蹲踞式人形在中国的源流十分复杂。考古学家发现，陕西临潼姜寨遗址第一期的彩陶钵外口沿处刻有抽象的蹲踞式人形。该期处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早期阶段，据碳十四测年数据，半坡类型的绝对年代在4933BC~4362BC之间——7000年前，蹲踞式人形就出现在中华大地。（如图5-10） 
图5-10 7000年前彩陶钵黑彩宽带上刻画的蹲踞式人形。（图片来源：半坡博物馆、陕西考古所、临潼博物馆编：《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下），1988年，彩版六。） 直到汉代，中国人仍将蹲踞式人形作为神性的象征。胡广跃等编著的《汉魏唐刻石精粹【下】·汉画像石》一书，收录了大量山东济宁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其中描绘主持驱鬼逐疫巫术仪式的司傩之官方相氏，戴着熊面具，身体呈正面蹲踞式；其他参与者则多呈侧面蹲踞式。古代宫廷里方相氏驱疫的仪式叫大傩，据记载，有时参加大傩的达万人。（如图5-11） 
图5-11 大傩逐疫画像石。（图片来源：胡广跃等编著：《汉魏唐刻石精粹【下】·汉画像石》陕西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2013年，第71页。） 有时，方相氏和熊并列组合画出，方相氏也呈典型的蹲踞式——这似乎是汉代的一种格式化画法。 中国最有名的蹲踞式人形集中地在广西左江，在左江绵延近200 多公里的崖壁上，分布着81个岩画点，数以千计的岩画，内容90%以上是蹲踞式人形——蔚为壮观！一般认为，它们是战国至东汉时期（公元前475~公元220年）壮族先民骆越人创作。2018年8月，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黄亚琪博士的《广西左江蹲踞式人形岩画研究》一书。这是世界上少有的研究蹲踞式人形的专著。（如图5-12） 这么多蹲踞式人形，当与南方楚越之地巫风流行有关——在南方蹲踞式人形流行的时代，内圣外王、修齐治平一以贯之的大道在中原大地已经成熟并得到了系统阐发。 
图5-12 左江岩画密集的蹲踞式人形，蔚为壮观！（图片来源：陈兆复、邢琏，《世界岩画I·亚非卷》，文物出版社，2011年，彩版六。） 中国蹲踞式人形的演变大致分三个方向，一是演变成“天”字、“大”字，二是转化为太一的符号。以上两种演化都与中国哲学最高范畴“道”有关；三是成为民间巫术剪纸抓髻娃娃，并由此演化为流行的寿字纹——也有生生不息之意。（如图5-13） 
图5-13 北京西山香山寺古建上的寿字纹。2018年3月20日笔者摄于香山寺。 天，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云：“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古文字中大和天的形象都是蹲踞式人形，不过后来“天”字强调头，而“大”字只用一条竖线代表头。（如图5-14）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何以人形表示“大”时说：“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 中国社会的人文性特点奠定于数千年前，植根于人类共同的萨满/巫文化大背景——因为“大”不是一般人像，是神圣的蹲踞式人形。 中国先贤认为，人不是上帝的创造物，神的仆人。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人是与天、地并列，参与天地运化的高贵存在——人本与神本，是东西方后萨满巫术时代的大分野所在。前者开出了政教统一，内养外用一以贯之的道统，后者发展出西方一神教信仰。 
图5-14 古文字中与“大”有关的字——李零先生认为都是从“大”字派生。（图片来源：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16年，第170页。） 需要指出的是，在金文中，天字很多用于族徽，还保存着蹲踞式人形垂阳或不垂阳的风格。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指出：“周族中还有一个著名的氏族，徽号叫 或 ，即‘天’。金文中，画人体的族徽很多，天字的特征是：正面站立，圆头，两肩平张，两臂下垂，两腿分开，手足皆外撇。1963年在陕西扶风齐家村发现了《文考日己方尊》、《方彝》、《方觥》三器(《考古》1963：8，页414，图版贰：l-3)，同铭，同花纹，同形制作风，其为一家同时铸造无疑。但其族徽有如上两种画法：一种带一小鸡儿，一种没有。可见这两种写法是相通的。”【7】 邹先生没有意识到，蹲踞式人形有的表现下垂的生殖器，有的没有，这是世界性的现象，它描述的人形是典型的蹲踞式人形。族徽“天”字下多有一兽形——“人骑兽”也是重要的萨满巫术文化造型。邹衡先生依骑兽的不同形状将其分为六类。（如图5-15）
图5-15 带天字的商周时期“人骑兽”族徽。（图片来源：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40页。） 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敏锐地察觉到，蹲踞式人形“大”与道、太、太一这些概念有互换关系。他特别指出《老子》第二十五章称道为“大”。实际上，道、大、太一三个概念异名同实，都以蹲踞式人形象征天道。他写道：“包山楚简提到‘太一’，其名作‘太’，这点就很值得注意。由此，我们发现了许多相关的现象。例如：(1)“兵避太岁”戈和《避兵图》中的‘太一’神都是用形如‘大’字的人形来表示，实际是以‘大’字代指‘太一’；(2)曹氏朱符的第二符把‘太一锋’叫作‘大、天一’，虽然我们可以把‘大’理解为‘大(太)一’之省，但也可能是以“太”代指“太一”； (3)《老子》除常以‘一’称‘道’，也有以‘大’称‘道’的例子，如其第二十五章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对比于《吕氏春秋·大乐》‘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名，谓之太一’。