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到20世纪初，儒家是中华民族两三千年中的原本主导文化。但是，跟印第安文化一样，儒家文化也因其非普遍主义的特征，被残暴卑劣的西方入侵者所毁掉或严重摧残；中国人今天面临着一项困难的任务：如何找回已经失去了的文化主体，让她重获生命。应对所有这些困难和实现这些设想之前，必须确立儒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导地位，确认儒家主体在现代中国的消失是西方武力侵略和文化侵略的结果。恢复儒家和儒家文化的生存是中国政府、中华民族和中国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所有曾经在中国犯下毁灭文化罪行的列强和组织不可逃避的赎罪责任。儒家知识分子们如果没有这个意识，不足以成为儒者。儒家文化的真实身体——儒家的真实团体、儒家存活所赖的社会结构等等——必须复活，以作为一切儒家活动、学派、流派存在的不二前提和生命土壤。此乃儒家的纯存在或“儒在”，是它使得一切儒家的存在者们可能；此乃儒家的历史原文，是它使得一切后起的注释、 改写、翻译、发挥可能。要通过各传统民族的原文化的复活和全球主导文化的多样化来获得新的人类生机和平衡结构，我们的希望在于一个全人类的文化生态多样性，一个以民族原文化为基本单位的“联合国”。
儒家的真实复活乃至某种复兴，除了其他条件外，首先要求儒者和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觉醒，即意识到儒家对于中华民族的原文化主导地位，以及相应的一系列后果，包括儒家团体根据这个地位而做的自身定位和目标追求。这篇文章就想说明这个地位的含义和真实性。
一
原本文化（primordial culture, ab-original culture）是指这样一种文化，它源自一个民族的悠久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此民族所尊崇，并明显参与了此民族基本特性的塑造。一个民族可能有多个原本文化，其中常有一种是起主导作用的，即该民族的原本主导文化。儒家是中华民族在两三千年中的原本主导文化[1]，一直到20世纪初，这一事实无可否认。儒家由孔子正式创立，至清末已经有两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孔子尊奉周文化，儒家的一部分基本经典如《诗》《书》《礼》《乐》《易》，在西周时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了，所以有人认为儒家的历史起源要早于孔子。无论如何，儒家至两千年前的汉代，就已经明确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与文化，而且几乎没有中断地延续到清末。这其中有过多次改朝换代，有过多次选择其他文化的机会，但是历朝历代，中国人总是选择儒家为主导者，可见这是一种发自民族深心的认同和尊崇。因此，中华民族最深切地受到儒家的影响，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基本特性。
现在要真正理解这原文化地位的含义与后果，却艰难得很，因为各种形式的西方中心论将其掩盖了、歪曲了。为了揭示它们，我愿意从一个遥远而又切近的例子说起，这就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命运。
美洲的印第安人大约一万年前开始从亚洲东北部移入北美，然后逐渐扩散到整个美洲，一直到哥伦布在有重大政治经济后果的意义上发现美洲，印第安人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多种文化中。玛雅文化和印加文化是其中特别灿烂著名的。在印加文化中，原本的主导文化是崇奉太阳神及月亮神的文化，被印加人征服的安第斯，一些当地人则信奉天空与大地之神，比如天上的雷电公神和地上的玉米母神[2]。
我目前（2009年暑期）正在南美洲厄瓜多尔国的圣?弗朗西斯科大学讲学。最近，班上的印第安学生带我和内人访问了她的家乡，即位于科塔卡奇（Cotacachi）火山脚下的小市镇。该镇就以此火山命名，镇周围有几个印第安人村落。我们是6月下旬即夏至后一周内造访，正赶上印第安人最重大的节日——太阳节（Inti Raymi）。车经过镇口时，看到一个硕大的印第安人的传统太阳塑像，即象征太阳的一个中心圆圈和象征阳光的八只角；但行至镇中心广场，见到的却是一座高大的天主教教堂。后来从观察和读书中，我认识到，这反映了当今南美印第安人[3]的主流文化形态。一方面，他们仍然保留了印第安人的一些文化习俗，比如传统的编织工艺、太阳节和此节日中的传统歌舞，乃至一个古老而又奇怪的风俗，即村落之间在狂热舞蹈高潮时的相互打斗，直到流出献给大地母亲的鲜血，才算过了一个好节，而平常时大家相安无事，并无世仇可言。可另一方面，这里的印第安人早已在西班牙人统治下皈依了天主教，甚至妇女们的“传统”衣着都是西班牙中世纪农村的服装。
