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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玉明:天道循环——《三国演义》的思想核心 
作者:[秦玉明] 来源:[《攀枝花大学学报:综合版》1996年01期] 2016-04-11

  【摘要】本文对《三国演义》的主题作了新的探讨,认为表现“天道循环”亦即“历史循环论”,这才是小说深层次的主题。文章认为,小说主要是从以下三方面展现主题的:1、 以“点睛”之笔直接宣扬“天道循环”;2、通过政权斗争的相似性表现“天道循环”;3、通过人物命运的因果报应表现“天道循环”。小说表现“天道循环”,意在警戒弑君篡位者、施暴行恶者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

  【关键词】天道循环;“点睛”宣扬;相似性;因果报应

  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历来众说纷纭,迄今可看到的有十余种之多〔1〕。但细察之,均觉欠妥。

  “拥刘反曹说”(一称“尊刘抑曹说”)和“正统说”出现较早,影响较大。但此说概括的其实是作家的创作意图及其表现,它是作品的倾向性而非主题。主题是蕴涵于作品中的思想核心,它有一定的客观性,是作品客观上和实际上显现出来的东西。倾向性虽然与主题有一定联系,但倾向性不等于主题则是可以肯定的。作家的意图与作品实际显现出来的思想未必一致甚至矛盾,这在文学史上并不鲜见。“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概括的是小说的人民性,也并非主题。“忠义说”和“讴歌封建贤才说”仅局限于小说伦理部分的内容,似难涵盖作品的整体内容。“反映三国兴亡说”从题材着眼,是把作品题材(三国兴亡历史)与作品的主题混为一谈了。“悲剧说”认为小说表现了封建社会民族的悲剧(邪恶战胜正义、权诈战胜道德、暴政战胜仁政等等)。但这与作品的某些关键内容并不符合,如曹氏篡汉和司马氏篡魏,很难说谁代表正义谁代表邪恶——究其实都是一种为夺取天下的篡位斗争。即如魏之灭蜀、晋之灭吴,也很难说就是邪恶战胜正义——以刘禅的昏庸腐败和孙皓的残暴骄奢,能说他们代表正义一方吗?“仁政说”认为作品的主题是歌颂仁政,鞭挞暴政。此说概括的仍属于作品表层或者说浅层的意蕴,因为作品客观显示出来的是:无论仁政还是暴政,都被某种深层的力量支配着。“仁政说”未能概括出此种深层次的内涵,仍难堪任主题。“农民愿望说”认为小说宣扬忠义和正统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要求,这显然有些以偏概全。向往忠义和正统者岂只是农民,一切开明的和明智的统治者不也向往吗?《三国演义》之所以受到历代各层读者的普遍欢迎,原因不也在于此吗?“兵不厌诈说”注重军事内容是一开拓,但仅局限于军事内容且仅从军事斗争的智谋上着眼,显然难以涵盖全书内容。“分合说”和“天下归一说”较之前述诸说前进了一步,但犹显空泛而且仍有隔膜。由此可见,以上诸说均有欠妥之处。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另一角度去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力图更逼近和更符合作品实际。笔者认为,小说通过“点睛”之笔的直接宣扬,通过政权斗争的相似性和人物命运因果报应的描写,表现了“天道循环”这一核心观念——此即小说的主题。为了有别于上述诸说,姑名之为《三国演义》主题的“循环说”。下面,试分别论述之。

  一 以“点睛”之笔直接宣扬“天道循环”

  《三国演义》直接宣扬“天道循环”之处虽然不算多,但在关键部位和关键时刻往往出现。“点睛”之笔不在乎多,而在乎它提示主题的份量和作用。

  小说的开头和结尾即是。开篇第一段即议论道:“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分争,并入于秦。及秦灭之后,楚、汉分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汉帝,遂分为三国。”结尾又议论道:“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基业。此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者也。”前者的重心是“合久必分”,后者的重心是“分久必合”,这就是汉——三国——晋演变的历史轨迹。这两段议论,无论说的是“分—合——分”还是“合——分——合”,其言外之义是: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分”与“合”的重复交替,一如七国至晋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种观点,是对历史演变现象的一种概括,确也有符合历史实际之处,因而也可以说它勾勒出了历史演变的周期性变化规律。然而,因为它毕竟是一种直观的概括和描述,纯粹从“分”和“合”的外观形式上着眼,并不涉及“分”和“合”的内容和结果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所以,它不能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由愚昧到文明、由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趋向性和质变性。仅就“分”和“合”两种外观形式概括历史,历史必然在“分”和“合”的交替中如走马灯般旋转循环,因而必然陷入“历史循环论”。

