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中国文明的复兴作为一个板上钉钉的事实，成为世界媒体上镜率最高的新闻话题。但较少为人所注意的是，文明的复兴是一个持续已久的过程，而不是近年来才有的新情况。正如西方的崛起并非从鸦片战争才开始，而在从16世纪便已肇端那样，中国的复兴也早在100多年前的辛亥革命便开始了。

　　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中国国运下降到最低点，但不久后便发生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之后20年内大部分治外法权被废除，此为第一阶段。1949年至1978年为第二阶段，其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所有外国租界被收回，“丧权辱国”的耻辱得到洗雪，工业现代化初步实现。1979年至今为第三阶段，其间中国国力得到巨大提升，以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强国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几个世纪来西方主导的力量格局开始发生根本动摇。

　　前现代中国被动卷入全球化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一过程的来龙去脉，不妨对1840年前后全球的地缘政治情势作一个简单回顾。如果说在此之前，东亚地缘政治是自成一体的，那么英国人发动的鸦片战争把这一格局彻底打乱了。自此，先前一直以较慢速度向前推进的全球化进程一下子进入一个加速推进的新阶段。之前，文明之间的地缘政治互动主要是在东亚内部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以及在中华世界与日本、伊斯兰世界之间进行，也在西亚地中海世界各文明如埃及、亚述、波斯、希腊、罗马、阿拉伯之间，在波斯、希腊与印度之间，以及在欧洲与中东、南北美洲、非洲、印度和俄罗斯(欧亚文明)之间进行。然而只是在1840年以后，地缘政治格局里的中西文明才真正被紧锁在一起，或者说，东亚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才真正开始了密切的地缘政治互动，尽管早在明末清初，欧洲与中国之间便有了实质性的交流，耶稣会士把西方科学知识传播到了中国，同时也把中国的儒家经典和治国理念传播到西方。 

　　然而，1840年以后中西文明之间的地缘政治互动，由于极严重的力量失衡，从一开始便是一场极不公平、极不对等的游戏。英国在西方国家中率先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并在多国军事竞争中发展了先进的武器和高效的军队，更因工业化的实现，获得了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强大国力。同样，俄罗斯因邻近西欧很快掌握了先进武器，不仅发展了高效的军队，更因其广袤东方土地与发祥地在气候、地形、地貌上惊人地一致，两三百年内从一个无名小国扩张成一个大国，获得了与人口不成比例的强大国力。甚至中国的前藩属国日本也因看到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惨败，更因1853年不请自来的美国“黑船”威逼，奋发图强，变法维新，三四十年里便初步实现工业化，获得与其人口不成比例的强大国力，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

　　中国在历史上虽是强国，但在这些如狼似虎的新型国家面前，实在太过羸弱，主权连遭侵害，领土连遭侵夺，鸦片战争签订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被俄国胁迫放弃了150万平方公里领土声索权，甲午战争后除向日本支付巨额战争赔款外，还割让了台湾和澎湖列岛。

　　为何巨大的文明规模竟不能换来起码的尊严？问题出在哪里？从王朝更替的角度看，19世纪下半叶中国恰处于改朝换代的周期性混乱和衰弱状态，但更根本的原因却是，在列强纷纷现代化的情况下，历史上的成功和长期的大国格局使整个文明惰性十足，缺乏活力，不仅民生凋敝、内乱不断，而且整个民族对外部世界漠不关心，除魏源等少数先知先觉者外，绝大多数中国人处于一种浑浑噩噩、似醒似睡的状态。恰成对照的是，欧洲和日本列强却因现代化，国力得到急剧提升，更因先进的武器和高效的军队而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国与这些如狼似虎的新型国家打交道，实在是以农业对抗工业，以前现代的方法玩一场现代的游戏，结局可想而知，只能是战败。中国别无选择，只有走上现代化的自强道路，才能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中求得生存。经过几十年彷徨、挣扎和奋斗，终于否极泰来。

