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近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中心编撰的多卷本“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第一辑，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六十多年的历史，让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有着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为了“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2013年7月，成立了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此次推出了这一研究工作的首批成果——“口述历史丛书”五种，口述人包括著名历史学家姜义华、社会学家邓伟志、经济学家杨小佛、电影艺术家沈寂、京剧表演艺术家童祥苓。

    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历史学家、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姜义华的《姜义华口述历史》中部分章节。

    1973年8月，毛泽东指示注释柳宗元的《封建论》、章太炎的《秦献记》、《秦政记》和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秦始皇》，所涉及的不仅是秦始皇个人评价问题，“百代都行秦政法”，其实更是对秦以来国家治理制度如何重新认识问题。因为我从1959年起一直在做章太炎研究，当时受命注释章太炎的两篇文章。《秦献记》辨明焚书坑儒真相，《秦政记》则讨论秦以来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制度。毛泽东当时还指定要印发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索要章太炎的《訄书》，最好是注释本。这时，朱永嘉到北京去开会，问我们注释《訄书》来得及来不及，我说注释本肯定是来不及。我曾将《訄书》初刻本、修订本、检论本及其间诸手改稿本等逐一对校抄辑于一本，蝇头小字，密密麻麻的，但要抄清重排，也非朝夕可就。最后，选定上海1958年排印本印成大字本赶紧送去。毛泽东对章太炎著作的兴趣，使我感悟到章太炎思想所具有的强烈的现代性。

    后来，就由市里安排组织了章太炎著作注释组。一共是二十人，工农兵都有，各五名，工人有张谷镛、王建华等，农民多是从农场来的，有许妙法、袁济喜等，解放军有三个干部两个战士，袁济喜后来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现在是那里国学院的副院长。熊月之也是那时的战士之一。知识分子也是五个人，我一个，陈旭麓先生、汤志钧先生是参加早的，后来把朱维铮也找来了。当时还有两位老先生，一个是蔡尚思，一个是周谷老。我说，蔡先生是不做注释的，他的功夫不在这上面，不要强人所难，但他的名字一开始是列在上面的，没有来。周谷老过去是做通史的，考证也做过，但是年纪大了，也不要他来了，选一些篇让他在家里做吧。那时，章太炎的孙子章念驰要来，我说，家属来参加，这件事情不好弄，历史人物的评价家属最好不要直接参与，可以请他提供一些资料。注释组就是这样组成的。当时在香港路上开动员会。全市一共组织了六个组，不光是章太炎，还有王安石、韩非子、商鞅、沈括等，都有注释组。就是章太炎组时间长，其他那些组的时间都比较短。

    后来，北京图书馆鲍正鹄告诉朱永嘉，说他们那里有一批章太炎的手稿，让他派人去看一看。朱永嘉让我去。原来说要去两个月，后来我大概去了两个多星期就回来了。我离开北京的时候，请北图帮我拍了一批缩微胶卷。那次去，鲍正鹄给予了很大的帮助，让我在那里看了章太炎的大量的手稿，包括《菌说》与《儒术真论》。《菌说》中，章太炎修改的那些内容，后来我加了几段在《章太炎著作选注》书里。我找到了他的《驳建立孔教议》手稿，原来已经被撕开了，我把它拼起来了。这些，我日后在《章太炎思想研究》里，都把它吸收进去了。在北图，我还找到《许寿裳日记》和严复的一些手稿，《许寿裳日记》中有他和鲁迅等人在东京听章太炎讲学的记录。上海图书馆也给我们很大支持，让我们查阅馆藏的章太炎著作和手稿。复旦大学图书馆让我们借阅了所需的各种资料。

    那时候，注释组就放在复旦，先在学生宿舍6号楼，后来迁到学生食堂后面一座楼里。联系我们这个注释组的主要是吴瑞武，他来的次数比较多，差不多一两个星期要来一次。朱永嘉也来过一两次。大家日日夜夜都扑在工作上，没有休息日，相互关系很融洽。