  尤需注意的是,首尾两段议论虽然字数不多却至关重要。这还不在于它出现在小说开头和结尾两个显眼之处,也不在于它起到了交代背景和首尾呼应的作用,而在于它构成了整部小说的思想框架。汉魏之间、魏蜀吴三国之间、魏晋之间的外部和内部斗争,形形色色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各方各层各类人物的斗智斗勇、巧取豪夺,都是围绕这一框架展开的。而且,这一框架成了统领一切、笼罩一切、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力量,三国的形成与统一,三国的是非成败与兴衰起伏,无不受此框架桎梏,无不随此框架转动,谁也跳不出框架之外。因此,此两段议论可谓“点睛”之笔,它点出了作品所表现的核心思想是“天道循环”。

  如果说上述两处还不够直露的话,那么,第109 回写司马炎“受禅”,即以插诗直接点明道:“魏吞汉室晋吞曹,天道循环不可逃。”诗中的“天道循环”,便是对小说主题的一种直白了。还需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天道”,与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天运”、“天数”、“天理”、“天命”等词语的内涵是一致的(如小说结尾插诗中的“天数茫茫不可逃”等),因而凡使用后述诸语的地方,也隐含“循环”之意。

  小说的另一关键章节是第14回的前半部份,即“曹孟德移驾幸许都”。曹操移驾许都后,“自此大权皆归于曹操:朝廷大事,先禀曹操,然后方奏天子”。此后,即形成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局面,刘汉王朝完全进入了名存实亡的时期,三国也由此渐次形成。此回写曹操与谋士密议迁都之事时,有这样一段描写:

  操由是日与众谋士密议迁都之事。时侍太史令王立私谓宗正刘艾曰:“吾仰观天文,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斗牛,过天津,荧惑又逆行,与太白会于天关,金火交会,必有新天子出。吾观大汉气数将尽,晋魏之地,必有兴者。”又密奏献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代汉而有天下者,当在魏。”操闻之,使人告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操以是告或。或曰:“汉以火德王,而明公乃土命也。许都属土,到彼必兴。火能生土,土能旺木正:正合董昭、王立之言。他日必有兴者。”操意遂决。

  此段描写中的“五行不常盛”、“火能生土”、“代火者必土”等,均源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一种名符其实的中国式的“历史循环论”。“五德终始说”又称“五德转移说”,它认为“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当符应若兹。”按照此说,五德(即五行金、木、水、火、土)周而复始地循环,每个朝代与五德相配,因而朝代的更替即是五德的更替,亦周而复始地循环。许立所说的“代火者土也”,荀或所说的“火能生土”,即是依据“五德终始说”来推论的:汉为火德(《三国演义》中经常提到的“炎汉”即含此意),火德必转移为土德(魏),因而汉必亡魏必兴,“代汉而有天下者,当在魏”。此段对“五德终始说”的直接宣扬,亦是小说主题的“点睛”之笔。“点睛”之笔还有其他一些,限于篇幅兹不一一列举。

  二 通过政权斗争的相似性表现“天道循环”

  “天道循环”亦即“历史循环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认为历史的演变过程是一种历史的重复交替过程,因而前后相似,绵绵不断。《三国演义》在描写政权斗争中,往往不吝笔墨渲染历史的相似性,以此表现“天道循环”。