两天的新鲜经历让我充满了喜悦和感激之情，但也让我思考其中的文化含义。我的总印象是：这个壮丽雄奇的安第斯山北部地区，是美洲印第安人居住最多的地方；其中印第安人的主体部分已经天主教化了，尽管还保留了某些自己的传统风俗，而且，城市化、全球化的进程还在进一步加剧这些传统的流失。
我这位学生的丈夫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西方人，他告诉我：西方人来到美洲后，对这里的原文化和原住民主要采取了两种策略，即北美洲的屠灭策略和南美洲的强迫改宗政策（其实，南美也有大量的屠灭，以至于在大部分南美国家中，印第安人口的比例极低）。所以，现在北美的印第安人所剩无几，都被限制在一些贫瘠分散的“保留地”上[4]；南美部分地区的印第安人数量相对较多，但除了残存于丛林中的少数部落人之外，大多被天主教化了，连语言也是以西班牙语为主。而且，尽管改信了西方人的宗教，但印第安人处境一直不佳，三四百年来苦难深重，现在也是相对贫穷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民族意识正在逐渐觉醒，要为自己的权利斗争，也开始出现政治上的努力。比如我这位学生的一位姐夫，也是印第安人，前些年破天荒地当上了科塔卡奇镇的市长，而且表现出色。
二
儒家文化的现代命运与印第安文化的命运很有些可以比较之处。它们都被残暴卑劣的西方入侵所毁掉，或严重摧残；它们之所以会受到如此深重的伤害，而不像另一些非西方的宗教文化比如佛教那样还能有所逃避和再兴，是由于它们的非普遍主义特征，也就是与原本民族的原本生活方式和天地生态的内在联系[5]。两边都持一种“互补对生”（genesis by complementary opposition）的阴阳性别哲理和天地信仰。
中国这边，古《易》卦象就鲜明地表现出这种思想和精神的结构，孔子及其弟子们创作的《易传》更是直接阐发了其中“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周易?系辞上》）的哲理。所以儒家相信“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第12章），相信家庭的亲子之爱（慈与孝）是一切德行、礼乐和政治之源，相信天地四时与人的息息相通。
安第斯山的前印加文明的印第安人中，盛行两性神灵和男女的“互惠原则”[6]，“在主流意识中，大地的力量与体现在天空及高山上的力量对列。安第斯人让他们的天空中居住着男性之神，而与大地的丰产女神的形象对峙起来，这些女神以巴查妈妈（Pachamama）也就是大地母亲和她的神圣‘女儿们'为首”[7]。印加的主导文化与安第斯印第安人的当地文化是同结构的，只是突出了太阳神的地位，就像儒家相比于道家而稍稍抬高了阳的地位。“印加人用其他安第斯人能理解的方式来构造他们的宇宙。……他们选择太阳神来主持和代表征服者的帝国，而让月亮神管理一切与阴性相关的事情。”[8]印 加帝国首都库斯科的主要太阳神庙的内部结构，特别是中心神坛的一幅图（Pachacuti Yamqui's diagram），清楚地表现出这种世界观。这幅图上，左边是阳性的太阳、早晨的金星、陆地男神和男人，右边是月亮、傍晚的金星、海洋母神和女人，形成一个互补对生的等级结构[9]。
这种自然的、微妙的有机世界观，不离世间--特别是家庭、家族——而又被神圣化。当它们遇到以独一的至高实体神为信仰、以坚船利炮为根本力量的西方文化时，就特别不适应。尤其是当这种完全异质的、机械的、形式化的军事、经济和社会力量摧残了中国和印第安社会的家庭结构后，儒家与安第斯的印第安信仰就在历史的瞬间崩溃，尽管它们在这之前可以经受多种折磨而不垮。对于佛教、道教这类不那么依靠家庭结构的非西方宗教和文化，西方强权的野蛮现代化倒还不至于那么致命。
此外，两者的衰败还有一个类似的原因，即两边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或主导者们，在西方强权的入侵面前，特别是在其绝对的优势武装的屡屡得手面前，陷入惊惶失措的状况，以至于去崇拜西方文化或其中的某些方面，而对自己文化的基本价值丧失了信心[10]。
比如印加帝国的印第安人见到西班牙入侵者时，称他们为“神”（virucochas），因为他们骑着印第安人从未见过的“特别大的动物”（即美洲没有的马），穿着镫亮的马靴，手中的火绳枪放出像闪电一样的光芒，还能用“某种白单子”（纸）来相互说话，等等[11]。在这种心理中，皮萨罗（F. Pizarro，初次入侵印加帝国的西班牙武装团伙的首领）手下四十多人就擒住了当时的印加国王阿塔华儿帕（Atahuallpa），杀死当时在广场上的一万印第安人[12]；此后又用分化、阴谋、谎言和各种卑鄙手段摧毁了整个印加帝国，劫掠了惊人的财富[13]，特别是土地这宗最大的财富，统治并败坏了南美的印第安人。
