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谈心与性吗？心性儒学到底是何物，是宋儒暗取佛、道两家形成的“新儒学”吗？

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宋、明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先秦心性之学。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翟玉忠先生的《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为我们解开心性儒学的奥秘打开了一扇大门。

    那么，宋明新儒学何以会将先秦儒家有关心性问题的经典论述解释错误、偏颇，从而背离儒门心法本真的呢？一言以蔽之——文献不足故也！

    汉以后，除了《礼记•大学》和《礼记•中庸》两篇，儒门心法无其他太多资料可供参考。宋儒“四书”中，《论语》唐以前原是幼儿启蒙读物，其语录体形式本身就限制了理论的阐述；而《孟子》关于心性的论述尽管不乏真知卓见，但在总体上显得十分杂乱，甚至偏激。

    地不爱宝，上个世纪末楚简《五行》、楚简《性自命出》的出土，使我们一睹儒门心法的真义，弄清楚了心性儒学的概念本义和修行方法——原来儒家修行的基本路线是从人道向天道修，具体方法是不脱离日常人伦，以“诚”之一字在现世生活中建立直心道场。

    宋以后新儒家的最大问题就是，受禅宗的影响，强调“悟后起修”，以至于将儒家修行次第弄反了，这在朱熹解释《礼记•大学》主旨，即其三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时，表现得特别明显。

    在先秦儒家概念体系中，德指天道，善指人道，既然儒家修法的基本路数是从人道起修，当然“至善”为其下手处，而朱熹竟然将之解释为明德的终点。翟玉忠先生明确指出：“朱熹不知儒家修行次第，受禅宗影响，以为当自‘明明德’始，最后到‘止于至善’，简直是颠倒因果，竟至误学人八百年。文中‘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的‘在’字，是要我们一层层去推究下手处。朱熹《大学章句》中错误地写道：‘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朱子妄改“亲”为“新”——笔者注），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第121页）

    翟玉忠先生的这一发现是革命性的。因为它纠正了宋以来儒家的根本错误。但《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一书在思想领域的革命性贡献还远不止如此。

    比如在解释《礼记•中庸》“君子慎其独”时，翟先生根据楚简《五行》对“慎独”的解释，指出：“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朱子《中庸章句》：‘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这种解释皆不得《中庸》要领。关于”慎独“本意在《五行》中已经多的阐发，意为时时处处反省内心。犹如子思的老师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第160页）

    再比如，翟玉忠先生在研读楚简《五行》时，拈出“天人之际的根本大法，即智慧、安乐、德行三位一体”（《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第27页），使“为善最乐”、“德成智出”这类古老道德训诫有了深厚的理论基础。他告诉我们：智慧、安乐、德行犹如人类本性的三个面，只是从不同的角度看人类本性而已；要实现真正的安乐，得到真正的智慧（而非记问之学，科举之业），就要从修道进德开始。

    另外，翟先生还发现，儒门心法为子思氏之儒所传，从目前看到的楚简《五行》、楚简《性自命出》、传世文献《礼记•大学》和《礼记•中庸》四篇看，其内在理路完全一致，只是所用概念有所不同。他这样写道：“我们惊奇的发现：《大学》、《性自命出》、《中庸》、《五行》的内在理路是完全一致的，皆由人道而达及天道，重诚，即日用伦常中的真实无妄之功——妄心去矣，所余何物？诸君时时求之，刻刻参之！慎独之功，处处自省其心的功夫即落地矣…… 所不同的是，《中庸》明言诚，《大学》暗言诚，《性自命出》以情言诚，《五行》则即心即诚。”（《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第119页）

    在这样一个价值严重缺失，精神严重贫困的时代，《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横空出世，真是国人的幸运、中国文化的幸运！

    鉴于该书对于儒家思想及中国文化全体的重大意义，《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似乎注定会成为一本传世经典——通观全书，笔者深深地相信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