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姓朱，是一个文盲，不识字。奶奶生前常常骂人——有时也骂读书人。但是，我们家里没有读书人，爷爷的文化水平最高。因为，他从小服侍他的爷爷，他的爷爷——我的爷爷的爷爷，是个前清举人，因此，爷爷理所当然是我们家的读书人。奶奶骂读书人，主要是骂爷爷。奶奶骂读书人只用一句话：你把书读到驴肚子里了。细细分析起来，这句话是很恶毒的：你是读书人，但是不能明白事理，那和把书“读”到“驴”这样的畜生的肚子里有什么区别？后来，我读了点书，也成了“读书人”，说实话，我奶奶有一、两次也这样地骂过我。
    我奶奶骂人真的只是骂“人”，她对“知识”——书本，没有任何的不敬和贬损。知识是个好东西，但看掌握在谁的手里，看掌握知识的这个人的“肚子”是个什么样子——是不是“人”的肚子。奶奶生在“五四运动”之前，却绝对没有受过新文化运动的开蒙，但是，她能把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分开。从这一点上看，奶奶虽然没有文化，但却粗通辩证法，这对一个小脚女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难得呢？因为从“五四运动”到现在仍然坚持复兴儒家学说的那些“读书人”竟不明白这个道理。按照我奶奶的说法：这些人是把书读到了驴肚子里。
    儒家的学说其实是很简单的。社会秩序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指自然的关系，比如，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另一部分是社会关系，比如，君臣关系。这个两个部分是泾渭分明的，但是，儒家非要把水搅浑，这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常”——君王“天然”成了我们的“父母”。其实，在孔圣人那里还有：如果君王不守“君”道，那么臣子就可以不守“臣”礼——汤武革命。但是这一点到独尊儒术开始被坏心眼的统治者们给有意“遮蔽”，以至后来变成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于是，“不君”之君一再借“危害国家安全”这个流传千古的罪名，剿灭那些“不臣”之臣，并说：着，拿去喂狗！
    关于个人修养和国家治理，儒学有一个自认为强大的逻辑，这就是“内圣外王律”。修、齐、治、平和致良知是把自己从此岸“渡”到彼岸的现实方法。这是儒家以德治国理论的核心。这个理论的运行机制应该是：个体的人修身养德，把满身的人性统统“灭掉”，然后等待天降“王位”给他。但这显然不符合现实的逻辑——历史上没有一个君王是读“经”读出来的。那么，儒家所说的“王”，除了作作“素王”，哄哄自己外，再就是用“十三经”把自己汤洗得干干净净，然后陪侍在君王左右作“帝王师”了。“内圣外王”是没有丝毫现实意义的一厢情愿，西方也过类似的“谎言”——哲学家王，不同的是西方放弃了这种逻辑，而我们今天还在这样哄骗奴隶的孩子们“梦想”作革命的接班人。
    儒学还有一个“外推”的逻辑，这就是它的信义观。“信”和“义”是社会中人与人进行交往的基本原则，也是友朋之间正常的互相承担，但是儒家把它发展，进而推广成了一套“忠信”理论，即：由对朋友的信义之必要性推导出对君王的忠诚之必然性。这样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被混淆在一起。这种荒谬的“外推”作为“天理”，不断被历代腐儒强化，最后发展成“愚忠”以及今天的所谓“历史必然性”。这就是为什么千年以降，君王越是昏庸，饱学之士越是踊跃地拿头颅谱写“忠君曲”的原因所在。这里面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儒家不断走“现实化”的路线，从尚有“不臣”的骨气，到矫情地要当什么“王”，最后只能退而求其次——老老实实作君王的“不贰”家臣，以换取作稳当的奴隶的恩赐。
    尊王忠君是儒学的终极政治目标，是儒学大厦的“总纲”。即使是一身浩然之气的孟子也没有脱出这个窠臼。孟子最激进的那句话——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在承认君王“执政地位”一万年不变的前提下的一句气话，他其余滔滔不绝的文字都是苦口婆心地劝各式各样的昏君“多行一点善事”，而不是推行民本，或者民主等“普世价值”。这样，我们看到：所谓儒学兴盛2000多年，儒学积极的政治参与没有成就多少明君贤宰，却为历代的儒者造就了一付好下水——驴肚子，也就是把整个儒学的微观知识——书本，工具化变成戕害中国人心智的毒药和屠刀。其实，儒家体系里面关于人生的很多知识和智慧是相当不错的。比如，“正心、诚意、修身、养德”的个人修养指南，“仁、义、礼、智、信”的个人心性目标，“君子自强不息”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个体阳刚之气，以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德，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个体担当精神。