西方人入侵中国用了更短的时间。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列强（后来日本加入）屡屡击败中国当时的政府军队，不断缔结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终于，到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确认西方入侵者们的文化是更高级的，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包括不同颜色的民主）是时代之神的化身，是可普遍化的真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武装是“放出闪电光芒”的不可战胜的力量，而中国传统文化、文字、科技（比如医学），特别是儒家文化是低级的，甚至是不道德的，所以必须被“打倒”。以各种方式尝试的“全盘西化”成了时代的大潮流，儒家文化的主体部分和精英部分轰然倒塌。以这种方式，西方的意识形态统治了中国的现代思想与实践[14]。
儒家乃至中国传统文化与印第安文化还有一个共同处，即它们的精英形态被西方击垮之后，在民间还有某种挣扎，自觉或不自觉地为过去的传统延命。这在中国表现为“家长”、“民间医生”、“跳大神的女半仙”等等，在印第安则表现为“通灵者”、“治病者”、“女巫”等等。比如《月亮、太阳和女巫》一书，就记载了许多印第安女子如何在民间为自己的文化招魂的哀楚动人的事迹（往往还是通过天主教神父们的诅咒之笔）。但是，无一例外，这种柔弱而坚贞的努力都受到了西方化的主流框架及其代理人的最蛮横和“最有理”的镇压和污损，被安上“封建主义”、“迷信”、“邪教”、“魔鬼的同谋”等等最有杀伤力的咒语，被“正教”、科学主义、“群众运动”迫害得死有余辜。西方框架所承认的某个宗教、某个“主义”或“主义者”——比如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受到迫害，都有某个靠山来为其说话，来主持正义；只有非西方的生命文化的下层人被迫害时，无人怜之，因为它们已经被这个主流框架妖魔化得比敌人更反动、比异教更邪门了。这里才是真正“他者”的“鬼域”之处，是让知情者最心酸处。
儒家与印第安命运的不同仅在于，它在主流社会中的最后毁灭或被严重摧残主要不是西方人直接操刀所致，而是假那些西方化了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手。但这只是形式上的不同，两者向西方意识形态“皈依”的实质是一样的。可以设想，如果可行的话，西方人完全会在中国做他们在美洲做的事情：既杀男霸女抢地，又灭绝当地文化。只是由于当时的中国人口众多，有自己的文字和比较成熟的政府，有洋务运动和虽然不够先进、但还可抵挡一阵的武器，他们才不能像屠灭印第安人那样屠灭中国人，而只做到了摧毁中国的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
1915年，《新青年》（一开始叫《青年杂志》）出现，成为鼓吹新文化的阵地。按照这个改变了中国近代史的运动的主导思想，中国文化不仅是弱的，难于在西方强权压力下生存的，而且从思想上和道德上来讲，是低级的和劣等的，所以根本不配在现代生存。相比于以前的救亡图存的努力，比如自强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这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它不再满足于向西方开放和学习，以求挽救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而是要找到普遍客观的标准，从思想能力、道德水准、民族特性上，全方位、一劳永逸地取消中华文化乃至一切非西方文化的生存资格。这个标准就是弱肉强食的功利主义和被扭曲了的进化论，按照它，科学与民主是两项西方最突出的骄傲，而其中科学更是无敌于天下。实际上，这可红可白的“赛先生”与“德先生”成了中国的新宗教，谁要是不认同它们就会遭到宗教裁判所那样的迫害。蔡元培在中国和北大的教育中驱除了儒家；傅斯年骂中国的家庭是“万恶之源”；胡适赞扬吴虞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鲁迅说中国几千年历史只是“吃人”；余岩则指控《黄帝内经》为“数千年内杀人的秘本和利器”；钱玄同讲“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鲁迅断言“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瞿秋白声称：“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15]而且，这些都不是一时过激的言论，它们的主张后来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了历史的事实。
