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直至今日，中国学者往往存在一个可怕的逻辑错误和思维定势，这就是将现实社会中一切问题和不满不假思索地归因于中华文化。比如，公共场所不卫生，因为中华文化；法治不彰，因为中华文化；官场贪腐，因为中华文化；历史上战争失败，又因为中华文化！
刘亚洲将军在新近反思甲午战争的采访中，也没有忘记把甲午海战失败的深层原因归之于中华文化。可见，这种思维定势早已根深蒂固，像恶魔一样主宰着中国知识精英的灵魂。
没有人否认甲午之败的制度问题和军事因素，但是刘将军把甲午之败归之于“文化之败”，在五千多年绵绵不断的中华文化面前，不仅显得十分苍白了，而且与历史事实不符。
刘将军在论述“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时指出：“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你看看明、清的绘画，很多是颜色黑白的山水画，愁云惨雾，给人一种凄凉压抑的感觉。”（《刘亚洲反思甲午：不能只怨军队无能 是国家之败》，网址：http://news.qq.com/a/20140416/006387.htm，访问日期：2014年4月17日）
这里，刘将军将中华文化分为先秦和秦以后两个阶段，后者是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至法国思想家博丹（1530—1596）想象中的东方专制社会（注意仅是模糊的“想象”，但却为中国学人奉为金科玉律，详见王绍光教授《“中国专制说”是从哪儿来的？》一文，网址：http://www.guancha.cn/wang-shao-guang/2012_08_28_93786.shtml，访问日期：2014年4月22日），由这种“想象的专制”下的推导出其治下的“人民奴性十足”。再加上刘亚洲将军所谓的“奴化教育”，致使中国人血性渐失、甚至连性命都难保——果真如此，那么，这种文化就没有存在价值，就应该抛弃，就应该按照胡适等人所倡导的思路把中国文化进行全面西化。
但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粗泛地以政治形态来划分、界定历史文化，其本身就是伪命题。中国是大洲级的国家，人口占世界的几分之一，历史文化绵延不绝数千年，所谓“中国文化”的概念下，有多么的丰富浩瀚？那是数千年无数人的创造与心血，其中形形色色林林总总之丰富，不亚于浩瀚的海洋，又岂是诸子百家、政治体制变更、朝代兴衰更替所能涵盖担当得起？又如何为历朝历代的兴衰荣辱强弱成败负责呢？是否数千年的一切失败屈辱要归罪于历史文化？而一切成功光荣也要归功于历史文化呢？因为病人死掉了，便一切责任归于医生？因为一些庸医和失败的医案，便否定了整个医学？
西方拼命美化甚至虚构自己的历史文化，无孔不入地给国民渗透爱国主义。而百年来的中国，很多人却在拼命怀疑乃至不惜丑化诋毁自己的历史文化与民族，自毁长城——这是世界上被殖民地的病态思维通病。
真有志者，有血性者，便应以自己的努力奋斗为国家民族增光，为历史文化添彩。而不是自毁长城。打个不太恰当不太尊敬的比方。生活中，那些不成器的人，往往喜欢怨天尤人，把失败归罪于家庭乃至祖上。而成器的人，则往往敬重祖先（即便知道祖先也有缺点），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努力为祖先增光。
甲午海战失败之后，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和政界迅速刮起了文化反思和西化之风，形成了一大批高举西学和西化大旗的社会精英（当然也有如辜鸿铭、梁漱溟等等坚定维护中国文化者）；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底层的民众仍然浸泡在几千年形成的中华文化与习俗之中。于是，当时中国社会整体上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阶层，一个是完成西化或追求西化的知识精英和官僚阶层，另一个是仍未西化的底层民众。在此，包括刘亚洲将军在内的所有当代中国人需要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是：甲午海战失败之后，面对西方列强席卷而来的军事瓜分中国之风暴，究竟是那些追求西化的知识精英和官僚阶层改变了西方列强的对华战略，还是那些未被西化的人们（主要是底层民众）扭转了中国的命运？究竟是谁挽救了中国从而避免了成为第二个印度的命运？如果中国像印度一样被切割、瓜分和完全殖民地化，今天我们还能以一个统一大国国民的身份反思甲午之败吗？
翻开二十世纪初中国那滴血的史册，可以知道，让西方列强放弃军事瓜分中国战略意图的最直接原因，并不是当时知识精英和官僚阶层鼓吹认同西方国家和拥抱西方文明的墨水和口水，而是被后人讥诮已久、风起云涌的义和团运动，是那些义和团成员的大刀、长矛、鲜血和生命。血浓于水——浓于墨水和口水。
当时，面对中国底层民众不可征服的血性，那些把中国当做印度的外国军事指挥官开始恐惧甚至发抖。
1900年6月，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Edward Seymour)受重创从廊坊逃回天津后, 心有余悸,他写道: “若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 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 《万国公报》,辛丑年正月)