　　筚路蓝缕的文明复兴

　　如前所述，从辛亥革命起，中国便开始了文明复兴的漫长过程。即便在内战频仍的1920年代，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许多不平等条约便已经被废除;英法等主要列强虽然仍享有治外法权，但国民政府颁布了新法典，签订了新条约，将许多次强国家的国民置于中国司法权的管治下。至1933年，我国关税自主已完全实现，外国租界从33个减至3个。此后至1949年，因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无暇顾及余下的不平等条约。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所有外国租界均被收回，治外法权亦自动废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43年中国第一次以世界大国身份参与美中英三国开罗会议，讨论结束战争和战后世界的政治安排事宜，从而跻身美苏中英“四强”;1945年联合国筹备和成立，中美苏英一道成为主要发起国，中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

　　可见，因了巨大的文明规模，中国是一个天生的大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外敌入侵和内战虽然导致国力虚弱，可一旦重获实质性的政治统一，且仅因重获这种统一，就能一定程度恢复历史上的崇高地位，至少在政治象征层面如此。

　　1949年，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此彻底摆脱了被列强欺凌宰割的命运，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后虽有过“文革”等波折，我国工业化仍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也正是在此期间，1950-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抗击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其阻遏在三八线以南，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在境外军事行动中获得重大胜利;1954年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帮助越南打赢了奠边府战役，将法国殖民者驱逐出越南;1965至1975年期间大规模地向越南提供军事援助，帮助越南抗击美国入侵，最终将美军逐出中南半岛;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承认中国为一支极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更是走上一条高速发展的道路，30多年来综合国力急剧上升，不仅完全解决了国家主权不受侵害的问题，在经济、政治、技术乃至文化方面也开始对世界产生冲击，中西力量对比格局开始发生深刻变化。近年来，国际学界和主流媒体密切关注中国的复兴，返回其历史上长期享有的主导地位，甚至以“领导者国家”、“天生的伟大国家”一类说法来描述中国。

　　问题是，为什么世界力量格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我们得先看看西方在1500年以后是如何取得其霸权地位的。众所周知，西方大国主要是藉着现代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巨大生产力，才在文明互动的格局中获得巨大权力的。这样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文明率先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是因为西方人拥有优秀的种族基因，还是因为西方文明拥有难以复制的优秀品质？显然不是这样。若真如此，西方就不会衰落了，而各种数据却清楚地表明，100多年来西方一直在走下坡路。西方即便率先开创了现代资本主义，从根本上讲，这也是作为整体的人类文明或“世界体系”长期发展的结果，而在此体系里中国一直是主角。

　　据相关统计，西方政治控制下的领土所占世界比例在20世纪初便达到峰值，即38.7%;之后逐渐下降，到20世纪末只剩下24.2%;西方政治控制下的人口所占世界份额也在20世纪初达到峰值，即44.3%;之后逐渐下降，到20世纪末只剩下13.1%，至2025年，更可能降至10.1%;同样，西方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由1950年的64.1%下降到1992年的48.9%，由于受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至2025年，更可能降至30%。与此同时，中国由弱变强，一直向前推进，而且越往后，推进的速度越快。如果用毛泽东的大白话来概括中西之间的力量消涨，那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诚然，“东方压倒西风”仍是现在进行时，一个尚未完成的过程，但作为一种趋势，却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和中国很多人对此并无清楚的认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兴起的以麦金德为代表的地缘政治理论，因为中国、印度这些具有巨大规模且历史上强盛过的国家暂时的孱弱，竟将其排除在全球地缘政治的游戏之外，仿佛玩家只有英国、俄国和德国。甚至在中国通过全民抗战参与建构的雅尔塔体系里，主要玩家也只是美苏两家。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期间，中国甚至一度被视为苏联的“附庸”。

　　可是随着冷战结束，文明间的力量对比几乎在一夜之间发生了重组，新一代西方地缘政治学家骤然发现，先前的地缘政治地图完全过时了，必须绘制一幅全新的地图，才能准确地反映世界地缘政治的实际;在这幅新的地缘政治地图中，中国已是一个将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潜在大国。