  一是写镇压政敌的历史相似性。曹操和司马昭在掌握朝政大权后,均严酷镇压异己力量。曹操曾先后两次扑灭汉献帝的密谋活动,诛杀了董承、董贵妃、伏完、伏皇后等人;司马昭亦扑灭了魏主曹芳的密谋活动,诛杀了张辑、张皇后等人。曹操和司马昭镇压政敌如出一辙:起因相似,手段相似,过程相似,情景亦相似,所不同者仅为姓氏的差异。这正如小说插诗所写:“当年伏后出宫门,跣足哀号别至尊。司马今朝依此例,天教还报在儿孙。”“昔日曹瞒相汉时,欺他寡妇与孤儿。谁知四十余年后,寡妇孤儿亦被欺。”毛宗岗的《三国志演义回评》亦谈到这一点:“献帝有衣带诏,曹芳亦有血诏;汉有伏后之见弑,魏亦有张后之见弑;汉有伏完、董录之事泄,魏亦有张辑之事泄。报应之反,何无分毫之或爽耶?”〔2〕此外,前有曹操逼献帝封为魏公加九锡,后亦有司马昭逼魏主曹奂封为晋公加九锡,前后如出一辙。凡此种种,也许有人会以篡权者心理因素相似来解释,但小说的描写分明表现出:这是“天道循环”在作崇,因为“天道循环”,所以历史才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二是写篡位斗争的历史相似性。这集中表现在曹丕和司马炎一前一后“受禅”的酷似中。第80回“曹丕废帝篡炎刘”写曹丕“受禅”,即以插诗暗示了“受禅”事会在尔后重复出现:“黄初欲学唐虞事,司马将来作样看。”第119回“再受禅依样画胡芦”, 回目本身已标明了相似性;插诗还进一步点明:“晋国规模如魏王,陈留踪迹似山阳。重行受禅台前事,回首当年止自伤。”而且,两次“受禅”何其相似;均逼帝“禅让”;均逼帝筑“受禅台”;均在“受禅台”上“受禅”;均发落废帝远离京城;废帝均受到“非宣诏不许入宫”的警告。总之,两次“受禅”的动因、情节、气氛乃至语言都极其相似,所不同者仅为姓氏的差异。两次篡位的酷似,这正是“天道循环”的生动写照。

  尤能说明问题的是,即使罗贯中热情讴歌、无限同情的蜀汉政权,在写到它覆亡时,也流露出“天道循环”的观念。当邓艾兵临绵竹,诸葛瞻、诸葛尚父子战死,魏军即将攻取成都时,蜀主刘禅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在这里,小说有这样一句不起眼却十分重要的议论:“试观后主临危时,无异刘璋受逼时。”“无异”一词,亦表明了历史的相似性:刘禅今日之临危,一如当年刘备兵临成都时刘璋之受逼,“临危”和“受逼”都是一种政权覆亡前的惊恐。小说在客观上显示了:刘禅之临危,是刘璋受逼的循环。由此可见,“天道循环”具有强大的支配力,无论正统还是非正统,无论仁政还是非仁政,在“天道循环”这个规律面前都无能为力,都无法走出循环之路,都无法摆脱循环之网。唯其如此,《三国演义》卷首的引词和卷末的插诗,才生出了那么多的哀惋浩叹:“是非成败转头空”,“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三 通过人物命运的因果报应表现“天道循环”

  人物的命运是千变万化的,并非善——善、恶——恶的因果报应关系。但《三国演义》往往这样写,其用意仍在于表现“天道循环”。

  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曹操杀人全家而后全家被杀。曹操行刺董卓不成仓惶逃命,中牟县令陈宫感其大义放走曹操并与之俱逃。至成皋,曹操因疑心而杀掉吕伯奢及其一家。后来,曹父曹嵩一家老小四十余口人投奔曹操路经徐州,徐州太守陶谦意欲结纳曹操,差都尉张闿护送,未料张闿乃谋财害命之徒。曹嵩一行来到华、费间一古寺中住宿,半夜,曹嵩一家均被张闿等人杀害,钱财亦被洗劫一空。小说在此插诗道:“曹操奸雄世所夸,曾将吕伯杀全家。如今阖户逢人杀,天理循环报不差。”这里,显然不能以作家诅咒和抨击曹操来解释,因为诗中已点明“天理循环报不差”。

  孙坚之死亦是一例。孙坚参加了讨伐董卓的诸侯联盟。当各路诸候部队打进洛阳时,孙坚于宫井中得到传国玉玺。按理玉玺应交给盟主袁绍保管,讨伐董卓成功后交还朝廷。但孙坚出于政治目的私自藏匿,还嘱属下保密。目睹现场的一名士兵为进身而密报袁绍,袁绍逼问玉玺事,孙坚拒不承认,还指天发誓说:“吾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异日不得善终,必死于刀箭之下。”众诸候均相信孙坚未得此宝。玉玺乃朝廷之宝、皇权之象征,孙坚私自藏匿自然是一种恶行。后来孙坚果然遭到了报应,确如他所言“不得善终”:在跨江击刘表时,“坚体中石、箭,脑浆迸流,人马皆死于砚山之内,寿止三十七岁”。

