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唐宋以来直到今日，学人之一大弊病在于割裂诸子，师心自用。以至于人人异说，个个“专家”！

    儒家心法的精髓，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来是讲学人做功夫，由日常戒惧至于无为境界。一千多年来，注家几乎都将之解释为危险人欲与精微天理的对立，导致学人做功夫无下手之处——良可叹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源自《荀子·解蔽篇》所引古《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荀子在其中作了详尽的解释；汉以后儒家黜荀申孟，贬低荀子、推重孟子，长期以来对此视而不见——门户之见，蔽塞之祸，竟然遗害至今。

    大道为天下裂久矣，“世间须大道”【1】，诸君努力！

    中国文化，圣人精德立中，内圣外王的宗旨，由来远矣。据现今发现的战国文献资料，当可推至尧的时代【2】。

    不过“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一语，则源自东晋才问世的《伪古文尚书·大禹谟》，南宋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大加推崇，被后学称之“十六字心传”（又称“虞廷十六字”），影响中国文化甚巨，直至今日。

    朱熹认为，这十六个字是道统的核心，是古圣先贤一脉相随的不二法门，直到传到居功甚伟的孔子。他说：“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下相传，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圣，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际，丁宁（通“叮咛”——笔者注）告戒，不过如此。则天下之理，岂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来，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3】。”

    按照朱熹的理解，“十六字心传”的核心是讲人心与道心之异，人心是“危殆而不安”的，道心是“微妙而难见”的。关键是学人当治人心，并归于道心，使天理战胜人欲，实现“危者安、微者着(通著——笔者注)”。他说：“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而以为有人心、道心之异者，则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为知觉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难见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无以胜夫人欲之私矣。精则察夫二者之间而不杂也，一则守其本心之正而不离也。从事于斯，无少闲断，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危者安、微者着，而动静云为自无过不及之差矣。”（朱熹《中庸章句序》，语意：心的虚灵知觉，原本只是一个。说它有人心、道心的区别，是由于它或者产生于属于个人的形体、气质，或者根源于纯正的本性，因此那支配知觉的东西也就有了差别，所以它或者是危险而不安分。或者是隐微而难以呈现。然而，人谁也不能没有这个形体，所以即使上智者也不能没有人心；而无论谁也都有这个本性，所以即使下愚者也不能没有道心。二者混杂于心这个方寸之地，若不知如何治理它们，就会使危险的越加危险，隐微的愈加隐微难以呈现，大公无私的天理将永远无法战胜那自私的人欲了。精审，就能辨明二者的区别而不使它们混杂；专一，就能保持自己本心的纯正。这样做，从不间断，一定会使道心总是作为身的主宰，而人心就事事顺从了。于是危险者安宁了，隐微者显著了，动与静、说与做也就自然没有过与不及的偏差了。）

    在朱熹看来，“精”、“一”才是真正的下手处，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对两分的人心、道心的描述。

    朱熹的这种错解不是偶然的，与《伪古文尚书》同出的孔安国传中，已经有将人心、道心两分的倾向。上面说：“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故戒以精一，信执其中。”伪孔传语虽简洁，但其核心思想与朱熹异曲同工。

唐代在孔颖达《尚书正义》将“十六字心传”看成为“为君之法”，认为明道必精心，安民必一意，它显然也是受了伪孔安国传的影响。他说：“民心惟甚危险，道心惟甚幽微。危则难安，微则难明，汝当精心，惟当一意，信执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4】。” “居位则治民，治民必须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经也，物所从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惟万虑之主，道心为众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则难安。安民必须明道，道心微则难明。将欲明道，必须精心。将欲安民，必须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当信执其中，然后可得明道以安民耳。”【5】

   北宋程颐则将人心与私欲，道心与天理联系起来，这直接为朱熹所继承。他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6】。”

