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诚如作者所言：“真正的世界文化，不是从东方拿一点西方拿一点拼凑起来的，而是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自然生长，自发形成，自觉创造的。”目前问题的关键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方文化已经被西方文化解构为汉学（即东方学之一的“中国学”），我们要先复兴中国文化，再将这种建基于“人（性）/大道”基础上的文明与西方工业社会有机结合起来——在这样的文化战略大前提之下，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走出“东西方”，否则复兴中国文化、建立新的世界文化都是“花架子”。
东方学里的“东方”
东方学里有一种说法，说日本是“井底之蛙”。
我们知道，所谓“东方学”，都是西方人针对东方搞出来的。
按照赛义德的说法，作为一门学科的东方学研究，始于1312年维也纳宗教会议，因为会议决定在巴黎、牛津等地正式开设阿拉伯语、希腊语、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的教职。
有趣的是该会议将西方文明根柢的希腊语、希伯来语都划到东方学里了，看来中世纪的欧洲只知有罗马，不知有希腊。罗马也不是希腊化的罗马，而是基督教的罗马。
就连基督教也不再是那个在希腊化世界里兴起的原始基督教，而是“脱亚入欧”的罗马天主教。总之，希腊被边缘化、东方化，希腊化世界的基督教也被叫做东正教。
没有希腊的西方，还算个什么西方？即便在地理上可以叫做西方，在文化上还可以叫西方吗？有教皇和教会并不能代表西方，因为基督教的根源不在西方而在东方。要有希腊，才能代表西方。中世纪，东西方文化大换位，东方的基督教跑到乱哄哄的欧洲去立教会做教皇，而西方则把一个希腊化的世界留在了东方。换位产生错觉，来自东方的自以为代表西方，从西方过去的却被当作东方。
如此文化错位，乃希腊文化与拉丁文化分歧所致，更与罗马帝国分治有关。西罗马拉丁化，变成神圣罗马帝国，东罗马还是希腊化天下，古典时期的希腊遗产都集中在东罗马。
丢失了希腊，西方就黑暗了吗？倒退是有的，黑暗还不至于，在回归希腊化的文艺复兴运动以前，还有过一次拉丁化的文艺运动。有人把这次文艺运动叫做“卡洛林文艺复兴运动”，我认为不准确。要是以前就有，只是把它恢复出来，才叫复兴，而拉丁化是新兴的，故不应称为“复兴”。还有，文艺复兴运动主要是人文主义的，而这个八世纪卡洛林王朝的文艺运动则以神学为中心，属性也不一样。
十二世纪以后，欧洲城市兴起，北有波罗的海口岸的吕贝克，南有地中海的威尼斯，以及以它们为中心的城市群及其结盟运动，历史形态仿佛又回到了欧洲古典时期。这些城市为了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也为了树立它们的榜样，重新发现了古希腊。于是，希腊化取代了拉丁化，神圣罗马帝国开始解体了。适逢奥斯曼帝国兴起，击溃东罗马，罗马人出逃，希腊遗产回家，从此回归西方了。
海洋文明的经纬
区分东西方的经纬是海洋，从航海定位到历史定位皆如此。
古代和中世纪都是围绕着地中海来分别东西方。近代大航海时代就转变为以大西洋来分了，东方的范围越来越大，西方人开始把东方分作近东、中东、远东，一直划分到中国。
中国人看世界的格局同西方人不一样，不分东西方，而是天下观，有华夷之辨，无东西之争。西方人看东方，自有其价值取向，可到中国来一看，一向歧视东方的西方反而被中国歧视了。中国人自居于中央，号称“中央之国”，凡接受这一称号，便来打交道，不接受，你就别来。
然而，西方人既不接受称号，还要来打交道，不仅不入天下观的局，还带来一个东西方的局。日本人“脱亚入欧”，就是入了东西方的局，渐渐地，中国也跟着入了这个局。
日本人本来在天下观的局里，还一度以中国自居。或因明清之际，义士流亡日本，旨在反清复明，日助之，故以中国自居，而曰“蒙元以后无汉人，满清以后非中华”。后来，日本人面对两个局，一是天下观的局，接着中国往下做，还有就是东西方的局，全盘西化，日本选择了后者。