今天，中国人又想起孔子，又恢复了几个传统节日（这当然是好事情），但他们生活和思想的中心区却已经耸立着各种意义上的“教堂”。无论是国家政体、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意识形态，还是教育体制、家庭状况、娱乐方式等等，无一不经过了“皈依”的洗礼，而且从总的方向上，还在被西方构筑的全球化拖向更无根的状态。
三
印第安人与中国人今天还面临着一项相似的困难任务：如何找回已经失去了的文化主体，让她重获生命。已经是多少代的天主教徒，他们如何能将自己祖先的文化，也就是被西班牙教父们诅咒的“异教”文化之魂重新置入圣坛的中心？已经是近一百年的全盘西化了，你让当今的中国人如何能在思想与生活的核心区重新树立起孔夫子的塑像？[16]难道他们与我们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式的宗教改革或文化意义上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管怎样，在应对所有这些困难和实现这些设想之前，有一件事情在我们这里是必须做到的，即确立儒家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原文化主导地位。也就是说，确认以上所讲的事实：儒家主体在现代中国的消失是西方武力侵略和文化侵略的 结果，是一桩真真实实的文化罪行和政治罪行，就如同西方列强在美洲所犯的罪行一样。马克思讲“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7]，这话不错，但绝非仅限于他关注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而是首先具有文化政治学的含义。现在最要紧的是，不管这罪行已经产生了什么样的难以纠正的恶果，如同强奸罪所产生的那种恶果，但首先要确认，这是犯罪！尽管我们身上就可能流着罪人之血。
一部分犹太人在二战中被屠杀了，纳粹的罪行被以最高的音调确认并谴责到今天，成为国际生活中“政治正确”的一大标准。但是，上千万印第安人被屠杀或残害[18]，几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抢夺，印第安原本文化被摧毁，对于它们，当今的欧洲和美洲的白人政府却没有诚恳地认罪、道歉和赔偿；儒家文化被毁灭，更没有什么政府、组织或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来谢罪、反省和赔偿。所以，确立儒家文化的原文化地位，就是赋予她在中华土地上的生存权，以及她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的祖先文化身份；同时也就是确认异族入侵者导致儒家文化毁坏的罪者身份，乃至儒家文化要求犯罪者的认罪和赔偿的权利。
所以，恢复儒家和儒家文化的生存是中国政府、中华民族和中国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所有曾经在中国犯下毁灭文化罪行的列强和组织不可逃避的赎罪责任。此乃这个问题上政治正确的终极标准。至于复活了的儒家要如何生存，她是否愿意调整自己，适应现代形势，那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情，谁也无权干涉。这里绝没有任何西方意识形态来提条件、做规定的可能。儒家的原文化地位以及基于它的生存权不容任何动摇和搀假。
儒家知识分子们如果没有这个意识，不足以成为儒者。儒家文化的真实身体——儒家的真实团体、儒家存活所赖的社会结构等等——必须复活，以作为一切儒家活动、学派、流派存在的不二前提和生命土壤。此乃儒家的纯存在（the Confucian Being itself），或简称“儒在”，是它使得一切儒家的存在者们（Confucian beings）可能；此乃儒家的历史原文（Confucian primordial Text），是它使得一切后起的注释、改写、翻译、发挥可能。无此儒在，无此儒文，哪有什么儒者之在、儒学之在、儒教之在？这就是所谓的儒在－儒文的源头主义（Confucian Being-Cultural-Textual fountain-mentalism）。
