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与其他地域文化一样，在保存其某些特点的同时，逐渐融入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元、明以来，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这一趋势越来越鲜明，到了清代，燕赵文化明显具有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特征。特别应指出的是，我省承德作为清王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也是清文化的中心，在其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燕赵文化的光彩。

从地域文化融入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

燕赵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其独特环境。这个地区是草原的游牧民族和平原的农耕民族用战争与和平交错的方式争夺、交汇、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在民族冲突剧烈时，太行山和燕山是保护内地的天然屏障；在和平共处时，通过山海关和桑干河谷等众多通道，使平原内地与关外草原之间进行广泛的交流。新石器时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文物中，都显现着燕赵文化将平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融于一体的特性。这种表现为燕赵文化的融合性、开放性与包容性的特性，正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

随着中华民族历史长河的奔涌流淌，燕赵文化的时空内涵也不断延展。从空间上看，它不仅应包括燕赵，还囊括夹在它们之中曾辉煌一时的中山国。从时间上看，叙述着中华文明发祥史的北京猿人、山顶洞人遗址，记载着炎黄子孙早期的融合战争———阪泉大战、涿鹿大战，昭示着商人始祖“玄鸟生商”的传说，这些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发端，更是燕赵文化的序幕与积淀。战国时燕昭王千金市马骨，修筑黄金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标志燕赵文化的初步形成。北魏的孝文帝迁都，北齐帝王来往于邺城、晋阳两个都城之间，辽、金对北方的统治，都对燕赵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所有这些都凸显着华夏多民族团结统一的主旋律。元明清三朝七百年间，燕赵区域成为京畿重地，它不仅是一个地方性区域，而且也是一个五方共居代表中央的区域了。这时的燕赵文化，已成功地完成民族融合，将多民族文化系统地融为一体，并融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多民族统一的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之中。

清文化是多民族统一的文化

清文化是多民族统一的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儒、道、释的大融合。燕赵文化在清代也形成了一座高峰。

清朝入关后，即奉孔子为“师表”，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大量编印并注解儒家经典，阐扬儒家思想，大行儒学治天下，把儒家思想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清统治者给孔子上尊号，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大修孔庙，每年举行祭孔典礼，给孔子的后裔衍圣公以种种荣耀和特权，给孔府增拨土地、赏赐财物。康熙九年(1670年)，根据儒家学说，清王朝制定和颁布了“圣谕”十六条，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后来，雍正又给十六条做了注释发挥，称为《圣谕广训》；雍正二年(1724年)，清政府将这集中体现儒家社会思想和生活信条的《圣谕广训》颁布全国。清朝统治者把儒家的仁义、中庸、忠恕、和为贵等重要思想，在全国广泛传播。

与此同时，以儒家思想办学，在京师设太学，地方设府学、县学，乡村设社学。作为官办教育的补充，地方书院迅速发展。到乾隆时已新建书院780所，修复和重建前代书院407所，其他类似书院性质的学校2500所，它们都成为清政府传播儒家文化的重要阵地。而作为清朝帝王的康熙皇帝比明代历朝皇帝更精通儒家文化。经、史、子、集，他都认真拜读，其中对朱熹理学钻研最深。在其影响下，清代科举，考四书五经要以朱熹的注释作为准则，程朱理学成为炙手可热的官方哲学。此外，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清政府在屡兴文字狱的同时，还大规模搜集、编纂和注释古代典籍。在编纂过程中，凡书中有关民族民主思想之处，都予以删除或修改，以期达到统一思想、消弭民族意识的目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他们“御纂”和“钦定”的经注作品达到144种，其中包括《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等。

清朝入关前，对蒙古采取了和亲政策。上自皇帝(汗)及兄弟子侄，下至王公贵族，皆与蒙古贵族世代联姻，从而巩固了双方互为依存的血缘关系。清朝对蒙古族政策的巨大成功，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自蒙古族登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舞台，数百年间，长期保持本民族的独立自主，并未真正依附于任何一个民族或政权。即使在元亡之后，散居长城外“三北”地区，也未完全臣服于明朝，与明时战时和，几与其相终始。然而，清统治者却不仅解除了历代所困扰的“边患”，还使蒙古人为其所用，成为清政权的一大支柱。这不能不说是多民族统一文化的一大功勋。

康熙三十年(1691年)，康熙提出了废长城，“中外一视”，突破了中国历史上2000余年以长城为限隔而形成的政治地理的传统观念。他除内外之分，弃“华夷之辨”，视长城内外诸民族为“一体”、“一家”，把春秋以来儒家所倡导的“大一统”的理念发展到极致。就在清朝推行“大一统”的实践中，仍有部分分裂割据势力抵制“大一统”。在和平争取无效的情况下，清统治者不得不坚决地予以军事打击。从康熙首战噶尔丹武装叛乱到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历时六十余年，清朝三代统治者终于将“大一统”付诸实现。在康乾时期，其疆域之广、统一程度之深、民族之多，为中国2000余年封建国家所仅见，也为今天中华民族辽阔的版图奠定了基础。

