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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玉忠:黄老之术非“无为”之道,而是讲法之道 
作者:[翟玉忠] 来源:[] 2020-07-21

 


为了显示中国古典政治理论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的论述以下面三本经典为基础:《逸周书》、《黄帝四经》、《周礼》。

 

《逸周书》是孔子“删《尚书》之余”(刘向语),所以两千年来倍受冷落,清代才有学者开始整理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全书的校理才由西北大学的黄怀信先生完成;夏商周断代工程证明该书中的《世俘》是《尚书》真《武成》——再次证实了《逸周书》的价值。

 

《黄帝四经》是中国古典政治理论的《黄帝内经》,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3号墓。这本抄写于西汉文帝初年(约公元前179~168年)的古佚书是西汉治国理念的大纲,它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告诉我们,所谓的黄老之术不是老庄无为之道,而是以山东江苏交界处刘邦集团为代表的汉代齐地法家理论。

 

通过与大量金文资料互证,可以肯定,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的《周礼》是周王朝早期历史的回顾,是中国版的《雅典政制》(亚里斯多德著,1890年在埃及古代纸草中被意外发现),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了约公元前9世纪的《训匜》,其司法判案程序竟同《周礼》的相关记载如出一辙。

 

中国人的世界观不是以神和神的信仰为中心,法和道德不是来自神启我们的认为,天地自然秩序衍生各种规则及法律,法律支撑道德。主张顺应天道自然,道生法,法生德

 

《逸周书》开篇指出,应用《老子·七十七章》所说的“损有余补不足”的天道,对社会整体进行恰当调整,使其合乎中道,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逸周书·度训解第一》:“上天生养民众,确立各种法度。量度大的与小的,就能确定大小适中的,称量轻的与重的,就能确定轻重适中的,弄清本末两端,就能确定正中间。确定适中的标准才能补其不足损其有余,直到补损到恰当为止。排列爵次,以明确尊卑贵贱。辨明等级以安定民众。安定好朝廷内外,以成就君命;安定好公卿庶民,以便政令顺行。政令在朝廷内制定,制定人有来自近处、更有来自远处的。远处与近处的人全都到来,政令最终才能完善周密。补不足损有余在于定分精微,定分精微又在于君王英明。因此,英明的君王既重视精微而又遵循定分原则。区分了等级,民众就知道和睦;知道了和睦就会知道欢乐,知道了欢乐也会知道了哀伤;知道了欢乐哀伤就知道怎样做一个明白的人,在朝庭内外分辨好人与恶人。”(原文:天生民而制其度,度小大以整,权轻重以极,明本末以立中。立中以补损,补损以知足。爵以明等极,极以正民,正中外以成命,正上下以顺政。自迩弥兴自远,远迩备极终也。明王是以敬微而顺分,分次以知和,知和以知乐,知乐以知哀,知哀以知慧,内外以知人。)

 

《逸周书》文辞古奥,语言特点很多与甲骨文相似。比较起来,《黄帝四经》文词则相对简明。在论述中国古典政治理论基础道生法、法生德时,作者强调法律是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的。

 

《黄帝四经》以“道生法”开篇:“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这段话是说,作为宇宙人生大道产生了各项法度,法就像绳墨辨明曲直一样决定着事物的成败得失。因此既然制定了各项法度就不可违犯,法度一旦设立便不可废弛。所以说如果能够以绳墨法度自正,就可以识天下万物之理而不会迷惑。

 

中国古典政治如何在制度上约束立法者或君主呢?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不是建立在西方形而上的性恶论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皆趋利避害的人情论基础上,最高领袖代表社会整体利益,他当然不会有意祸害自己,祸害国家。进而言之,中国古典政治理论从来没有期望东方哲学王的出现,它的政治制度为一般人设计,从政治结构上说,这与现代西方民主制度对于职位的设置没有任何区别。中国古典政治理论寻求的是“抱法处势”、“无为而治”的中主。

 

战国法家韩非子雄辩地论证法治(“抱法处势”)相对于人治的重要性。尧、舜、桀、纣这样的人,一千世能出现一次就算不错了。世上的君主不断以中等人才出现,之所以要讲权势,是为了这些中等人才。中等才能的君主,上比不过尧、舜,下也不至于成为桀、纣。掌握法度、据有权势就可以使天下太平;背离法度、丢掉权势就会使天下混乱。假如废弃权势,背离法度,专等尧、舜出现才使国家太平,这就会一千世混乱,然后才有一世太平。掌握法度,据有权势,等待桀、纣,桀、纣出现才使国家混乱,这就会一千世太平,然后才有一世混乱。依此而论,太平一千世才有一世混乱,和混乱一千世才有一世太平相比,就像骑着千里马背道而驰,相去是非常远的。(《韩非子·难势》原文:且夫尧、舜、桀、纣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随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绝于中,吾所以为言势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桀、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治而一乱也。且夫治千而乱一,与治一而乱千也,是犹乘骥而分驰也,相去亦远矣。)

 

事实上,中国传统政治的弱点不在于政治结构本身,而在于中国的社会功勋制和权力监督没有延伸到最高领袖层次。民国以前,最高领袖层面相当长的时间保存了落后的血缘世袭制——帝制。两千年前中华原生文明没有被儒化前,秦汉多“抱法处势”的中主。但一个“胡亥更法”,秦朝百年基业毁于一旦,帝制的弱点突显。

 

这里要强调的是,没有理由说帝制比政治分赃制下的现代西方总统制差,因为资本的异化有时比思想、基因的异化更为严重。20世纪60年代艾森豪威尔总统(Dwight David Eisenhower)警告美国人未来“军事工业综合势力”会构成对民主的严重威胁——今天,垄断资本已经成为最专制暴力的统治力量!

 

 

(作者简介:翟玉忠,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文章来源:节选自《道法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华文明的复兴》,该书由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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