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不能再寄托于那些在历史上犯下了无数文化罪行、而且还在不断制造各种灾难的文化机制上，而要通过各传统民族的原文化的复活和全球主导文化的多样化来获得新的人类生机和平衡结构。我们的希望在于一个全人类的文化生态多样性，一个以民族原文化为基本单位的“联合国”。
让我引用北美著名印第安通灵者、治病巫师黑麋鹿的深刻而又悲凉的叙述，来结束这篇已经颇为悲愤的文章。黑麋鹿（Black Elk，1863年出生，起码活到1945年）是印第安的西奥克斯（Sioux）人，9岁时有了一次重大的神灵显现（great vision）的经验。在这次影响其一生的经验里，六位代表天地四方的“祖父”神灵向他展示并授予世界的力量，命他回到世间去拯救处于困境中的印第安族人。他后来有过丰富奇特的经历，但是，在白人军队和政治、经济的扼杀力量面前，他没有能够完成自己的人间使命，而是一次又一次地体验和目睹了印第安人的悲剧。
黑麋鹿说道：难道天空不是父亲，大地不是母亲，所有生命体--有脚的、有翅膀的或有根的——不是他们的子女？……我们就从那里而来，我们在她的胸脯上像婴儿一样吮吸生命乳汁，如同所有的动物、飞鸟、树木和青草。[19]
我这个老迈的人，现在从这个高丘回头去看，依然能看到（1890年12月美国军队在伤膝溪屠灭印第安整个部落的惨案中——引者加）被屠杀的女人和孩子们，成堆地散躺在弯曲的深谷中，其鲜明就如同我当时用年轻的双眼看到的一样。而且，我能看到还有一些东西在那血土中死去，被埋葬在了那场暴风雪里。一个民族的梦想，一个何其美好的梦想，就惨死在了那儿！
你看我这个人呵，年少时被赐予了如此伟大的一次神灵显现，现在却成了个一事无成的可怜的老东西，那是因为我们民族的生命圈被打碎了。于是再也没有中心了，那棵神圣的树已经死亡。[20]
如果我们中国人里边有一位黑麋鹿，他会说什么？他显然会这样向我们呼叫：“呼喊‘祖国万岁'的人们呵，你们明白‘祖国'的‘祖'意吗？你们的‘先祖'在哪里？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为你们编织的生命圈的中心还在吗？那棵神圣的生命树上还有绿叶、繁花和鸟鸣吗？”
（己丑夏写于厄瓜多尔基多市宫巴亚区，己丑深秋增补于北京大学——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注释：
[1] 除了儒家之外，中华文化中还包括很重要的道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其中道家文化也是源远流长的原文化。对于唐代以后的中国人来说，中国佛教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原文化。但毕竟，儒家是中华民族在两三千年里的主导文化。
[2] 参见Moon, Sun, and Witches: Gender Ideologies and Class in Inca and Colonial Peru （《月亮、太阳和女巫：印加和殖民时代秘鲁的性别意识形态》）, by Irene Silverblat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第2、3章。
[3] 目前南美的印第安人集中居住在三个国家——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那里印第安人的数量高于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其他的国家比如巴西、智利、阿根廷，印第安人少得可怜。
[4] 《原本的美洲人》一书的编者写道：“在哥伦布来到美洲之前，原本的［北］美洲人（即当地原住民）有500万人。到1890年，就只有25万了。在同一时期，白人人口［仅］在美国就从零增长到了7500万。这些白人篡夺印第安人世代居住的祖先土地，毁掉了他们生存机体的微妙平衡和传统的生活方式。"（The Native Americans: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North America, ed. C. F. Taylor, New York: Smithmark, 1991. 该书套封折边。方括弧为引者所加。）
[5] 参见张祥龙：《儒家哲理特征与文化间对话--普遍主义还是非普遍主义》，《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性别"在中西哲学中的地位及其思想后果》，《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6] Moon, Sun, and Witches,p.21。
[7] 同上书，pp.20－21.