    要理解儒家心法的精义，我们需要正本清源，看看“十六字心传”究竟传自哪里？其本义是什么？

    清初阎若璩（璩音qú，1638~1704年）在他影响巨大的《古文尚书疏证》中，曾精细论述了“十六字心传”的造伪因缘。他说：“此盖纯袭用《荀子》，而世举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檃括（yǐn kuò，就原有的文章、著作加以剪裁、改写——笔者注）为四字，复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7】。”

    为了使读者能弄清楚先儒千年来对儒家心法的严重误读，笔者已将《荀子·解蔽篇》论“治心之道”部分附在文后，这里只谈其精要。

    首先，《荀子》同先秦其他先哲一样，极力推崇三代无为而治的善政，认为它们是内圣外王的典范。《荀子·大略篇》就说：“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诏而万物成。 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工贾亦然。”（文意：为君之道，在于了解人；为臣之道，在于精通政事。从前舜治理天下，不用事事发布命令各种事情也就自然办成了。农夫对种地很精通却不能因此而做管理农业的官吏，工人和商人也是这样。）

   《荀子·大略篇》所述风格简约，《荀子·解蔽篇》则不同，他详细论述了舜是如何达到“不以事诏而万物成”的，文中写道：“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 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很明显，这里的“人心”、“道心”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危”不是凶险之意，否则何来“其荣满侧”。

那么何谓“危”和“微”呢？据上下文，历代注家并没有大多歧异。比如唐代杨倞注云:“一，谓心一也。‘危之’当为‘之危’。危，谓不自安，戒惧之谓也。侧，谓迫侧，亦充满之义。微，精妙也。处心之危，言能戒惧，兢兢业业，终使之安也。养心之微，谓养其未萌，不使异端乱之也。处心之危有形，故其荣满侧可知也。养心之微无形，故虽荣而未知。言舜之为治，养其未萌也。”（说文许慎曰危，在高而惧也。）

参考《荀子·解蔽篇》“治心之道”， 杨倞“微”注为“未萌”似乎有失准确。荀子文中进一步论述了“危微之几”，他以事例说明，人为的勉强、克制、戒惧都达没有达到自在无为的“微”的圣境，仁圣的境界是恭谨且和乐的。他说：“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强？何忍？何危？故浊明外景，清明内景。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 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

综上所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本义不是人心私欲危险，道心天理精微，而是说我们修心戒惧自省，成就大道精妙无为。

    笔者查遍群籍，发现自《伪古文尚书》出世一千七百年来，惟清代大学者阮元明确指出解《道经》“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当内证于《荀子》，不可从《伪古文尚书》。至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义，他则置而不论。阮氏的注被收入清末王先谦的《荀子集解》中，如下：

“此篇言知道者皆当专心壹志，虚静而清明，不为欲蔽，故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案后人在《尚书》内解此者姑弗论，今但就《荀子》言《荀子》，其意则曰：舜身行人事而处以专壹，且时加以戒惧之心，所谓危之也。惟其危之，所以满侧皆获安荣，此人所知也。舜心见道而养以专壹，在于几微，其心安荣，则他人未知。如此解之，则引《道经》及‘明君子’二句与前后各节皆相通矣。杨注谓‘危之当作之危’，非也。危之者，惧蔽於欲而虑危也；之危者，已蔽於欲而陷危也。谓荣为安荣者，《儒效篇》曰：‘为君子则常安荣矣，为小人则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荣而恶危辱。’据此，则《荀子》常以‘安荣’与‘危辱’相对为言。此篇言‘处一危之，其荣满侧’，若不以本书证之，则‘危荣’二字难得其解矣。故解《道经》当以此说为正，非所论于古文《尚书》也【8】。”

    在儒家独尊的时代，为了“政治正确”，身为封疆大吏的阮元似乎对所谓“儒家心法”不敢置评；但对于二十一世纪的我们来说，再也不能迷信旧注，以讹传讹了——在学术上不能“为尊者讳”，即使错误涉及宋以来儒家最核心的理念！

