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翟玉忠先生的这篇文章颠覆了太多的常识！

    比如上承西周王官学六艺、下开诸子百家的孔子之学不是儒学，“六艺不只是儒家经典，亦为百家之经典”；比如儒学不是纯粹的（西式）学术、哲学或宗教、“中国身心智慧之学超越西方理性知识体系”……

    而他所用的论证材料又都是一般学人所熟知的:《论语》、《荀子》、《汉书·艺文志》……

    看来，复兴中国文化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因为有太多的“专家”正在重复太多的错误，以至于我们将诸多荒谬见解当成了常识，将诸多含混叙述当成了伟大创新。   

    翟先生说,写作此文的初衷是希望“那些师心自用、向壁虚造、混淆视听的理论不会再大行其道、横行霸道、胡说八道”了。

    但愿如此吧！

    最近参加了一场大型儒学研讨会——这是笔者多年来参加的较高水平学术会议，组织者尽心，参会者用心。

    研讨会暴露了当前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致命问题：学人多以中国文化为研究材料，生硬地将之塞入西方学术概念、理论框架。这类研究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或许是有益的，却与圣贤大道无关——表面上，专家们满嘴都在宣讲中国文化，有时慷慨至听者动容，但实际却未言什么中国文化！

    真应了禅宗师傅的一句话：“终日吃饭没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没挂着一丝纱。”

    ——看来这些先生们都大彻大悟了，说不定明天就会与鸡犬共升天堂，如高僧坐脱立亡。

    人家工作在西式大学里，总要符合（西方）学术范式吧！在此意义上我们还要理解人家，多一些宽容。

话说回来，宽容也当有限度。对于从学术角度看也十分不严谨，甚至不负责任的论断，我们必须指出来，无论这些话自何方大老，听起来如何理直气壮。

否则，儒学研究岂不成了一本糊涂账？！

    笔者认为，在儒学研究中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要弄清楚：

             一、中西学术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首先，学习、学术的目的是什么？

    在西方以理性（一般定义为符合逻辑的推理）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内，认为学习是为了获得知识（技能），是没有什么错误的。这是因为西方在走出中世纪的神学禁锢后，理性和怀疑精神觉醒，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在理性阳光的照耀下，喷薄而出。所以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宣布：以知识替代信仰！

    但在中国，由于理性精神在三千年前的西周、甚至更早已经主导中国精英的生活，所以在中国文化中，理性知识并不像西方一样是学习是目的，而只是学习的一个起点，学习的根本目的是成圣成贤，得大智慧！

    伟大的孔子将自己的修习之路一言以蔽之：下学而上达。他曾慨叹没有知音，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南朝皇侃疏云：“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我既学人事，人事有否有泰，故不尤人。上达天命，天命有穷有通，故我不怨天也。”【1】

    战国时代的荀子，关于学习的目的讲得更为清楚。他指出学习要从作一个普通读书人开始，终极目的是成为圣贤。这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死而后已！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荀子·劝学第一》）

千载之后，南宋大儒朱熹再次重复了荀子的学习观。他说：“则所谓学者，果何学也？盖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谓‘儒者之学’是也。盖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学者有三，辞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尹侍讲所谓‘学者，所以学为人’也。学而至于圣人，亦不过尽为人之道而已。”【2】

    在《劝学》篇的未尾，荀子提出了成圣成贤（成人）、完善德行的步骤及其境界，值得学人认真研读。他说：“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 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耳非是无欲闻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也。”（语意：君子知道仁义德行不彻底不纯粹是不能够称之为完美的，所以诵读群书以求融会贯通，思考探索以求领会通晓，效法良师益友来实践它，去掉自己坏的习气来持养它。使自己的眼睛不合礼义的东西就不想看，使自己的耳朵不合礼义的东西就不想听，使自己的嘴巴不合礼义的东西就不想说，使自己的脑子不合礼义的东西就不想思虑。等到了那极其爱好礼义的时候，就好像眼睛喜爱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耳朵喜欢宫、商、角、徵、羽五种音调，嘴巴喜欢甜、咸、酸、苦、辣五种味道，一心考虑如何有利天下。因此权势利禄不能够使他倾倒，人多势众不能够使他变心，整个天下不能够使他动摇。活着是这样，到死也是这样，这就叫做道德操守。有了这样的道德操守，然后才能有定力；能够有定力，然后才能因应万变。能够既有定力，又能够因应万变，就叫做“成人”。天显现出它的明亮，地显现出它的广阔，君子可贵之处则在于德行的完美。）

请注意：“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 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与佛学中的闻、思、修三大次第相类似。而西方文化，至晚从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开始，对现象世界的贬低，对完美“理念”的追求，使它在整体上只到了“闻”和“思”这个层次。对于“修”什么，如何修，修至什么境界，则不甚了了。