于是，东西方分野又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了。日本因势利导，借用了东西方这个大局，作为西方在东方的代表，得到英国支持，发动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在太平洋上重新调整了东西方的格局。战争的失败者中、俄两国都被划到了东方，而胜利者日本则成功入欧，转化为西方列强。这样的东西方与其说是个地理概念，毋宁说是个地缘政治概念，它不单是国家地理分布的空间位置所在，更由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形态和文化样式决定的。明治维新便是在东西方的格局里日本的一个国家定位转型。它在天下观和东西方之间，选择了东西方，在东西方的格局里，又选择了西方。正是以日本为例，中国亦步亦趋，终于走出天下观，走向东西方，而有了“中体西用”以及“全盘西化”之类说法。
但东西方定位往往错位，盖因世界是个球，正如西方人用地球驳斥天下观：地球是个圆，中心在哪一点？其实，这一说法，同样适用于东西方，在地球上，东西方乃相对而言。
然而，地理上的相对性并不妨碍西方人观念上的绝对性，例如，黑格尔老人在他的《历史哲学》里就说过，历史的太阳从东方升起。他说的东方是指中国，没说日本。而历史的进程犹如地球自转，从西方转向东方，也就是西方对东方的不断否定，以及由之而来的否定之否定。
若以“四因说”为例证，东方便是“质料因”，而西方则为“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好比一个产品，是在生产资料的“质料因”被赋予了生产方式的“形式因”的生产过程中，为满足社会需要的“目的因”以及实现利润追求的“动力因”的订单安排下产生的，接单和下单，从经济行为的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历史进程中西方决定论的被动与能动、服从与主导的东西方基本格局。
东西方的大错位
当历史进入太平洋世纪，东西方再一次大错位。
美国分明处于太平洋的东岸，却成为西方的代表，中国在太平洋的西岸，反倒成了东方的翘楚，地理方位不妨相对，文化定位必须绝对，这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
日本居于中、美之间，东西方在文化和地理上的错位，亦使日本产生地缘政治和文化哲学的错觉。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日本已成为西方在东方地缘政治的看门狗。
应该说，太平洋世纪是由日本人启动的，日清战争打响了启动太平洋世纪的第一枪。这一枪对于世界来说是局部的，对于中国来说却是致命的，不光出海无望，连海防都崩溃了。中国洋务运动，运动了几十年，就运动出这么个结果。第二枪便是日俄战争，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世界战争，是东西方在太平洋的一次对决。然而，被西方看作东方的，并非日本，而是俄国，为什么？
本来，俄国在欧洲，尽管是在东欧，相对于日本而言，无论如何也要算做西方。偏不！因为西方人在历史上已认定俄国属于东方。罗斯以东正教立国，已被罗马认作东方，加上蒙古人统治了好几百年，被蒙古人用鼻音“俄”成了“俄罗斯”，乃至于连“罗斯”都被取消，被人简称为“俄国”。“罗斯”，是希腊化的；“俄”，是鞑靼化的。希腊化世界还属于近东，而鞑靼化帝国则为远东，若称“俄国”，就纯然远东了。这一认定，使得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难以进入西方。不光罗斯和鞑靼化时期得不到西方认可，就是西化以后，也还是不被西方认可。两次世界大战，它都是胜利的一方，可到头来，它的同盟国还是不让它加入西方，反而与之对抗，就像罗马帝国之于匈奴，基督教世界针对蒙古，历史的烙印永难消除。作为西方的学生，日本接受了西方对俄罗斯的看法，尤其是罗斯被鞑靼化的看法，这一看法，唤醒了日本人对于蒙元入侵的历史记忆，日俄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成为了日本人当年抗击蒙元入侵的继续。
日俄战争是日本入欧的投名状。可即便胜利，那也只是在地缘政治上入欧，文化上并未入欧，还在东方学的范畴。西方是个传统，没有哪个外来的国家能进入其中，俄罗斯不能，日本也不能。这个传统的核心是教权和海权，所谓“东方”，其实，就是这权力制造出来的。东征也好，大航海也罢，都是要使这权力进入与其对应的存在——东方，哪怕未知，也要去发现，若非存在，也得开发出来。于是，马可波罗应运而生，至于其游记所言或真或假，反倒无所谓了，因为他讲述了一个西方迫切需要而且正在寻找的“东方”。那“东方”乃价值取向，由权力所虚构，权力追求财富，它就是个财富的东方。以哥伦布等为例，他们去寻找中国——那个财富的东方，结果却发现新大陆，还自以为是东方。