    百家殊途而同归，若不是学人长期发来割裂诸子（儒家之内的孟、荀两大家亦被割裂），恐怕这一致命误读不会遗害至今！

这，是最值得今人反思的……

注释：

【1】引南怀瑾先生1997年金温铁路通车时的诗作；据《青年时报》2012年10月1日题为《世间须大道，何只羡车行》的纪念文章：“1997年在金温铁路的通车仪式上，南怀瑾没有回来，只作了一首感言的诗：‘铁路已铺成，心忧意未平。世间须大道，何只羡车行。’南怀瑾为金温铁路筹资了4568万美元，在建设完成之际，将股权转让给浙江省和铁道部，功成身退，分毫不沾。”

【2】清华简《保训》中有：“昔舜久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

【3】朱熹：《中庸章句序》。

【4】《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94页。

【5】同上，94~95页。

【6】《二程遗书》卷二十四。

【7】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244~245页。

【8】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2013年，第473页。

附文：《荀子·解蔽篇》论“治心之道”部分原文及译文

写在前面：

    中国文化内圣外王的宗旨，诸子百家多有论述。与《伪古文尚书》及《荀子》相似，黄老经典《管子》中所言亦极为精当，足可与《荀子·解蔽篇》相参。《管子·法法第十六》说：“政者，正也。正也者，所以正定万物之命也。是故圣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正以治国。故正者，所以止过而逮不及也。过与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则伤国一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重要如此！

    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墨（通“默”——笔者注）云，形可劫而使诎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曰：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其物也杂博，其情之至也不贰。《诗》云：“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通“置”——笔者注）彼周行。”顷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故曰：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以赞稽之，万物可兼知也。身尽其故，则美。类不可两也，故知者择一而壹焉。

［译文］

　　 心，是身体的统帅，是精神智慧的主管；它发号施令而不从什么地方接受命令。它自己限制自己，自己驱使自己；它自己决定抛弃什么，自己决定接受什么；它自己行动，自己停止。所以，嘴巴可以强迫它沉默或说话，身体可以强迫它弯屈或伸直，心不可以强制着改变意志，它认为什么对就接受，认为什么错就拒绝。所以说：心的行态，它的选择是不受什么限制的，而一定根据自己的见解；它认识的事物虽然繁杂而广泛，但它的精诚时是不会三心二意的。《诗》云：“采呀采呀采卷耳，老装不满斜浅浅的筐。我怀念心上人，把筐放在大路上。”浅筐是容易装满的，卷耳是容易采到的，但是不可以三心二意地呆在大路上。所以说：思想分散就不会有知识，思想偏颇就不会精当，思想不专一就会疑惑。如果拿专心一致的态度考察万物，那么万物就可以全部被认识了。亲自透彻地了解万事万物的所以然，就完美了。所以认识事物不能三心二意，所以明智的人选择一种事物并专心于它。

    农精于田而不可以为田师，贾精于市而不可以为市师，工精于器而不可以为器师。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于道者也，精于物者也。精于物者以物物，精于道者兼物物。故君子壹于道而以赞稽物。壹于道则正，以赞稽物则察。以正志行察论，则万物官矣。

［译文］

　　 农民精于种田，却不能做管理农业的官吏；商人精于买卖，却不能做管理市场的官吏；工人精于制造器物，却不能做管理器具制造的官吏。有些人，不会这三种技术，反而可以让他们来管理这三个部门。所以说：有精于道的人，有精于具体事物的人。精于具体事物的人只能支配某种具体事物，精于道的人则能够全面处理各种事物。所以君子专心于道而用它来帮助自己考察万物。专心于道就能正确无误，用它来帮助自己考察万物就能看得非常清楚；用中正的心志去考察各种言论，那就能管理万物了。

    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危之，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错（通“措”——笔者注）而勿动，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则足以见须眉而察理矣。微风过之，湛浊动乎下，清明乱于上，则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导之以理，养之以清，物莫之倾，则足以定是非、决嫌疑矣。小物引之，则其正外易，其心内倾，则不足以决庶理矣。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音kuí——笔者注）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于射；奚仲作车，乘杜作乘马，而造父精于御。自古及今，未尝有两而能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通“筳”——笔者注）可以搏鼠，恶能与我歌矣？”