这里的修，是修得超越理性的大智慧。中国的先贤认为，各种理性知识本身就会产生认知上的偏见，即所谓的“蔽”，“解蔽”，消除认知偏见的唯一方法就是修心得道，成就圣人境界。

《荀子·解蔽篇》对此层层论述，终归于清静心的养成。文中说：

“欲为蔽，恶为蔽；始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圣人知心术之患，见蔽塞之祸，故无欲、无恶，无始、无终，无近、无远，无博、无浅，无古、无今，兼陈万物而中县（通悬）衡焉。”

“何谓衡？曰：道。故心不可以不知道。”

“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

理性是不完备的（从名学角度看西方逻辑本身就是不完备的），不仅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中也有清楚地表述。古印度著名经典《薄伽梵歌》中说：“感官游荡不定，思想围着它们转，就会剥夺智慧，犹如大风吹走船。”【3】巴坦加里《瑜珈经》中明确地指出：“这个特殊的真理，与聆听、研读经文或推论认知所获得的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4】

对于东西方学术的本质不同，我们图示如下：

    过去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不知圣贤之学的本来面目，将西方学术中的理性知识体系等同于中国学术中的身心智慧之学，真令人痛心——此乃文化思想上的买椟而还珠，何其愚蠢！

中国身心智慧之学超越西方理性知识体系，是人类文明的“牟尼宝珠”，古今多少圣贤为法忘躯，舍身求法——现代学人对其却充耳不闻、弃如敝履。儒学也成了纯粹的（西式）学术、哲学，甚至是宗教——至于儒学心法本身，近乎成为绝响。【5】

悲夫！

               二、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

研究儒学，一定要知道儒家在中国文化中的位置——这须先弄清楚中国文化的全体及其源流。

在历史上，对中国知识体系及其载体书籍的大规模整理，是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领导的国家校书。刘歆辑成政府新校本图书总目录《七略》，现存《汉书·艺文志》是据此增删改撰而成，从中我们基本能看到中国文化的整体脉络。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刘氏父子和《汉书》的作者班固在汉朝“儒道互绌”（音chù，意为贬低）的学术背景中，都有崇儒的倾向，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写作。

历史不容假设，但我们不防假设——让推崇黄老道家的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整理国家藏书，其编排肯定会大不同于《汉书·艺文志》，在评价儒家时，他们至少不会说儒家“于道最为高”之类的话吧。

不管怎样，就目前我们能掌握的材料来说，《汉书·艺文志》仍然是最权威的，儒家在其中的地位昭然可见——儒家是源于西周王官学的诸子百家之一家，其根本不同于六艺之学（六艺不只是儒家经典，亦为百家之经典），也不同于孔子之学，尽管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且“宗师仲尼，以重其言”。

《汉书·艺文志》将中国文化的载体典籍分为六大类别：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其中西周王官学六艺类的地位最高，他们分别属易、书、诗、礼、乐、春秋。后二者由于孔子的编辑、阐发，才得以列入六艺。西周时，易类书籍并没有特别显著的学术地位，但《汉书·艺文志》却将言天道的易列为六艺之首，且评述百家时多引用孔子及《易经》之言。

除了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类，荣列六艺的还有三类书——论语、孝经、小学。前两者皆为孔子之学，后者则为学童所学文字类书籍。

清末王先谦（1842~1917年）在其《汉书补注》中解释说：“序六艺兼及《论语》以下诸书者，别《论语》于儒家，尊孔子也。侪《孝经》于六艺，尊其书也。”此论似乎有失偏颇，他没有看到孔子之学上承六艺，下启诸子，包容百家，博大精深的特点，流于俗见，将孔子窄化、矮化为儒家。

1933年，章太炎先生（1869~1936年）在题为《儒家之利病》的演讲中就曾注意到：“孔子之门甚广大，非皆儒也，故云：‘夫子之门，何其杂也’？子贡纵横家，子路任侠之士而又兼兵家。然儒家之有权谋者，亦仍本乎道家。”【6】

唐君毅先生(1909~1978年)亦明确指出：孔子之学不能等同于儒家，是超越诸子的。他说：“大家要知道，在汉儒乃以孔子位居九流之上，儒家以孔子为宗师，但孔子上承六艺之学，下开诸子之学，其地位在一般之儒家之上。大家可以看看班固之《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对九流之学，皆引孔子或五经之言为证；便知当时人乃以孔子之道，兼通诸子之学。故当时人之尊崇孔子，乃尊崇孔子之上承六艺﹐下开诸子之承先启后的地位。”【7】