  再如,孙策不听劝阻屈杀颇得人心的道人于吉,终于遭到报应以至“金疮迸流”而死;刘备不因“的卢”马“妨主”而转手害人,后来“跃马过檀溪”而获救——此皆为因果报应的描写。此外如董太后、何太后之被杀,诚如毛宗岗在《三国志演义回评》中所说:“吕氏惨杀戚姬,而惠帝无子;何后鸩死王美人,而少帝不终,且也,前有何进之弑董后,后有董卓之弑何后,天道好还,于兹益信。”〔3〕

  “因果报应”是佛家语,认为因果有必然联系,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行善作恶必有善恶之报。此种观念显然包涵“循环”之义。这正如《涅槃经》所说:“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三世”指三生,即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很明显,“因果报应”认为善与善、恶与恶是循环出现的,因而它也是“天道循环”的一种表现形式。佛家以此教义劝人行善,因为行善必有善报;劝人勿作恶,因为作恶必有恶报。其用意无疑是好的。但它显然有很大的虚幻成份,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善善、恶恶之间并无必然联系,《窦娥冤》所描写的“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这在生活中不是大量存在吗?《三国演义》写人物命运的因果报应,未必是对佛家教义的认同,其目的显然在于表现“天道循环”。人物命运的因果报应,不过是表现“天道循环”的一种手段,一种途径罢了。

  四 几点辨识

  《三国演义》正是通过上述三方面表现“天道循环”——“历史循环论”的。应当看到,《三国演义》作为一部流传久远、影响深广的杰出小说,其思想的丰富性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开掘空间,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去概括其主题。就此而言,对其主题的概括有十余种之多,这并不奇怪,相互的争议也是正常的。这在对《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的研究中也同样存在。

  但笔者以为,既然要概括一部作品的主题,理应发现并把握该作品若干思想中的核心部份;即使一部作品有若干主题,亦应将其最深层次的主题攫取出来。因此,如果说《三国演义》所包涵的思想可以分为若干层次的话,那么,必然有一种思想居于最高或者说最深层次,它足以涵盖其他层次而成为若干思想中的核心思想。笔者认为,“天道循环”正是若干思想中的核心思想,因而表现“天道循环”即是作品的主题。自然,这样的概括是就小说的核心思想而言的,这一主题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与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与事件、情节与细节一一挂勾,发生直接联系(有的有直接联系,有的则只有间接联系,有的可以说没有联系,仅仅是出于小说艺术的需要)。换言之,我们不必也不应当要求小说所写的一切都死死扣紧“天道循环”,都去表现“天道循环”。对于长篇小说,特别是象《三国演义》这种史诗般的杰出长篇,要求一切内容都与主题挂勾,要求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每一个情节、每一个细节都为表现主题服务,都为表现主题而存在,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其描写还有其他的一些非表现主题的需要,其内容的某些部份虽不表现主题却是小说艺术不可或缺的。

  如前所述,“天道循环”亦即“历史循环论”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看到了人类社会是周期性地演变的——这是其积极面。然而,因为它仅仅局限于社会发展的外观形式,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社会发展观。当然,我们不能以此指责生活于元末明初的作家罗贯中,要求他必须具有先进的社会发展观,《三国演义》也不会因此而降低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三国演义》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将永远流传下去,成为民族引为自豪的文化瑰宝。但指出“天道循环”思想的局限性则是必要的,它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把握这部小说。

  最后,需要回答的一点是:《三国演义》为何要表现“天道循环”?这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不能仅凭作品本身,还必须结合作家思想生平、三国历史、民族文化等方面展开论述。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此,笔者只能作一直观的推测:《三国演义》表现“天道循环”,是为了警戒弑君篡位者、施暴行恶者等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之徒,以使“乱臣贼子惧”。既然“天道”是“循环”的,“乱臣贼子”作恶作乱必然要遭到“循环”的报复,祸及自身或其子孙,因而最好不要作恶作乱。这正如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所说的:“《三国》不尽合正史,而就中魏晋代禅,依样画芦,天道循环,可为篡弑者戒。”〔4〕

  注释:

  〔1〕见《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 四川省社会科学文学研究所编:《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

  〔2〕〔3〕〔4〕朱一玄、刘毓忱编:《三国演义资料汇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473—474页;第312页;第4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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