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是清末维新洋务派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简称。这一口号虽然在晚近时代才被提出，其所体现的以本土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为核心根本，以外来合理理念、技术、方法为借鉴的精神，在华夏数千年文明史上早就开创并延续着。

再远的不说，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车同轨、书同文”以后，汉朝北御匈奴，使中原农耕文化立于不败之地，同时又以少数游牧民族的文化丰富了汉文化；后经魏晋南北朝的分分合合，神州八方大同小异地域文化的进一步交流融合，重新一统的大唐以发达农耕为物质基础的辉煌文明，曾经威名远扬，四方来朝，同时又吸收、容纳了来自南亚佛教中的精深理念，融入以道法家-先秦儒家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再后来的五代十国、北南宋辽-西夏-金、和元清两朝，无不见证了主要来自西、北方的少数民族归化并丰富了中原华夏文明的历史过程。

但是到了清末，来自西方的炮舰文化动摇了保守落后的清政权，威胁着古老中华文明的存续。这时候明确提出“中体西用”，既是继承了数千年的传统精神，又为此形势所逼而形之于针对特定对象的具体口号，有其特殊的意义。不过，关于“体”和“用”的具体内涵，不同的人们的解读是不相同的，甚至是非常对立的。

对于以慈禧太后及其继承者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作为“体”的“中学”就是她/他们口中的“祖宗规矩”，但这个“规矩”不是指华夏民族这个大家庭始自三皇五帝的各代先祖传承下来的中华道统，而仅仅是指发迹于满洲的爱新觉罗这个小家族对于中华全国的专制统治特权。在其眼中，可“用”的西学仅仅是指工业技术、洋枪洋炮之类的“奇技淫巧”、物质文化，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中与社会政治制度有关的自由、民主、平等、宪政、共和之类理念则都是一无是处的邪说。

与之相对的则有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革命派，当时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中国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首的革命党人，他们继承了遵从天道平衡的中华道统，提倡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即为对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欺压求得中华自强，同时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主义，指国家权力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民生主义，是指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而对于西学，除了其中发展工业、科学、技术的物质文化以外，也借鉴其精神文化中的自由、民主、平等、共和等理念，用之于中国本土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实践。后来，随着中国本土革命实践发展的进程，孙中山先生还与时俱进地提出了“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显然，“中体西用”这个口号及其所体现的精神，虽然曾被个别时代的特权统治阶级所歪曲和利用，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的总体上，“本土传统为体、外来文化为用“这一精神是起了重大的积极作用的，因此应该继续传承下去。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既反对盲目的排外主义，又反对全盘照搬外来意识形态、以外来思维框架肢解、扭曲、消融本土源远流长的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上述精神在当代仍不失其现实重要性。就拿国人已经追求了一个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来说，它本是土生土长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欧洲，是对于日益暴露出其野蛮本性的发达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制，但它本身又具有源自西方思想传统的致命局限性(心物二元、终极对抗)。对于这个来自西方的理念，中国的追随者就表现出囫囵吞枣、水土不服、消化不良的弊病。

在历史悠久的中国，同样具有悠久历史的对于资本既加以利用、又予以节制的传统政策，在以农耕立国的华夏大地上曾经创造出了长期傲视世界的经济文化的繁荣；但是直到近代遭到西方海盗炮舰沉重打击以前，中国从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的、也就是资本处于霸权地位的社会制度来。反倒是一些人将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或其对立面“科学社会主义”囫囵吞枣，罔顾本土长期以来求取社会关系整体平衡的“应化之道”（《黄帝四经》），因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本身具有的符合平衡之道的合理内核并没有得到稳定实现，表现在：工人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摆脱雇佣劳动地位、从而消除阶级剥削这一核心原则的实行只是昙花一现，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极左和极右这两端之间摇来摆去，结果都是将国家带上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

可见，圆融自洽地解读、并坚持发扬国家本土的优秀传统，作为根本，而对外来思想文化必须以此根本为准则加以鉴定、析解、选择，作为借鉴——这才是国家走向和保持繁荣富强的必经之道。这就是“中体西用”这一口号的当代意义。

（陆寿筠，美籍华裔学者，新法家网站英文版主编。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讲师，现居美国旧金山。著有《人类向何处去：新世纪意识形态之较量与重组》，九州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