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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来:孔子成了摇钱树 
作者:[徐来] 来源:[《新京报》 2005年09月28日] 2005-11-19

 
 
    公元1661年,在中国为清顺治十八年,论干支则为辛丑,属牛。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出名的“哭庙案”或许是惟一的例外。著名的苏州文人金圣叹,就是因涉此案而被处死。一位化名“采蘅子”的作者在他的《虫鸣漫录》一书中,生动记载了这一案件的原委:金圣叹参加了当时苏州儒生的一次示威活动。为了抗议当地教育管理部门出卖“孝廉”功名,学生们将孔庙中的孔子像抬出,换之以财神像。事发后,金独揽大罪,不使殃及他人,终于被杀。

  其实,掌握了科举选士的权力,同时也就有了获取财富的途径,这在古代中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国很多地方,就有在年画中把至圣先师孔子,与鲁班、陶朱公、沈万三四个人放在一起,作为四财神张贴的例子。这很容易理解,孔子的学生子贡是个出了名的大财主,他赚钱的本事自然是孔子教的。那么孔子赚钱的本事想必也非常惊人。康有为的学生陈焕章写过一本《孔门理财学》,在孔子的言传身教里得扣出不少经济学观点,也可以看成是对财神孔子一点补充。

  孔子搭台,经济唱戏

  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国际孔子文化节”这种“孔子搭台,经济唱戏”的活动手法了。在本届“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的新闻发布辞中,发布方用超过2000字的篇幅介绍了主办地济宁的经济状况与投资环境,而介绍“孔子文化节”本身的内容却还不到“本地经济”的一半。“儒商”则是发布辞中神圣程度仅次于“孔子”的词汇。再具体到“文化节”活动项目,“科经贸、旅游、人才类活动”的数量,大大超过了纯粹的文化活动。

  曾经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转眼成了个著名商标,贴满了孔子诞辰之地的大街小乡,然后一路随着孔氏家族开枝散叶,贴到衢州,最后在各地的文庙里祭起了“落宝金钱”。

  但这显然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有所不同。“祭孔”之所以会被特别提出来,作为一年一度的盛事,大肆宣扬并且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宣传机器对全世界现场直播,显然昭示着这一活动的特殊性。

  经过2000多年封建王权的反复渲染,孔子作为中国人最重要的文化偶像,已经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而“官祭孔子”则又是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与孔子文化偶像形象重叠的重要活动。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祭孔方案,如此描述这一活动的意义:“既能有利于宣传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又能打造一个被国内外认可的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文化交流平台,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扩大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影响,促进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很显然,这一活动是严肃,而具有独立性格的。

  但无论是从“国际孔子文化节”的活动安排,还是活动的相关介绍,都可以看出,“官祭孔子”的主办者在意的,并非是祭孔究竟如何增强了民族的凝聚力,究竟如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他们关注的是这一活动将为当地带来多少旅游收入,引来多少想在当地投资的“儒商”。

  “官祭孔子”,这在很多人看来本该是神圣而严肃的活动,现在却成了当地招商引资的“搭头”。怪不得那些以“儒学正宗”自居的文化保守派对这个“复兴儒学”的盛事毫不关心,并且早早赶在28日之前,搞了一场文化保守派的“民祭孔子”活动。

  古代祭孔的理由今天已不存在

  需要指出的是,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历程,“官祭孔子”这一活动却并不一定标志着经济活动的活跃,或者财富的累积,而常常与混乱相互依附。

  孔子诞生的时代,就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混乱的时代。郑寤生成为郑国国君,拉开春秋时代的帷幕以后,夏商周三代的贵族政治秩序逐渐被破坏,平民开始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传统的贵族礼教则渐渐被废弃,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同时,新的大一统式的体制又还没有形成。孔子在各种新兴阶层与军事、政治势力间奔走,既不得不承认新兴力量的存在,又希望能够借助他们的力量,重新建立周公以来的贵族礼教秩序。这行为本身就是春秋以来思想混乱的产物。

  1911年以后,中国进入又一次思想大混乱时期。旧的封建国家已经消亡,新的共和制度尚未建立,西方各种政治、社会思想则相互搅动、撞击。辛亥革命次年,在康有为的推动下,上海孔教会成立,并开始策划祭孔。

  1913年6月22日,袁世凯发布《尊孔令》。次年9月又颁发《祭孔令》,并进行中华民国首次“官祭孔子”活动。

  在这两段思想大混乱期之间,“官祭孔子”活动的兴盛期也与思想混乱伴随到来:公元前195年,刘邦在其统治的最后一年亲自到曲阜祭孔。这个时候,汉的臣民尚未从秦的暴政与“楚汉相争”的混战中回过神;公元前48年,汉元帝征召孔子第十三代孙孔霸为帝师,赐食邑八百户,作为祭祀孔子活动的专项经费。这个时候,谶纬逐渐兴起,政治神话与政治预言开始将汉王朝的政治、社会活动引入死胡同;宋徽宗以“集古圣先贤之大成”之意,为孔庙主殿起名“大成殿”,并规定孔子的画像、祭祀,都使用帝王的规格。这个时候,北方民族强势南下,古代中国第二次南渡移民潮即将开始;1906年,光绪帝把北京孔庙祭孔升格为“大祀”,并翻修北京孔庙。这个时候,维新已是弦上之箭,革命也即将兴起。

  这些“官祭孔子”或者将祭祀规格升级的活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应对当时的动荡局面而进行的。为了挽救思想领域的失控局面,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在危机到来的时候抬高孔子的地位,升级“官祭孔子”的规格。他们希望孔子这根标杆能成为重新聚拢臣民的原点。不过很明显,这些举措大都没有让它们的实施者达成自己的希望,倒是给“官祭孔子”这个活动,抹了不少锅底灰。

  “官祭孔子”在精神领域与混乱相伴而起,却不能成功戡乱,臻于郅治。古代祭孔的理由今天已不存在,却又被要求在物质领域充当摇钱树的角色。文化倒退,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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