    这些作为微观的、个体的知识和智慧如果本身作为目的而成为一个自我圆满的系统是非常好的，是非常有益世道人心的。但是它们却被作为工具和手段放在儒家学说的体系中——装在儒家政治体系这个“驴”肚子里——成为实现“成王”和“师君”的微观基础，于是，这些好的知识和智慧彻底变味，要么成为虚伪、骗人的假道学，要么成为货真价实的愚（驭）民术。因为儒学的“终极目标”是一个驴肚子，这是儒学的“政治正确性”的前提。儒学用这个武装起来的“驴肚子”，把一切个人，或者个体的心理和道德追求纳入现存的官本位系统之中，也就是把自己牢固根植于现实政治的“支援”体系中。这种实践理性2000多年生生不息的努力，反过来不断为现实政治提供了“永久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同时最大限度地强化了官本位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在中国，儒者——即使最纯正的纯儒，他们的学习和修养过程（隋唐的科举制度使之固化为一个完美的程序）首先是获得一付驴下水，这就是树立一个“天下意识”——以（君王的）天下为己任，然后熬油发奋，熟读四书五经，把驴肚子填得满满当当，如果还有余力，就再对着一根竹子格物致知，把求知的逻辑过程彻底颠覆，然后高声宣布：万物皆备于我！最后扬长出门——拿着策论到天子那里求官去了。儒家没有真正的民间意识，因为他们从来不甘寂寞（一旦下野，就孤魂哀鸣，求饶不断），此外，天下儒者除了驴肚子里的策论外，他们别无为生的所长，他们只有一个买主——皇帝，这就是儒家所谓“学以致用”的无奈。儒家不可能具有真正独立的批判意识，儒家自愿放弃作为批判和启蒙的知识权利，把自己蜷缩成一个侏儒，用驴肚子加儒家经典荼毒中国的政治传统，为祸中国2000多年，使中国的政治思想至今不能走出专制思维，也不能走出推倒重来的朝代轮回（儒学并没有“失诸”民间，因此，农民起义多借助道教等，贵族式的汤武革命是空想而已），真可谓贻害不绝。
    那么，目前所谓的复兴儒学其中包藏的究竟是什么货色呢？有两个主题：第一是恢复儒学的正统地位，儒教重新充当国教，儒生重新回到君王之侧。这是儒学自身的诉求。第二是为威权政府寻找最后的支撑。威权政府已经没有别的合法性来源，只有最后一条路，就是借助儒学复兴，构筑集权政治的现实道德基础。这是当道者的目的。如此儒学复兴几乎是一个阴谋，就是复兴那个鲁迅先生竭力批判的“酱缸”——驴肚子，而那些应该装在驴肚子里的知识、智慧和道德，或者被丢到爪洼国里去，或者只是被发酵成恶臭熏天的“天理”服务于当道。这个阴谋一样的“伪复兴”比历史上“独尊儒术”那个长达2000年的“阳谋”更为不堪。因为，儒学复兴在当下商业化的背景下，一定会被“正解”为彻头彻尾的一个“商机”，结果注定是为潦倒近100年的孔乙己们制造一个与当道合谋“偷窃“民脂民膏的机会，至于“复兴儒学”和“重建威权”等外在目标，交易双方早就知道不过是作案工具而已。
    儒学的未来除了不断地作为意识形态的帮闲危害社会外，是否就没有别的出路了呢？应该有两个健康的出路。一个是经过民主政治“去毒”的儒家传统道德和文化。另一个是在国内用儒学疗治现代人精神疾病的“新儒学心理治疗派”。前者把儒学的政治参与要求“阉割”掉，这样，割掉了“驴下水”的儒学，就只剩知识和智慧，还有孟子的那点与“王顾”无关的“浩然之气”，儒学回到知识和道德本体。这个时候，儒学作为一个纯粹的民间批评力量对现实政治产生真正的约束和推动。这个儒学现代化的过程在港台和海外华人中正在变成现实。后者就是超女于丹开风气的当代中国新儒学的“另类”实践——用儒学治病救人。这种方法也不失为一条复活儒学，拯救人心的实践路径。可惜的是于丹教主之后竟没有传人——连个别“江湖郎中”也没有跟进，而于丹师奶卖完膏药之后，正摇着莲步作政治的“外室”去了。
    目前，大陆能否出现海外所传的干干净净的“新儒学”，关键的问题在两个：第一、民间能不能抵抗意识形态化的儒学复兴。因为，这种抵抗运动不仅仅是跟强大的权力诱惑对抗，而且是跟巨大的金钱诱惑对抗，两个诱惑都是致命的，靠当前单薄的知识良知和被窒息的民间意识是否能够有效性地肩住这道黑暗的闸门，是一个大大的问号？第二、大陆今后政治体制的改革前景。儒学不可能带来民主政治，儒学只能等待民主政治来拯救——去毒化。未来大陆或者有“突然”出现民主政治的希望，如果这样，中国儒学的“驴肚子”，就可能彻底断绝其与赖以寄生的精英政治——实际上是后宫政治的关系，自然而然民间化成为健康、自足的知识、智慧和道德体系，从而真正复兴。还有一条小路，即沿着于丹“开创”的道路，儒学后继大师们自己斩断政治脐带，放弃政治“厚黑”，另辟儒学“心路”，结合现代心理学和医学，把它复兴成一门心理治疗的“科学道器”。这条路虽然屑小，但也是自食其力。然而，于丹始作，其无后乎！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