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3日出版的《辽宁日报》A04版刊发了《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笔者认真读了整版文章，两种久违了的感觉油然而生：敬意和惊叹！

   敬意何来？

   笔者曾经有十年在报社、杂志社工作的经验，深知采写这样的文章多么不容易。

    为了一整版文章，《辽宁日报》的记者们在半个月的时间里，竟然去了5座城市，20多所高校，听了近百堂专业课，整理近13万字的笔记， 只是为了看到真实的大学课堂，了解“大学课堂上的中国”，这是怎样高强度的工作啊！

我知道，完成这类选题，拿起电话，采访几位教育专家也能搞定，甚至简单写几个EAMIL，约几篇稿子就行了，但《辽宁日报》的记者们没有这样做——他们要的是“掌握全面准确的第一手素材”——这是最崇高的媒体从业人员品德！

            诸多中国学人完全失去了理论创新的能力

    因为研究工作的关系，笔者接触到大学学者、教授很多，所以《公开信》上列举的现象都耳熟能详，且对于“留学感”，归国教授学者们那“三板斧”，耳朵都听出了茧子——无论什么场合，见到什么人，这些先生们都要先介绍一下自己从哪国回来，毕业于国外哪所大学，师从于哪位大家或学什么专业——即使自己已经归国几十年，还要不时抡出那“三板斧”。

    但笔者依然为《公开信》提供的数字感到惊讶：“有80%以上的大学生表示碰到过课堂上‘爱发牢骚’的老师！

    这类老师“呲（斥责）必中国”，《公开信》将之归因于缺乏三个认同：即缺乏理论认同，缺乏政治认同，缺乏情感认同。

笔者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深深得益社科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有好多自己仰慕的师友，但也深知某些大学老师背离了自己祖国和人民，且主根子只有一个：即中国学人在过去一百多年思想西化的过程中几乎完全失去了理论创新能力，只会照抄西方！

面对中国飞速发展的现实，他们除了抱怨达不到西方既定的标尺之外，根本没有明确的理论认知，更谈不上理论认同。反观那些“抱怨”，不过是说“中国的故宫为什么不是美国的白宫?”“故宫如何变成白宫?”“故宫何时变成白宫”这类愚蠢问题。

    为什么诸多中国人文学者会失去理论创新能力呢？

这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西方不仅运用军事暴力掠夺中国，他们更为重要的是用精神暴力来达到长久奴化中国的目的。集中体现为，西方用自己的殖民话语体系取代了中国文化固有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的基本逻辑是欧洲中心论的，一切方面都是“西是中非”，“呲必中国、赞必西方”。在这一逻辑体系中，中国文化、中国历史和中国经验都失去了“政治正确性”。

——可以研究中国文化，但一定要用西方汉学（中国学）的方法；可以研究佛学，但不可修习佛法，那是神秘主义玄学；可以研究毛泽东的历史问题、私德问题，但不能赞同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所有这一切，都是大学学术不变的“潜规则”。

   于是，否定中国现实和中国经验，移植西方先进（最新）理论成了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基本范式；反映到教育实践，就是《公开信》中讲的：“在授课过程中，每当结合现实问题，常常会表达出一些消极负面的情绪，谈到好的，都是外国的，不好的，都是中国的，中国成了负面典型的案例库。”

    本来，欧洲的历史是极为独特的。因为自一万年前亚洲东西部分别发生农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在整体上是持续发展的，即使一个文明消失了，另一个文明很快会在早期文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唯独欧洲，它在中世纪陷入了长达一千年的严重的文明衰落。

    十六世纪以后，为了重新加入世界文明体系，面对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强大经济压力，西欧集成东方文明成果，逐步发展出以大机器生产为基础的、以殖民掠夺为特征的工业社会，即资本主义体系，其本质是异化的，物欲的和野蛮的，诚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但就是这样一个社会，西方人用学术和欺骗手段将之打扮成了文明的模样（比如篡改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并通过暴力和非暴力手段，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人学习这种“文明”，芝加哥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 Hevia)形象地称之为“帝国主义教程”。【1】