若以太平洋言之，它本就是个东方，而且一开始，西方人就把它当作东方，直到现在，除了美国和英联邦国家，其他美洲国家如古巴等，皆非西方，它们想进入西方，连门也没有。西方是打出来的，美国能进入西方，是因为独立战争，是因为掌握了制海权，还有就是美国人喋喋不休的“天佑美国”——上帝对美国的授权，也就是说，美以上帝立国，西方传统的接力棒传到了美国手上。
日本虽然战胜了，却未真正入欧，充其量也就是充当欧洲地缘政治的看门狗，未能登堂，不让入室。密室里面是海权，那是禁区，要海洋自由没问题，若伸手要海权，那就打住罢。可日本没打住，还要来争，那就不是来分享东西方格局里的蛋糕，而是来夺根本，看门狗反咬一口，变成狼了。
井底之蛙的梦想
作为狗，不妨脱亚入欧，作为狼，就有所不同了。
狼得有自己的梦想。入欧不是梦想，那是追随列强，搞大东亚如何？那是回归现实，谈不上什么梦想。梦想是个大家伙，要敢想，井底之蛙不妨有个“世界文化”的梦想。
敢想的人终于诞生了——高山岩男。他出生那年，便发生了日清战争，他10岁那年，又发生了日俄战争，接踵而来的是越陷越深的侵华战争，越打越大的太平洋战争。他在战争的影响下，成为一位哲学家。他在哲学里表达了一个引爆哲学并震撼世界的梦想：日本主导世界，取代西方。
他的理由来自文化史，他的理论根据基于文化类型学。他说：东西方文化各有偏颇，惟有日本，在古代和中世纪引入汉文化，通过汉文化接受了印度文化，在近代又学习了西方文化，因而是真正的世界文化。日本文化融东西方于一冶，故其民族性里，早已立了世界性的根柢。
他的梦想也就是日本民族的神国理想，在新的世界大战中，日本的历史使命已非脱亚入欧，亦非大东亚共荣圈，而是形成新的世界文化，成为世界中心，缔造一种超越的民族精神。他没有鼓吹战争，只是传播了一种文化类型的理想，他没有参与战争，只是为战争提供了一个哲学观点。
但他这一观点却充分表达了日本对太平洋战争所寄予的希望，表达了日本民族对于世界前景的一个梦想，就像日本古俳句里所说的：青蛙跃古池，扑通一声响。可这一响，反倒把世界给提醒了：原来日本还是个井底之蛙。可现在这武士道的蛙儿起飞了，飞到中国争天下，飞向世界要海权……
蛙儿飞矣，向死亡飞去。在武士道里，有一种死亡美学，以为天命无常，死亡随时都会来，与其等死亡来找你，不如你去找死，这样，你就可以摆脱无常的纠缠，自己决定生死，带着美去死，而不至于像垃圾那样，被人随随便便地打扫，故武士常说：把俺的头颅切下来，放在俺的尸体上。
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并无多少胜算，欲以找死表达为死而生的意志。西方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深陷在东西方陷阱之中“不是东西”的井底之蛙——日本，居然架着飞机起飞了，开动军舰出海了，还“扑通一声响”，炸了珍珠港，包围着它的东西方两道围墙——中国和美国相继被打破了。
有西方的东方学家说，一直到19世纪中叶，中国都是日本的围墙。也就是说，日本是以中国为前提的存在，活在中国天下观的背景下，没有主体性。此后，日本脱亚入欧，摆脱了中国背景的影响，换了一个西方的背景，在东西方的格局里来确立自己的存在，可还是个没有主体性的存在。
为了获得主体性，日本先是打破了中国天下观的围墙，接着又来打破欧洲东西方的围墙，两个文明的背景都被你破了，你想立什么？大东亚共荣圈，根本就拿不上台面，即使拿上来了，那还不是又回到了中国的天下观，只不过是天下观里换了个主人而已，日本犹如满蒙，还得活在中国文明的背景里，这是西化之后有了文明自觉的日本所不能接受的。那就换个新的，于是，高山岩男就给我们上了一道文化类型学的大菜。可这算一道什么菜呢？充其量只能算个拼盘，餐前小菜，而非一道主菜。
把东西方文化拼在一起就算是世界文化了？这样的思想，其实还在东西方的格局里，只不过把东西方文明的两道围墙当作天皇家的院墙了，思想上并未走出东西方，还是井底之蛙的哲学。真正的世界文化，不是从东方拿一点西方拿一点拼凑起来的，而是要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自然生长，自发形成，自觉创造的。真正的世界文化是个什么样式？绝非井底之蛙的神国理想，而是世界公民、人类共和国、全球大联邦，它是普世性的，不是民族化的，它是全人类的，不是某一国的，它以人类为主体。中国传统早就有“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思想，但要走出了天下观，这样的资源才能为人类所共享。欧洲也早就有“世界公民，人类共和国”的理想，同样，也必须走出了东西方格局，才能成为全人类的理想。
