家”确有助益，但对“治国、平天下”则勉为其难。儒生们以“修身齐家”来攻击其他学派“治国、平天下”的术法，是站不住脚的。由于儒生阶层的依附特质，其“修身”之道类似佛学的参禅打座，有隐居浮闲的辟好，注重形式仪制，且好逸而恶劳。而其他学派可能更注重实践性，不入世何来出世？内外双修方能平衡。儒生们好逸恶劳，以搜索故纸堆为做学问的方法，缺乏独立谋生的能力，使得他们必成为权势的依附，当然也印证了儒术熟人小圈子的生存法则－－重势位资源而不重能力。儒生们用“家天下”、“以孝治国”，来撺掇公权的代行者，窃公权以谋私利，而儒生们因此获得“出仕”的机会，形成一个互贿的官僚、儒生双环圈子，互生互利，损失的则是社会大众。儒生自汉以来，社会定位固化：要么出仕、加入官僚圈子；要么教书以传承儒术和维持儒术的正统性。对于没有第一线生产经验和劳动能力的儒生们，主子们也用得放心，第一，因为依附者没有独立生存能力，只能“紧密团结在皇上周围”；第二，没有一线经历，只能是一个公文传递员，会忠实传递和执行上级指令，而不会生出“异心”。不过，由于儒生们的依附特质，加强了他们“谁腿粗抱谁”的自私自利性，这在现代国际环境下出现了新的变化，上等儒生抱美国大腿，而下等儒生才抱“君王”的大腿，而后者始终有向前者转变的可能，故“君王”们用儒生开始也不放心起来。可见，儒生们所谈的“修心养性”，乃私心私性，缺乏公德大义的意识和修养。
    近年新儒家的出现，可能为儒家思想的救赎找到一条出路。希望新儒家亦能象各家各派一样寻求归真，发古之幽微，复儒家思想的本来，主动收缩儒家思想已经被过度泛滥的社会势位，回归其家庭伦理的元定位，专注于幼儿学童启蒙教育的社会定位。让儒家思想造福现代苍生，主动地不要拖累华夏文明复兴的后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