欧洲中心论的主要支柱是现代工业文明首先出现于西方，所以西方因其各种独特性，是其他文明高高在上的启蒙者，是照耀其他停滞、黑暗社会的唯一光源。

这简直是历史的无知，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杰克·古迪（Jack Goody）不无讥讽地写道：“去谈论谁发明了资本主义，不比去探究谁发明了封建主义更具意义。资本主义肯定不是一种突然的重大社会变革的结果，而是一系列事件长期演进的结果，其中的一些事件发生在西欧之外，且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前。正是东方世界不断崛起的生产体系的新发展，似乎让我们看到这种情形在当今的再次出现。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各色社会，正如百舸争流，相互砥砺，拼搏向前。从更大的时间跨度去看，现代社会的诞生不该归属于任何一个区域。”【2】

欧洲中心论者忽略了世界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自青铜时代以来，技术以及生产方式大体都是在扩散流传过程中发展和成熟的——在工业生产方式的扩散过程中，恰恰是东方社会主义开出了近代工业社会的“文明”形态。

先是在苏联，接着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世界史意义在于：它使工业社会不再建基于野蛮掠夺的基础之上，而是建基于内向型资本积累之上；在社会主义国家摆脱“统治——依附”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同时，它使工业社会开出了文明的发展形态。【3】

现在我们还难以看清楚：这种新型的工业文明将如何改变未来一百年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版图，但从中国蓬勃发展的现实经验中，我们看到了人类文明的新希望——如果中国未来不像俄罗斯那样被迫走向去工业化道路，她必将为世界做出难以估量的巨大贡献。

宁要西方理论的草，不要中国经验的苗

    只有认识了过去，我们才能产生道路自信，才能坚定地走向未来。

   而目前的中国社科领域最大的问题就是：为了满足欧洲中心论的理论前提，为了通过“否定——移植”模式实现学术“进步”，中国学人不仅要否定中国数千年中国文化、还要否定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后近三十年。因为如果不持续否定中国现实，拾人牙慧，持续移植西方学术就会失去合法性——那些远离中国实际的理论将不再“先进”，最多只具有参考价值——这是怎样可怕的学术怪圈啊！

    所以，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宁要西方理论的草，不要中国经验的苗”。甚至一些马列主义研究者，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现实经验视而不见，宁可皓首穷经于常常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西马”！

    笔者曾向一位在中国知名大学研究马列问题的学者建议，一定要深入研究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形成的中国本土经济理论，这是毛泽东、陈云、薛暮桥这些先贤从抗战时期就积累起来的宝贵经济工作经验，是人类经济学的大宝贝。

    想想吧：哪一个上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了持续六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想想吧，哪一个近代国家几乎完全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大量劳动力投入实现了工业化？

    想想吧，哪个一强大的国家将互利合作，以及无条件的多方位援助放在了国际关系的首要位置？

    然而笔者得到的回答却是：现在什么时代了，少搞这些“左”的东西！

    我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想告诉读者诸君：社科领域的大学老师“呲必中国”，不单单是出于人们职场上“发牢骚”的心理习性，也不是大学老师不重视职业操守的问题，其中有更为深层次的历史和文化原因——他们普遍缺乏实现理论创新的前提——缺乏基本的现实认同！

    在《辽宁日报》的《公开信》发表后，有“政治敏感性”的学者马上断言，如前一阶段整肃“网络大V”一样，这是要整肃大学知识分子的危险信号。

我个人不这样认为。因为某些社科领域的大学老师“呲必中国”，背离祖国和人民现象的形成背景是高度复杂的，乃至与欧洲中心论这类当代新蒙昧主义密切相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知识分子自身、学术机构、媒体和政府有关方面的长期协同努力才行，单纯靠法律和宣传是远远不够的……

注释：

【1】参阅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2】杰克•古迪：《西方中的东方》，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8页。

【3】参阅温铁军等《八次危机：中国的真实经验1949-2009》，东方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