[8] 同上书，p.41.
[9] 同上书，pp.42－43.
[10] 国内某些学者（如秦晖）认为清末知识分子是被西方政治的民主形态所吸引，导致认同西方和放弃中华传统。这是以果为因了。如果没有西方以残暴卑劣的方式来撞开中国的大门，没有西方和学习西方的日本在军事和组织上的戏剧性得手（这种得手不同于清人在明末的军事得手，那对于忠于明室的士子而言是正常的军事失败，而这一次则是似乎毫无战胜可能的惨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因而有巨大的震撼效应），几乎不可设想一部分（而非一两个异类）中国知识分子会有这种看法。而且，即便在这种情况下，持这种西方优越论的人也只是很小一部分激进者，如谭嗣同等，而当时占主流的是曾国藩、张之洞那样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乃至更保守的主张。一直要到新文化运动，才有中国知识分子主流的西方认同或文化上的集体哗变。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是西方恶性强权入侵的结果，而不是西方文化来提升中华文化、超拔“中国愚民”的结果。这是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大是大非，不可不辨析明白。不然的话，全世界被西方欺侮伤害的人民与文化就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谴责西方的入侵和殖民，讨回基本的公道，反倒是应该对西方人的来临感激涕零了——“西方人是来解放我们的，不是来屠杀和摧残我们的！”呜呼哀哉！人心之变，信仰之变，文化之变，至此是无法挽回了。
[11] 提图?库西?瑜盘贵（Titu Cusi Yupanqui，印加国王后裔）：《西班牙人如何来到秘鲁的历史》（History of How the Spaniards Arrived in Peru），trans. C. Julien, Indianapolis/Cambridge: Hackett, 2006, pp. 10-11. 瑜盘贵讲述这段历史的时间是1570年。
[12] 同上书，p.15.
[13]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劫掠的黄金、白银数量之巨大，甚至造成了欧洲的通货膨胀，引发了一系列历史后果。参见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中古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354页。
[14] 参见张祥龙：《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科学文化评论》第6卷第2期（2009年4月出版），第26－41页。
[15] 以上所引言论，可在《深层思想自由的消失--新文化运动后果反思》中找到出处。
[16] 我一直呼吁，应该在北大这个中国最后一个信奉儒家的朝代所建立的现代太学（“京师大学堂”）的校园中树立孔子像，而且应该立在北大西门的双华表之后、两麒麟之前，但迄今未果。校方的一位官员告之，选那个地方更是不可能的，因为那里在文革中立过毛泽东像。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839页。
[18] “西班牙的残酷统治使印第安人人口大减。历年被屠杀的达一千二百万到一千四五百万之多。”（《世界通史》中古部分，第359页）这还只是西班牙的残暴记录，如果算上葡萄牙、英国、法国以及后来的白人政府所杀者，当会多得多。
[19] Blcak Elk Speaks---Being the Life Story of a Holy Man of the Oglala Sioux (《黑麋鹿说道——一位西奥克斯渥格拉拉族的圣者之生平》),由黑麋鹿讲述、John G. Neihardt成文，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9 (1932年初版), p.3.
[20] 同上书，p.270.在黑麋鹿少年时的神灵显现经历中，南方之神赐给他一棵将种在民族生命圈中心的神圣之树，那上边会长出繁茂的枝叶，开出美丽的花朵，无数鸟儿在其中歌唱。他还被告之，一条红路和一条黑路将在生命圈中心交叉。从北到南的红路是幸运之路，从西到东的黑路是苦难之路。他应该带领自己的民族经历苦 难而走向幸福。同上书，pp.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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