唐先生在1974年年初所著专论《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中，对孔子上承六艺，下开诸子的学术地位，有更为详细的论证。他引《史记·儒林列传》，证明孔子再传弟子，已经散为百家，比如田子方为道家、禽滑厘为墨家、吴起为兵家，三人皆是孔子著名弟子子夏的学生。司马迁写道：“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卿相师傅，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唐先生进一步指出：“此亦可证前文所说道、墨、法之流，皆后孔子而次第兴起。故孔子不特为孟子、荀子所推尊，即墨子非儒，亦说孔子之言，自有其‘当而不可易’者(《墨子·公孟篇》)。墨子只非儒家之礼乐，故责孔子之‘盛容修饰’、‘弦歌鼓舞’。但墨子称诗书，尚仁义，明承孔子之教而来。故《淮南子要略》谓墨子乃初‘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在道家之徒，如庄子之游心于天地之道，万物之初，自不以孔子所言之仁义礼乐自足。然他对孔子之人格德行之境界，则亦多推崇。如就《庄子》内篇而言，则如《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诸篇，对孔子与其弟子颜渊等之人格、德行之境界，皆倍加称道。庄子之学与颜回之学，明有相契应之处。唯在《庄子》外篇如《盗跖》、《渔父》等，乃多贬抑孔子之语。然此诸篇，昔人皆已谓其非庄子所著。而外篇中如《秋水》、《寓言》、《达生》、《田子方》等数篇，亦皆有尊崇孔子之语。至于在后之法家，如韩非，则其论政尚刑罚，固更显然异于儒者为政之重德化者。但韩非子于其《外储说》中，亦数次说到孔子亦不去刑之事。此固意在借孔子以自重。但亦同时证明在韩非子心目中，对孔子尚存敬意。《韩非子·五蠹篇》，谓“仲尼，天下圣人也，……鲁哀公，下主也，……而仲尼反为臣”。其意原是在证明仲尼之仁义，不敌鲁哀公之势，而成其贵权势之论。但其贬哀公为下主，称仲尼为圣人，亦正见其深心，未尝不尊崇孔子。要之，孔子后之道、法、墨诸家，以及其余先秦诸子之思想，自与孔子有所异。然对孔子之言行，则皆各有所称述。”【8】

孔子之学涵盖百家，百家推重孔子。只有理解这一点，才会清楚何以将孔子之学列于诸子之前，六艺之后。

马白非（不等于）马，被推重的孔子之学非孔学——儒家非孔学。

为了让读者能够形象地认识儒家在中国知识体系中的位置，我们依《汉书·艺文志》，列下表：

战国以来，儒家即为显学。无论世人多么推重它，儒学都不过是诸子之一，远远不能代表中国文化全体。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诸子百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不同，不是直接发端于私学（如古希腊诸先哲），而是流源于同一政府内的不同职守，诸子百家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而存在的。所以作为九流之一的儒家同其他诸家，必然是相辅相成，相须为用的。

 
        三、诸子百家的取与舍

《汉书·艺文志》认为，诸子百家相对于西周王官学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裔，衣服的边缘）；由于六艺之学，去古太远，真义难求，所以百家之说正好可补其不足，再说诸子百家相反相成，若能正确取舍，就能得其大用。

在总述诸子十家时，《汉书·艺文志》写道：“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通譬)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途)，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通智)究虑，以明其指(通旨)，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这里明确告诉我们，对于诸子九家（“诸子十家”中去除小说家），关键的一点在于如何取舍，如何“舍短取长”，事实上这在《汉书·艺文志》每一类的后论中表达的极为清楚，我们列表如下：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学人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根本无视诸家之所长，所短。研究政治经济，亦以为是儒家之所长——明明“君人南面之术”是道家所长，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轻重之术亦存于黄老道家经典《管子》之中，怎能脱离道家谈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胡搞什么儒家经济学、政治儒学、儒家宪政……

孟子云：“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孟子·离娄下》）

吾信之！

中国文化犹如一个有机体，各个部分是不能机械地拆分代替的，用儒家代替诸子百家，乃至六艺之学、孔子之学，更是荒唐！如果我们理解了儒家在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我们将会少走很多弯路。至少，那些师心自用、向壁虚造、混淆视听的理论不会再大行其道、横行霸道、胡说八道了!

——这也是笔者作此文的初衷。

注释：

【1】程树德：《论语集释》（三），中华书局，1990年，第1020页。

【2】同上，第3页。

【3】《薄伽梵歌》，黄宝生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0页。

【4】沙吉难陀：《巴坦加里的瑜珈经》，陈景圆译，安徽出版集团、黄山书社，2007年，第98页。

【5】参阅翟玉忠：《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

【6】《章太炎讲国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7页。

【7】引自1974年12月24日，唐君毅先生在孔圣堂中小学﹑孔圣会小学毕业典礼的讲词《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中之地位如何形成》。载《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8~322页。

【8】唐君毅：《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收入《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补编》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89~2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