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低于3%，我们认为是温和的通货膨胀，对经济的影响不大。一旦超过3%时，我们就认为发生了值得警惕的通货膨胀。如果超过5%时，这标志着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国显然已经陷入严重的通胀之中。一般来说，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大于50%，说明经济尚未衰退，低于50%，即说明经济发生衰退现象。2012年前3个月，中国PMI指数分别为48.1、49.6、48.3。传统上，一般认为PMI连续3个月低于50%，就标志着经济陷入衰退。因此，从数据上看，中国已经陷入高通胀与低增长的困境之中。换而言之，即中国经济已陷入滞胀。所谓滞胀，就是经济增长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中国经济的表现一向都是物价上涨、经济快速增长与低失业率。这样的局面主要由出口与投资引起的。在出口导向政策的条件下，全球需求拉动中国低附加值的血汗工厂快速增长，从而带动制造业的普遍增长，进而带动服务业、资源与能源需求的增长。目前，中国石油的60%需要依赖于进口，世界金属市场需求50%的份额由中国拥有。就投资来说，主要有两块：一是房地产，地方政府在GDP政绩与提高财政收入的刺激下，有意通过经营城市的方式抬高土地价值，导致房地产行业高速增长；二是基础设施建设，如十分必要的高铁建设与补欠账30余年的农田水利建设。

    在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西方国家普遍陷入表现出来或潜在的债务危机之中，出口拉动已无法持续。长痛不如短痛。如果在当时，中国决策层能果断进行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滞胀的局面并不一定会出现。但遗憾的是，当时的决策出现了严重的失误，结果造成现在滞胀现象的发生。

    滞胀的实质是实体经济以超出了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需要而进行大量投资，大幅增加了货币供给量，一旦经济陷入衰退时，打鸡血、吃鸦片引起的经济繁荣期时所创造的巨额货币供给量便会反映到物价的急剧上涨上。对于中国经济滞涨来说，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自2005年以来中国房地产泡沫的兴起。为什么以2005年为界，而不是以2003年为临界点呢？根据巴曙松的计量经济学研究，2005年才是中国房地产泡沫开始的时间。我们比较同意巴曙松的观点，因此以2005年为楼市泡沫的启动时间。

    货币供给量既有外生性，也具有内生性。在我们以前的文章已经谈到中国货币供给量主要是内生性的。2003-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连续10次调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货币乘数却由3.57上升到4.73，换而言之，调高存准率反而提高了货币供给量。这与货币外生论的主流观点，也与普遍采用的经济学教科书式观点截然相反。由此看来，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只是房价上涨推动货币供给量上升，而不是货币供给量上升推动房价上涨。中国房地产通过1：4左右的金融杠杆创造出货币供应，换句话讲，全国房价每上涨1块钱，货币供给量就多出来4块钱。

    因此，房地产、基础设施等各种投资人为制造出天文数字般的货币供应量，从而引发潜在的通胀压力。当房地产泡沫大到超过社会承受能力时，决策层只能被迫挤泡沫。一旦到了这个临界点，前期创造出的货币，就会逐步以通胀的形式表现在物价的大幅上涨。据统计，房价每上涨1%，物价就要提高0.45%。显然，这种以房地产、基建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完全无法持续的。有些经济学者所提出的需要继续依赖于房产经济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建议毫无疑问只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毒药，最终的结果比历史上的日本还要糟糕。

    在经济滞胀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会双双失灵。首先，利率控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准确控制利率在一定区间内变动，其前提是能确定实际利率。要确定实际利率就需要得到名义利率的数据，还要确定未来预期的通胀率。然而在通胀持续的过程中，名义利率无法准确预测。因此，在滞胀期间，控制利率的结果将反而导致货币过度供应，从而使得通胀率更高。其次，如果决策者采用扩张型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只能依靠债务。根据马克思与熊彼特的分析，任何产业在经历长周期的经济繁荣后，利润率必然下降，实体经济缺乏增长的动力。因此，扩张型财政政策只能驱动资金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典型的如股市和房地产，结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能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只能恶化通胀水平。

    显然，要想走出滞涨，只有华山一条路——抛弃房地产经济的支柱地位而坚决推动实体经济领域的产业升级，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因为只有通过产业升级才能遏制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提高社会资本收益率。然而，实体经济的产业升级需要充裕的高素质劳动力和高额的资本投入。产业升级不是几年时间久可以完成的目标，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只要产业升级尚未完成，存在的问题就严重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目前在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定价权在美国人手上，关键在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而中国农业种植回报极低，根据2009年统计年鉴的数据，三大粮食每亩收益平均不到200元。袁隆平曾给出过一个更令人诧异的数据——种田每亩收益仅100多块钱，如果没有政府补贴的话甚至不到每亩10块钱。在农村，种田已经成为让人鄙视的职业。种田的农民平均年龄近60岁，凡是有其他赚钱门路的中青年绝不会去种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粮食供给却是逐年下降，目前我国粮食自给率已下降到90%以下，远远低于预期水平。而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全球供给水平已经达到极限，无法大幅度提高，其他能源如风能、太阳能的大规模利用根本就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以中国粮食价格上涨为主导的全球性大通胀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短期来看，中国要保证政治稳定与社会安定，要么加大政府投资以拉动经济增长来保证就业，要么压缩工资上涨预期以降低居民储蓄来保住消费水平。但是，如果为了解决滞涨问题，提高企业利润率而压低劳动力工资，只会把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实际上是制造通胀削弱货币购买力，剥夺中下层的财富来救助银行。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世界金融五百年》中指出，美国里根政府治理滞胀的政策，其本质是将滞胀的治理成本转嫁给社会中下层，结果导致美国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从而使得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

    此外，受到滞涨冲击最为严重的行业首当其冲的是血汗工厂一类的低附加值制造业和物流业，其次是零售业和批发业等，而具有定价权的资源与能源行业、基础设施相关行业以及新兴产业增速较快。现在以及在未来我们都能明显看到，沿海地区大量血汗工厂必然关门倒闭。这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过程，也是经济滞涨时期的必然结果。血汗工厂已经完成其历史使命，正在走下中国经济的历史舞台！

    根据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尽管通胀的情况很严重，但决策者必然要防止恶性通胀的发生。在通胀高企时，通过大幅提高利率的紧缩货币政策来严格控制货币膨胀成为必然选择。比如在美国里根政府时代的美联储主席沃尔克曾基准利率提高到20%以上。因此，在滞胀时期，经济繁荣期严重高估的资产价格会逐步下跌。换而言之，资产泡沫必然破灭，而房地产业必然从投机横行的虚拟经济领域逐步回归到理性的实体经济领域。房地产业的利润率将会大幅下降，但却能保持社会平均利润水平。只要有钱赚就会有人做，无论这钱是多少。因此，房地产业当然不会像一些房产利益相关者所鼓吹的那样危言耸听——整个社会没人愿意去造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