［译文］

    从前舜治理天下，不用事事发布命令各种事情也就自然办成了。我们治心，专心于道，戒惧自省，安荣就会时时都在身边；涵养大道，达到精妙无为的境界，就会安荣而不显示出来。所以《道经》说：“我们修心戒惧自省，成就大道精妙无为。”这戒惧与精妙的区分，只有明智的君子才能了解它。人的思想就像盘中的水，端正地放着而不去搅动，那么沉淀污浊的渣滓就在下面，而清澈透明的水就在上面，这就能够用来照见胡须眉毛并看清楚皮肤的纹理了。如果微风在它上面吹过，沉淀污浊的渣滓就会在下面泛起，清澈透明的水就会在上面被搅乱，那就不能靠它获得完整的映像了。人的思想也像这样。如果用正确的道理来引导它，用高洁的品德来涵养它，外物就不能使它倾斜不正，就能够用来判定是非、决断嫌疑。如果有小事牵制了他，那么对外部的正解认识会发生变化，思想也会产生偏颇，这就不能够用来决断各种事理了。古代爱好文字的人很多，但只有仓颉一个人的名声流传了下来，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喜欢种庄稼的人很多，但只有后稷一个人的名声流传了下来，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爱好音乐的人很多，但只有夔一个人的名声流传了下来，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爱好道义的人很多，但只有舜一个人的名声流传了下来，这是因为他用心专一啊。倕制造了弓，浮游创造了箭，而羿善于射箭；奚仲制造了车，乘杜发明了用四匹马拉车，而造父精通驾车。从古到今，还从来没有过一心两用而能专精的人。曾子说：“唱歌的时候看着打节拍的棍棒，心想可以用它来打老鼠，这类人怎么能和我一起唱歌呢？”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音jí——笔者注）。其为人也，善射（射覆，古代游戏，将物件预为隐藏，供人猜度——笔者注）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辟（通“避”——笔者注）耳目之欲，而远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乎？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有子恶卧而焠掌，可谓能自忍矣，未及好也。辟耳目之欲，可谓能自强矣，未及思也。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可谓危矣，未可谓微也。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强？何忍？何危？故浊明外景，清明内景。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无为也；圣人之行道也，无强也。仁者之思也，恭；圣人之思也，乐。此治心之道也。

［译文］

空石的这个地方有一个叫觙的人，他生性善于猜测而喜欢思考。但耳朵一听到声音、眼睛一看到美色，就会干扰他的思考；蚊虻的声音一传到他耳朵里，就会妨害他聚精会神。因此他避开耳朵、眼睛所向往的音乐、美色，并远离蚊虻的声音，独自静静地思考，于是他的思路就畅通了。如果思考仁德也像这样，可以说达到精妙境界了吗？孟子怕败坏了自己的仁德而把妻子休出家门，这可以说是能够自己勉力向上了，但还没有能达到思考仁德的地步。有子怕打瞌睡而用火烧灼自己的手掌，这可以说是能够自我克制的了，但还没有能达到爱好仁德的地步。觙避开耳朵、眼睛所向往的音乐、美色，远离蚊虻的声音，可以说是自我戒惧了，但还未可以说达到了精妙无为的境界。那达到了精妙无为境界的人，就是至人。既然至人，还要什么勉强？还要什么克制？还要什么戒惧？所以一般浅尝大道的人只能在外表表现出来，得道的人才能在心灵深处散发光芒。圣人顺从人的欲望，尽有人的情感，但他处理一切事情都合理。那还要什么勉强？还要什么克制？还要什么戒惧？所以仁者行道，不先物而为；圣人行道，没有什么勉强的。仁者的思虑恭敬慎重；圣人的思虑轻松愉快。上述就是治心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