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以正治邦（1），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也（2）？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畔（3）。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智，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4），而盗贼多有。是以圣人之言曰：我无事，民自富。我无为也，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译文：
 
      以正道治理国家，以奇道用兵打仗，以无事之道取得天下。我如何知道这个道理的呢？天下的忌讳越多，人民越是违背。民间的利器越多，国家越是陷入混乱。人们的智巧越多，希奇古怪的东西就会越多。按照礼法规定的事物越是彰显，而盗贼就会越来越多。所以用圣人的话说：我不多事扰民，人民就会自己富起来。我无为而治，百姓就会自已化解（矛盾）。我清静守法，人民就会自己走上正道。我把没有欲望当做欲望，人民就会自然淳朴。
     
解说：      

    关于“以正治国”，流行本多拿出孔子的“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来解释这句话，就是说要竖立形为榜样，要广施仁德教化。这与老子多次所讲的以不教为教是不相符合的。
 
    在《尹文子·大道下》中讲道：“《老子》曰：“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奇者，权术是也。以权术用兵，万物所不能敌。凡能用名法权术而矫抑残暴之情，则己无事焉。己无事则得天下矣。 ”

    在这里，尹文子明确的表述了“正者” “名法”是也。关于讲治国、用兵、取天下三者之关系，我想尹文子讲的已经很精辟了，这才是取天下之大道，道家哲学哪里会是儒生所言的遁世虚无的恬淡之学?

     《黄帝四经·君正》讲道：“法律制度，是正道的最终体现。而以法律制度治国者，不可以以私情乱法。而产生（制定）法律制度者，也不可以以私情乱法。精公无私而赏罚守信，所以国家才能治理的好。”（5）这同样也是讲什么才是“以正治国”。

      老子说：“吾何以知其然也？”后面就是回答，“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畔”是讲为什么要“以正治邦”，这里反对的，就是以礼治国。大家都知道，以礼治国就必须要很忌讳，就拿这个“以正治邦”来说，就因为儒家倡导的皇帝贵为天子，名讳不是常人所能提及，而在汉高祖刘邦之后的《老子》都改为“以正治国”了。朝廷的忌讳越多，就越妨碍了百姓的生活，森严的等级，激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使得百姓为了自己的生活而违背朝廷的忌讳，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只有清静无为抱法处势，让百姓循法自为，才能使国家安定。

      前面章节中讲过，“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五十七章）显然“利器”是属于国家的，不应从属于民，本章有注家将“利器”注为权势的，此种版本皆是“人多利器”此处之“人”解为君主或朝廷。而我们在这里是从楚简本和帛书本，为“民多利器”，注为权势显然不妥。

      以森严的礼制治国，忌讳多多，人民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违背这些忌讳，矛盾激化势必就会诉诸武力，这样的事情多了，国家自然就昏乱衰落了。

      后面的“人多智，而奇物滋起。”是指君王朝廷，前面章节也讲过君王应当不以智治国，不尚贤，不见可欲。而违反了这此原则，百官百姓就会大兴人际往来，行贿受贿来迎合来自上级的喜好。新奇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历朝历代的大贪官无不爱好收藏“奇物”。“奇物”滋起也是贪官腐败滋起。
    
      按照礼法规定的事物越来越多，繁文缛节就越来越多，“法物”通常下多指祭祀用的器物，也是最精美最为难得的货品，“法物滋彰”也说明王公贵族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奢华（因为祭祀活动不是普通百姓的事）。老子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那么“法物滋彰”正是与老子所讲的“不贵难得之货”相反，也就使得盗贼（尤其是窃国大盗）越来越多了。

      有了以上的借鉴，圣人不妄为兴事，百姓自为自富。圣人无为而治，百姓自已循法而自化。圣人虚静处势，百姓自己循法而自正。圣人不显露自己的欲望，臣下和百姓定会回归朴素。

注释：

（1）帛书甲本及楚简本为“邦”字，乙本及流行本为“国”字。下同。
         
（2）流行本后而多“以此”二字，楚简本及帛书皆无。虽然流行本读起来感觉流畅，然而细读此章，可知老子在此的反问，并非没有答案，后面的“夫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人多智，而奇物滋起。法物滋彰，而盗贼多有。”即是对为什么要“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的解释。所以流行本在此多出二字实是画蛇添足。

（3）畔，田地的界限。古同“叛”。背叛；叛变 。畔主背亲。——《汉书·李广苏建传》。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孟子·公孙丑下》。其为人也,上忘而下畔。——《庄子·徐无鬼》

（4）法物，河上公注曰“好物也”，在此应当解为按照礼法规定使用的物品。《史记·吕太后本纪》：“乃奉迎天子法驾，迎代王于邸。”《汉书·贾山传》：“故古之君人者于其臣也，可谓尽礼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颜色，然后见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到礼毕，复置法酒。”《周礼·下官司马》：“宾客，共其法羊。”

春秋时代以前，朝廷没有对百姓公开的成文法典，百姓与贵族也没有平等的法律，儒家反对制定成文法，更反对法律条款的公开对外，在上一章我也引用了《左传》所记载的孔子的事迹，儒家认为如果百姓知道了法律条款，就会用法律条款来保护自己，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商君书》（法令，是人民的命脉，是治理好国家的根本，所以是人民利益的保障。此处之“备”当为保障之意。）这样权威就在法律，不在君王。儒家所追求的，是保证贵族利益的不变，奴隶主的统治方式不变。

春秋战国时代，法家人物并出，推动社会改革的大潮，使中华文明进入到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阶段，当然亦不是尽善尽美，但这也强烈的伤害了世袭贵族集团的利益，推崇礼制完全复古的学派儒家自然就代表了他们的利益，然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大争之世，只有法家的法治大道，才是团聚全体人民的力量唯一的大道。历史的机缘，让秦孝公与商鞅两位巨人相遇，为东亚大陆的统一打下基础。

帛书甲本残缺，乙本有“物滋彰”字样，楚简本亦为“法物滋彰”，河上公本也为“法物滋彰”，足以证明后来流行本改为“法令滋彰”是人为的篡改，意在把《老子》思想与法治思想对立起来。

同理，在前面第十四章里把“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改为“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在把《老子》思想向儒家复古思想转变。

同理，第三十一章里把“兵者不祥之器也，……銛袭为上”改为“兵者不祥之器，……恬淡为上”，意在把《老子》思想引向空虚无用的清谈。

（5）《黄帝四经·君正》原文：法度者，正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