可见‘大’正指‘太一’；(4)《礼记·祭法》：‘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称礼天之坛为‘泰坛’，汉武帝立甘泉宫太一坛也把‘太一坛’称为‘太畤’。这些现象似表明‘太一’的概念本来就可用‘大’、‘太’或‘泰’来表示。”【8】 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道又称为“太一”，西汉武帝时曾立坛祭太一。有明确榜题文字依据的太一像见于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其中太一像下跨一条龙。太一正面呈蹲踞姿势站立。左腋下书一“社”字，头右侧题“大一将行，囗囗神从之，以……”（图5-16） 
图5-16 1973年长沙马王堆 3 号汉墓出土的帛画，李零先生称其为“避兵图”，中间有一带榜题的“太一”像。（图片来源：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图版三。） 对于帛画中的三条龙，李零教授指出青龙是天龙，代表“天一”；黄龙是地龙，代表“地一”；黄首青身龙则是“太一”的象征——上述“三一”，与古代“三皇”有关。《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奏议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 太一与帝的关系，见于中国典籍，已经高度哲学化了。《淮南子·本经训》指出，帝者，要与太一、大道合一，那才是治理的最高境界。上面说：“帝者体太一，王者法阴阳，霸者则四时，君者用六律……是故体太一者，明于天地之情，通于道德之伦，聪明耀于日月，精神通于万物，动静调于阴阳，喜怒和于四时，德泽施于方外，名声传于后世。” 另据东南大学潘中华先生在《汉画“太一”像——对象征图像的一次具体考察》长文中论证，两汉图像资料中，代表阴阳的伏羲女娲中间的人物当为“太一”，它们有的也呈“蹲踞式”。（如图5-17）但根据山东微山一石刻的榜题，伏羲女娲中间的人物有的是西王母或东王公，无论如何，此类形象都是超越阴阳大道的象征。潘中华先生指出：“从汉画‘太一’神像的发展情况看来，‘太一’神像不多见，并且消失得较快。例如在武梁祠伏羲像中所见的那样，中间的‘太一’像在东汉末期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意义，成了一个形式化的附属物。这里面的原因固然部分是由于‘太一’神及‘太一’崇拜步入了衰落，另一方面可以用出现了更好的形象来解释。原本‘太一’神像就借用了伏羲和女娲的象征形象，它对伏羲和女娲像的补充不过只有中间那个象征阴阳合和的巨人形象而已。在伏羲、女娲像中，阴阳合和很快出现了一个相当简便、美观的形式——交尾。”【9】 
图5-17 安徽萧县陈沟汉墓出土的人类始祖伏羲女娲像，中间合阴阳的蹲踞式人形为代表道的太一神。2018年3月19日笔者摄于北京山水美术馆“中国汉画大展”。 道本来无形无象，“太一”像的消失有其必然之势。 总之，帝、天、大、太一、道，这五个概念有密切的相承关系，最后结晶为内圣外王一贯，政治教化统一的中华大道！ 今天，欧亚大陆四大原生古文明：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除中国文明之外，都已经消逝在历史的黄沙之下。公元后西方盛行的排他性一神教，倾向于将地球上其他文明从语言到宗教建筑连根拔除。 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两希文化，古希腊文化和古希伯来文化，都属于次生文明。二者主要是在汲取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基础上产生的。 若我们将目光投向整个地球，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那样的辉煌文化，通过考古学家的手铲才偶尔露峥嵘。 古印度河文明也是1921年在旁遮普邦的哈拉帕（目前属巴基斯坦）发现的。印度文明的母亲河——印度河已经不再属于印度，属于一个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为印度人所骄傲的宗教经典，如同他们的英语和民主政治一样，受印欧人入侵的影响极大。 我们不能不为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及其背后生生不息的大道智慧感到惊叹——她是人类现存唯一的复杂原生古文明！ 以人为本、超越地方性神话信仰的中华文化，是4000年前东西方文明大碰撞的结晶，是人类精神的超新星爆炸。长期以来，她不失旧物，又不断涵化新知。 21世纪，我们应返本开新，系统性传承中华文化的同时，取西方文化之精华，再造一个全球化时代的人类新文明。 ——让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造福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节选自翟玉忠《智慧简史：从旧石器到人工智能》，华龄出版社2021年出版） 注释： 【7】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338页。 【8】李零：《中国方术续考》，中华书局，2016年，第177~178页。 【9】潘中华：《汉画“太一”像——对象征图像的一次具体考察》，东南大学，2005年6月，第38~39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