承德，承载着清文化的精华

自皇太极建国号大清，开辟清朝历史纪元之后，沈阳、北京都曾是清朝的首都。但是最能体现清文化本质的却是清朝的夏都承德。

沈阳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和清世祖福临曾驻跸过的都城。这个时期是清王朝的初创期，文化还不成熟，但已逐步开始改善汉人地位，学习汉族的治政经验。皇太极即位后实施了一系列体制改革，把满洲体制与汉制(即明制)巧妙地结合起来：一方面，保留“议政王大臣会议”；一方面仿明制，设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合称三院八衙门。皇太极改制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打破努尔哈赤排斥汉人参政的单一满族体制，广泛吸收汉官汉将、儒士及蒙古人直接参政。与此相适应，他扩建八旗组织，创建了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满蒙汉贵族地主联盟的多民族政权。皇太极还重新调整民族关系，公开宣布：“满洲、蒙古、汉人视同一体”。重点改善汉人的地位，实行“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政策，特别优礼汉官，颁赏不绝。这一切都显示了多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的趋势。

沈阳宫殿的主体建筑具有浓郁的满族风格，但不能体现多民族统一文化的特性。而已具有370多年历史的新建都城北京，也难以显现清朝政治思想与文化内涵。而承德以其辉煌的古建筑群，承载了一个不羼杂的清代，也留下了一个真正体现清文化特性的城市。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承德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是康乾时期的杰作，不仅是清文化的精华———民族宗教思想的载体，同时体现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神韵。

在山庄与周围寺庙的布局上充分显示了“仁怀天下，宇内一统”的治世思想。耸立在山庄西北的峰峦，与外庙群仅一宫墙之隔，形成高低互借之势。登上山峰看外庙，选取鸟瞰的视角，象征清朝帝王的怀柔政策。外庙群以山庄为中心形成众星捧月之势，体现了“五服”俱向，天下一统。避暑山庄在整体布局上，模拟了中国的地形图，形成了西北山区、北部草原、东南湖泊的布局，而围绕着山庄蜿蜒10公里的城墙仿佛中国的雄伟长城。在景物选取上，采取多种方式，将全国各地名胜荟萃于山庄之中，使564万平方米的宫苑，扩大成为纵横千万里，上下五千年的微缩景观，收到了“移天缩地于君怀”和“山庄咫尺间，直作万里观”的效果。

清帝入主中原后，根据国情采取了利用喇嘛教团结边疆蒙藏民族，对中原汉族居住广大地区实施“以儒治国，以教治心”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政策。这一政策在避暑山庄及外庙中得到充分体现。避暑山庄中有许多寺庙。其中，斗姥阁是一组道教宫观，里面供奉的斗姥传说是玉皇大帝、北斗众星之母。而我国古代常把天子喻为北斗，众星拱之，表达了皇权至尊无上，天下归附之意。佛教寺庙涌翠岩供奉了关公。他不仅是儒家忠义思想的化身，佛教护法“伽兰”神将，还是道教“至道真君”，显示了不同宗教殊途同归，共同为皇家服务的特征。外庙中的普佑寺是皇家的经学院，每年有大批喇嘛在此研修，成为巩固清朝统治的栋梁；殊相寺供奉的是乾隆皇帝的前世文殊菩萨，是君权神授的最好佐证；须弥福寿之庙是为六世班禅专程由西藏来热河祝贺乾隆七十寿辰所建。普宁寺、普陀宗乘之庙、安远庙、普乐寺，这些寺庙无一不是民族统一、民族团结的历史见证。这些宗教寺庙不仅传达着我国古代的宗教思想文化，而且闪烁着康乾时期的民族宗教思想的光辉。这就是其独特的文化魅力所在。

康熙在澹泊敬诚殿宣扬的“为政以德”、“勤政爱民”这种儒家文化精神，充布于避暑山庄及外庙的建筑之中，也表现在长期庋藏于文津阁的《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之内。而康熙、乾隆在避暑山庄所作御制诗文碑刻及七十二景题名、题额、题联、吟咏中所体现的儒家文化气韵，更是无处不在。

为将这种“尊孔读经”、“尊儒重道”的文化氛围发扬光大，1776年，清廷直接拨款在热河城隍庙之东，红庙山之西建立了一座文庙。据史料记载，乾隆帝从文庙建成到退位当太上皇17年间，来文庙瞻礼降香共19次。承德文庙成为与山东曲阜、北京太学并称的三大文庙。

康乾时期是清文化的成熟期，而这种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避暑山庄及其皇家寺庙群的修建。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统一的丰碑，还是中华民族多民族统一文化的图腾。燕赵文化中某些精髓，诸如和合统一、质朴务实、自强不息等内容在清文化中得到继承和发扬。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清文化中精华和糟粕并存。我们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把贯穿其中的和合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精神发扬光大。

民族宗教问题是当今世界的热点问题。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实现和平发展，繁荣富强，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企盼。我国有五十六个民族，三大宗教都有信众，党和国家历来非常重视民族宗教问题。清文化中关于民族宗教问题上有许多有益的思想，值得研究借鉴。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为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为创建和谐社会服务。

(作者系原河北省政协副主席、河北省历史文化研究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