　　如果西方理论家能有更好的历史眼光，不说往前追溯几百年上千年，只需看看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扮演了何种角色，便不难发现，世界地缘政治地图其实早在1950年10月志愿军入朝作战那一刻便已改变。应当承认，在朝鲜战争期间，经历了100多年困窘的中国尚未完全摆脱苏联的制约，以完全独立自主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民族之林，但后来发生的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公开决裂以及抗美援越行动则表明，中国已不愿继续扮演先前那种不得不扮演的角色，而是要回归历史上的本有位置，成为独立于美苏两大集团的一支全球性地缘政治力量，正如历史上它从来就是文明的源泉、秩序的中心那样。

　　事实上早在1940年代，阿诺德·汤因比便以中国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的巨大动员能力为依据，认定中国必将成为未来世界舞台上一支极重要的地缘政治力量。这不啻是说，中国是堪与西方相抗衡的一个潜在大国。

　　中国文明造就大国崛起

　　综上观之，某些较为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技术固然能够带来巨大的生产力，但一个国家甚或一个文明的优势如果仅仅建立在较为有效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技术上，是不可能持久的。如果作为手段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技术如此先进、如此有效，以至于能够给一个国家甚或文明带来与其人口规模不成比例的巨大手段优势，在全球层面赋予它设置议程、制定规则的霸权地位，那么从长远看(也从文明互动的历史看)，这些制度和技术是不可能不散播开来的，是不可能不被尚未接受和利用它们的文明所接受、所利用的。

　　随着其他文明引进并发展源自西方的制度和技术，而且很快取得可观的成绩，西方先前因手段上的优势及由此获得的的权力便会逐渐丧失，这是因为那些先行享有较有效制度和技术而获得优势的民族国家，与暂时不享有这些制度和技术的文明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这意味着，中国和其他新兴力量与西方最终必将在手段对等的基础上，玩一种相对公平的文明间游戏，一种与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鸦片战争迥然不同的互动游戏;决定文明间力量对比的更根本、更持久的因素，是各文明基于地缘自然条件的人口和经济规模，而非某种制度和技术所暂时带来的手段优势。

　　既然文明互动最终将在一种相对公平的基础上进行，既然各文明所掌握的手段最终将大体上对等，人力资源和经济规模必将成为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从朝鲜战争起，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一个大玩家，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起飞，国力大增，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有力量已非常可观，潜在力量更是无可限量。这就解释了为何近年来会有“G2”的说法。悄然间，美苏争霸已转换为中美博弈。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世界地缘政治力量的互动仍将继续围绕中美枢轴进行，昔日的“老大哥”在可见的将来虽仍将保持较强的军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来越像当年“小弟弟”的战略后院。

　　也不难想见，在可见的将来，随着力量对比的天平更加朝中国倾斜，2020年代某个时候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而美国及其盟友却仍然在多数国际组织中享有与其实力不相匹配的权力，中国与昔日霸主之间的深度博弈将不可避免。再加上日本、南海和印度因素，情况将更加错综复杂，变化多端。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智慧来说，这将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如何拿捏好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间的分寸，是摆在当今乃至今后几十年中国人面前的一个大课题。但可以想见，在全球化、核武化和深度相互依赖的世界格局中，中美关系必将是既有竞争也有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除非整个人类思维出了问题，中美关系恶化为战争的可能性不大，而更可能采取经济、政治、科技和文化竞争的形式。

　　中美博弈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相关国家如中美印日等所要做的，是尽可能管理好急剧变动的彼此关系，不要使和平竞争蜕变为恶性竞争乃至世界大战。但是很清楚，如果在经济总量仍低于美国的今天，中国也愿“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和义务”，那么在国力大增超过美国与西欧总和的四五十年后，中国即使一千个不愿意，也不得不扮演世界头号大国的角色，也不得不承担更多的世界责任和义务。这是不可逃避的命运。

　    　(作者阮炜，深圳大学外国语学院西方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