八国联军统帅，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在给德皇的信中说：“不应忘去者，即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落或已失德性之人，彼等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备具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余认为中国下层阶级在本性上，实远较吾国多数工厂区域之下层阶级为健全。倘若中国方面将来产生一位聪明而有魄力之人物，为其领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国贡献与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则余相信中国前途，尚有无穷希望。吾人者一观察日本维新之进速与成功，则此处实值得吾人加以特别注意。至于中国所有好战精神，尚未完全丧失，可于此次‘拳民运动’中见之。在山东直隶两省之内，至少当有十万人数，加入此项运动，彼等之败，只是由于武装不良之故，其中大部份，甚至于并火器而无之。” （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第三册，第86页。）所以瓦德西明确反对以军事手段瓜分中国，认为此为下策。
只要仔细翻阅史料，就可以看到法国、英国的政治军事观察家所得出的类似结论，即中国不是印度，不能像对待印度一样对待中国，不能用军事瓜分手段来完成对华的殖民掠夺！
中国民众在最为贫弱的时代也没有失去血性。为了保卫自己的尊严、文化和生活方式，他们自发地组织了起来，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抗争现代化的军团——这就是义和团运动的伟大之处，也是扎根于社会底层的中华文化的伟大之处。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义和团运动的每一场战役都失败了，但是，西方军事殖民的整体大战略也破产了。正是因为西方军事殖民大战略的破产，才使得中国拥有了统一和领土完整，才有了重新崛起的基础。
刘亚洲将军没有看到：正是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血性，才使得列强在甲午之败后很快放弃了军事瓜分中国的战略考量，转而通过文化思想的渗透，实现其分化、分裂中国的战略目标。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一战略一直持续到今天。刘将军把甲午之败归因于中华文化，是西方列强一百多年来坚韧地坚持这一文化殖民战略的“成果”！因为西方战略家深深懂得，一个民族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最核心的竞争力，很难再有复兴的希望！
今天，人们可以抱着一堆英文日文书籍嘲笑当年义和团多么愚昧，也可以抽着雪茄、品着洋酒、摆弄着苹果手机嘲笑他们长矛对洋枪多么落后，甚至可以把义和团运动当作中国近代史的污点从历史教科书上删除（其实已经删除了），但是，任何一个有世界史知识的人都无法否认义和团运动实质上的伟大、更不能否定中华文化赋予底层民众的阳刚血性。
义和团运动促使西方列强军事殖民战略的破产，但也导致西方文化殖民战略的诞生。西方思想体系、教育机构和教会势力代替步兵和枪炮作为主角开始占领中国人的心灵高地。在这一历史大背景之下，美国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得到的庚子赔款催生了清华大学。从历史的因果链条上看，清华大学是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产物。清华大学是否应该为伟大的义和团运动建造一所纪念馆？这一点检验着当代中国知识精英的历史深度和感恩之心。
西方文化殖民的后果比军事武器的破坏性更猛烈、却无形。当时，接受西方文化洗脑的中国文化精英无不将刀锋指向中华文化甚至中国文字。
1930年，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写道：“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胡适文集》二，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71页）。如果胡适先生还活着，或者他复活了，请他接受采访谈谈甲午战争的看法，他一定也会说“甲午之败是文化不如人”。
早年写过《先秦名学史》的胡适已经丢掉了中国名学的常识：“狂举不可以知异”（《墨经•经下》），即胡乱的列举和拼凑难以掌握事物的本质。胡适已经不在人世，但胡适式的思维还占据在现代中国人的意识之中。当人们把政治、法制、随地吐痰、战争失败与整个中华文化联系在一起“狂举”的时候，又有多少人熟读过中华民族经历无数血与火的洗礼而保存下来的文化经典呢？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听说过“名学”二字，而“名学”恰恰是中华文化中用于纠正思维错误的指南针。
历史上我们曾败给拿枪的英国人、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日本人，正如我们曾经败给了马背上的蒙古大军一样——但是，中华文化没有败过！
当这个注重内在心性修养的民族一旦与其他民族一样掌握了相同的外在器物，就可以迅速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高端。抗美援朝证明了这一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证明了这一点。
只要中国没有被彻底打倒，从1900年开始并延续至今的西方文化殖民战略就不会停止。我们需要高度警惕西方的文化殖民战略，需要高度警惕胡适式的文化虚无主义，需要正确地认识、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血脉。这才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之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