    当时部队里来的一个人，程文珏，是警备区的一个股长，来当组长，管政治，我是副组长，管业务。朱永嘉他们找我来主持章太炎著作注释工作，因为他们知道，我从学生时代就一直在做章太炎研究，被打倒以后也没有放弃，确实读了一点章太炎的书。所以，选哪些章太炎的文章，这些文章的背景是什么，针对是什么，它要反对的、批评的是什么，基本上都由我提出和决定。当然，我也会征得陈旭麓、汤志钧、朱维铮他们的同意。这段时间对我来说，章太炎研究有了实质性的很大推进。自己做了那么多年的研究，从没有像这样逐字逐句的讨论，包括章太炎在日本的活动，关于西方的学术渊源，都搞得那么细。做注释，这是没办法逃避的，必须弄清楚。另外，在总体上把握章太炎，也有了新的高度，因为和注释组的人一起逐篇逐句做了这么完整的细致的注释。

    朱维铮后来写文章说，注释组每个月要批斗他一次。那是完全没有的事。注释组里的人都对他很好，他搬家都是熊月之他们用黄鱼车帮他推的。倒是他在组里，多次当着大家的面，大骂两个老的。一次因为“色声香味触法”的标点问题，我因为主张“触”与“法”之间要加顿号，说了一句“这是常识嘛”，他吼起来了，说“你就是……”，把我1962年的事情扯出来，将我狠批了一通。定稿的时候，因为是决定陈先生和我共同定稿，没有让他参与定稿，他又怒气冲冲。

    我们的任务是编著一部《章太炎诗文选注》。 1976年7、8月份，上册已定稿，送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8月底、9月初，陆续排出一部分，都立即印成大字本用飞机直送北京，后来方才知道，毛主席那几天已到了他生命的最后阶段。

    章太炎的著作，涉及对于清末这场革命怎么评价，涉及对中国传统的思想、传统的制度怎么省思，尤其是怎样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形成中国自己的话语权，确实具有研究价值。

    那时，我觉得已有条件编一部《章太炎全集》，便写了一份计划报上去了。因为“四人帮”垮台，搁置下来了。汤志钧、王仲荦后来决定重起炉灶，当然，也没有把我们完全丢掉，所以后来搞了个不设主编，也不搞编委会，分头做《章太炎全集》，大家都参加。

    “四人帮”垮台以后，章太炎注释组解散了，我也被作为被朱永嘉包庇重用的牛鬼蛇神再次打倒，并给送到人防工地劳动。关于章太炎的那批注释成果呢，还是觉得丢掉可惜，所以后来就和出版社商定由我和朱维铮编一本《章太炎选集》。这本《章太炎选集》，朱维铮建议增加了两篇关于论王阳明的短文，其他的都是我选定的。关于题解，他说他要最后文字加工与写定，我因各篇文章背景、意义都已明确，便说好吧，文字由您处理。书完成后，他突然提出要将他的名字署在前面，我想我刚刚平反，便说，你是学长，比我高两年，你就署在前面吧！我这个人，人们都知道，从来不会去争这个东西。这样，他的名字就放在了我的前面。校点《章太炎全集》第三册时，因我提供了自己将《訄书》到《检论》各不同版本汇校成一册的本子，又将已出版的《訄书》各种版本都提供给他，他在交稿时，建议我和他共同署名，我则拒绝了，说还是你一人署名吧。那本《章太炎选集》，其实，有相当一批文章吸取了注释组的原先成果。

    章太炎注释组，对于熊月之他们那批工农兵，还是很有帮助的。熊月之后来考了研究生，写了章太炎传，基础都是那时候打下来的，资料也都是从那里来的。他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的底子，也是那时候打下来的。那时，包括《地学浅说》、《谈天》等等在内的一批早期西学著作，他都在这里读了。那时许多翻译的西书，我们都从图书馆借到这里来了。为了找傅兰雅的译书，我还专门去北京柏林寺的书库才找到。这些工农兵，天天和几位老师同吃同住同工作，由老师耳提面命，手把手地教，我常说，等于读了一次大学，读了一番研究生，因为后来的研究生也没有这样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