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绝，此一事实证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之强大。

理学作为先秦儒家学术在宋朝以后的发展形态，与佛教道教分庭抗礼，阻止了中国成为宗教国家；其弊表现为儒家学术被改造成宗教、玄学和伦理。先秦儒家学术的宗教化、玄学化、伦理化好像一层油腻的包浆，阻碍着其在中国近代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正向作用。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不仅是现实需要，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伟大复兴中不能仅满足于点缀和装饰，而应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动力，提供思想观点和方法。

这就要求我们重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先秦经典，先秦经典是中华文明初心初心之所在。初心即正心，只有返本才能正心，只有守正才能创新。所以研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突破超越宋学、乃至汉学。

在上述背景下，付金财先生《道不可离：重新发现<大学><中庸>本义》横空出世。

一、《道不可离》的研究方法

理学将《大学》《中庸》作为知性、复性之书，作为弘传道统之书，这是脱离先秦文化思想背景的。司马谈说过先秦儒家与道德家、法家、名家一样“务为治”，即以国家和社会治理为中心，并非修身养心、弘传道统。理学将《大学》《中庸》作为修行之书，便打断了先秦儒家思想内圣外王、内修外用、一以贯之的关系，从而忽略了外王外用。《道不可离》从先秦学术内圣外王、内养外用一以贯之的背景下理解《大学》《中庸》，纠正将其曲解为修行之书、传道之书的倾向。

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在将先秦儒家学术宗教化、玄学化、伦理化上作用最大，所作《四书章句集注》宋以后大为流行。朱熹运用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解释《大学》《中庸》的核心范畴。例如他按照禅宗对佛性的认识解释《大学》“明明德”的“明德”：“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 则有未尝息者。”

从中我们完全看不到哪几个字是解释“德”的。朱熹笔下的“明德”反倒十分类似禅宗话语。六祖慧能大师在分析普通人为何很难见到佛性时说：“缘邪见障重，烦恼根深，犹如大云覆盖于日，不得风吹，日光不现。”佛性被邪见和烦恼之云遮盖，如果去掉邪见和烦恼，便能见到佛性。我们将朱熹对“明德”的解释和六祖慧能大师之言比较，“明德”好像就是佛性。

《中庸》明确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朱熹则将“中庸”之“中”解释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用否定来表示最高境界也是佛教话语风格，三论宗有八不中道之说，即中道具有“不生不灭，不常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出”的特点。六祖慧能说：道是“不断不常，不来不去；不在中间及其内外；性相如如，不生不灭，常住不迁，名之曰道”。朱熹用佛教的佛性说解释“中庸”之“中”。通过这种手段使先秦儒家经典佛教化、玄学化。《道不可离》根据先秦秦汉时期的核心字义和经义解释《大学》《中庸》文本——我们参考的字书有《尔雅》《说文解字》《释名》《玉篇》等。

二、《道不可离》亮点多多

《道不可离》是一本原创型小书，亮点多多。

第一、用先秦秦汉核心字义重新解释《大学》“明明德”。我们将第一个“明” 理解为实现、完成、成就；将第二个“明”理解为强盛、繁荣； 将“德”理解为恩德、福佑、贡献。“明明德”意思是：成就福泽众生、普惠人民的伟大事业。

第二、根据字义经义，正确理解《大学》三纲的次第，“止于至善”为初始，“亲民”为中间环节，“明明德”为最终目标。

第三、“格物知致”是《大学》八目的第一目和第二目，《大学》原文中没有采用“所谓诚其意者”的句式解释“格物致知”，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增补了“所谓致知在格物者”一章。其实《大学》中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一段话就是在解释格物致知，即“知止六步”详细解释了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是“知止六步”的精炼表达。朱熹没有读懂，故画蛇添足。

第四、关于中庸一词，朱熹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我们认为，“中”为内在心性，“庸”为功用，功效，其本义是内在心性之功效，正如王夫之所言：“‘中庸’者， 言中之用也。”

第五、“诚”作为先秦儒家学术的重要范畴，《大学》《中庸》论“诚”的极多，宋儒多以“真实不妄”释诚，忽略了“诚”含义的丰富性、层次性。我们认为“诚”具有逐渐递进的三个层次的含义：从情感角度说，“诚”是利他的真情感；从行为角度说，诚是利他的愿行；从智慧角度说，“诚”是天道智慧。

总之，《道不可离》颠覆了程朱理学对先秦儒家经典的误读——洗涤理学包浆，超越宋学、汉学，直抵先圣初心。它是一本返本开新、守正创新的严谨专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