走出东西方格局
无论天下观，还是东西方格局，都是中世纪遗产。
天下观虽然已随着天朝的崩溃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余毒依然还在中国徘徊，时不时的就要发作起来。而欧洲人打造的东西方格局，就像给地球划分经纬度一样，给世界做了国际秩序的安排，而国际秩序的核心便是西方确立的教权和海权，以国际法的法权形式表现出来。
然而，形式上的合法性无法安顿实质上的不确定性，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敌对想象的先验性。现实性的敌对终归还能解决，不管以和平还是战争的方式解决，而假想性的敌人则是永恒的敌人。你可以战胜现实中所有的敌人，但你永远无法战胜你思想上的敌人，正如西方思想中的“东方”。基督教里不是也有个撒旦吗？为了信仰上帝，就必须假设撒旦，为了分裂的“西方”团结起来，就得假设有一个“东方”存在，非得有了“东方”存在，“西方”才能统一起来，自成一世界。在基督教神权帝国的版图上，那“东方”岂不就是撒旦的天下？为了战胜撒旦，当然就要有十字军东征了。
用教权和海权对“东方”进行文明开化，便成了“西方”的历史使命。但其前提，先要假设“东方”不文明，不开化，连异端都算不上，简直就是野蛮，异端都得上绞架，野蛮就更得征服了，这样一来，就起了“文明的冲突”，“东方”就这样充当了“西方”进化的反作用力。
若以“三世说”论史，中华天下观毕竟为“据乱世”提供了一个文明样式，展示了一种大同理想，从而自有其存在价值，然其弊在于王权主义，故被东西方世界观代替。若以经由“据乱世”开启“升平世”言之，东西方世界观竟自有着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引导全球进入一个大的历史周期的第三纪——以全球一体化为目标，以太平洋世纪为标志，在东西方格局里下最大一盘棋：“太平世”。
可新世纪要有新思维，如果思想还被困在东西方格局里，还在寻找假想敌，那么太平洋就不太平，要来临的就不是全球化和普世性的“太平世”，而是新的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如果“西方”还一如既往，想用日本作为他们在“东方”地缘政治的看门狗，那么，日本还会我行我素，反咬一口，这不能怪日本，这是日本在东西方格局里的宿命，只要这格局没有改变，历史还会重演。
但这格局正在改变，技术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全球化成为必然，人类文明对于普世性的追求，复活了古老的中国梦——天下为公，人类大同。中国是一张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大床，可以容纳世界共和与人类大同的梦想。中国拥有最高的山，号称“世界屋脊”，濒临最大的海，叫做“太平洋”，山海之间，有一部古老的书——《山海经》，反映了华夏初民的山海梦。有关山的梦都在昆仑神话中，有关海的梦犹如太平洋之风。“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观里放不下，那就出海吧。“道不行，乘桴浮于海”……遂以“太平世”，命名“太平洋”，若以“太平世”为梦想，那“太平洋”就是“中国梦”之洋。
先王之道，不囿于“王土”，尤宜于海洋，试问“天下为公，人类大同”这般梦想，怎能由帝王家天下收藏？“中国梦”太大，“王土”放不下，那就下海，不是还有比“王土”更大的自由之海吗？海洋中最大的海洋是太平洋，梦想中最大的梦想是中国先王的“太平世”梦想。道失求诸海，徐继畬说，他不是在中国，而是从美国，从太平洋的那一边，从那个伟大的开国者和让位者华盛顿总统身上，从“合众国以为国”的美利坚的联邦制国体上，他看到了先王之道的“天下为公，人类大同”的梦想。他多么希望，中国梦与美国梦在太平洋相逢一笑，太平洋就真“太平”了，世界历史的大周期也就完成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