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以字解经和以经解经要求我们从先秦质朴字义而非后世玄学化字义解释先秦儒家经典；以先秦思想背景和精髓而不是以后世佛教思想背景和精髓理解先秦儒家经典。用玄学化字义和佛教思想解读、理解先秦儒家经典是朱熹的擅长，以朱熹为集大成者的理学本质上是先秦儒学的佛教化。儒家文化要返本开新守正创新，必须先要澄清理学的影响。
朱熹将《大学》“明明德”解释成明了那个“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的“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的本体之明，既不符合先秦时期的质朴字义，更脱离先秦儒家思想背景和精髓。以字解经，即从先秦质朴字义溯源，“明明德”的第一个“明”理解为实现、完成、成就；将第二个“明”理解为强盛、繁荣；将“德”理解为恩德、福佑、贡献。这样“明明德”的就可以翻译成：创造一个福泽众生、普惠人民的伟大事业。以经解经，即从先秦儒家思想背景和精髓理解《大学》“明明德”的含义：《大学》中“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即是说“明明德”就是“天下平”；再以《礼记▪礼运》、《大戴礼记》中的《主言》、《五帝德》、《盛德》等篇相印证和溯源，“明明德”即是实现大同时代；“明明德”即是实现“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谷不灾”的盛德时代。通俗而言“明明德”的含义就是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以复兴儒学的形式，打断儒家文化内圣外王的统一，将先秦儒家思想道德化，玄学化，极力鼓吹内圣，以内圣消解外王，造成先秦儒家文化济世精神的萎缩，理学也顺势成为腐朽的士绅阶层的意识形态。而朱熹对先秦儒家思想的误读在形式上表现为对先秦经典文字的错误解释，在思想上表现为在解读《大学》、《中庸》等经典时，完全漠视先秦时代儒家思想背景，照搬佛教禅宗思想。这在朱熹关于《大学》“明明德”的解释上极为显著。朱熹片面将“明德”理解为内在光明之德，将“明明德”理解为禅宗的明心见性，甚至主张以“明明德”为话头来参以求“明明德”。 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必须返本开新，守正创新。先秦儒家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而以朱熹为集大成者的宋明理学将活脱脱的先秦儒学修正为酸腐的死水微澜，彻底窒息了先秦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成为地主士绅阶层维护其阶级利益的华丽繁琐说辞。为重新焕发先秦儒家生命力，我们必须剥掉宋明理学以士绅思想歪曲先秦儒家的画皮，方法之一是以字解经和以经解经。以字解经，用先秦质朴字义解释先秦经典，反对以玄学化字义解释先秦经典。以经解经是从先秦儒家经典的思想基础上理解明明德，反对用禅宗思想曲解明明德。“明明德”就是《大学》所说的“天下平”；“明明德”南朝刘勰论创作说：“论文必征于圣，窥圣必宗于经。”【1】文学创作如此，研究弘扬先秦儒家思想更该如此，必须从先秦儒家思想的背景和精髓为根据。佛教禅宗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而著名，禅宗更主张“依经解义，三世佛冤。离经一字，如同魔说。”【2】这既是禅宗的特点，更是弘扬佛教文化的最高境界，不局限于经典，又不违背经典精髓。刘勰和禅宗的对待经典的态度值得儒家文化研究弘传者深思，儒家思想的研究必须以先秦儒家经典为根据，而不是以理学为主。对于经典的解读必须以先秦儒家思想背景和精髓为根据，这种态度转化为具体的研究方法就是以字解经，以经解经，经史相参等。本文采用以经解经的方法，从先秦儒家思想背景和精髓的角度解读《大学》“明明德”的含义。 一、以《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章理解“明明德”的含义 《大学》开篇明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介绍八目：“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翟玉忠老师这样分析八目的关系：“这八个次第，实际包括‘内修’和‘外治’两部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内修’，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外治’，中间为‘修身’，其连接内修、外治。”【3】治国平天下为外治外王，格物致知等为内修内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明明德当然属于外治外王。朱熹把“明明德”被曲解为内修内圣。他说：“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4】通俗而言，朱熹理解的“明明德”就是人要体认内心本有的被生理功能、欲望所拘蔽的具众理应万物的光明之性，类似禅宗的明心见性。很明显朱熹理解的“明明德”根本不是外治外王，而是内修内圣，他完全颠倒了内修外治的关系，是对《大学》八目次第的严重曲解。 《大学》交代八目时，先从最高目标“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开始，逐渐向下提出具体的手段，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又从具体手段向上推导到最高目标，即物格、知致、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对最高目标有两种表达，一是明明德于天下，一是天下平。故根据《大学》文本，明明德于天下者就是天下平。所以我们可以断言“明明德”的含义是天下平或平天下，绝不是朱熹所说的明其本有之明，以复其初。 二、以《大学》“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章理解《大学》“明明德”含义 《大学》一文在叙述了三纲八目后，依此对八目进行适度展开的讨论。这就是《大学》中的“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四章，分别论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治国平天下。“所谓平天下者在治其国”章对“德”加以论述，而其他属于内修的“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三章没有讨论“德”。很明显，《大学》文本在属于外治外王的“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章讨论“德”，恰恰说明“明明德”属于外治外王，而朱熹将“明明德”理解为内修内圣不符合《大学》文本。 此章关于论“德”的最重要部分是“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据此看来，“德”不是脱离现实政治经济的纯粹个人心性道德问题，“德”和人、土、财紧密联系在一起。 朱熹专门注释“君子先慎乎德”的“德”是“明德”，他说：“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德，即所谓明德。”【5】按照朱熹的解释，“君子先慎乎德”就是君子先要明明德，先明心见性，只要明心见性，人口、土地、金钱就会滚滚而来。品味朱熹的话，真有点像传销大师和骗子，只要明明德，啥问题就全能解决，啥东西都能正搞到手，好像“明明德”是万金油和百宝囊。在朱熹眼里，君子只有成为只会空谈作秀的道德家和宗教家，才能拯救黎民于水火。 “德”在这里根本不是朱熹等理学家所鼓吹的明德，而是恩惠、福佑和生化等意思，据此义，“君子先慎乎德”一段是说：君子治理国家最应重视的首要问题是维护人民利益、增进社会福利；只有这样，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忠诚；有人民的支持，才能守土开边，保证社会和谐和国家安全；在和谐安全的国内外环境下，财富会不断被人们创造出来；将财富用以推进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事业才是合理使用财富。创造积蓄财富是手段，用之于民、造福于民，是治国的根本。以积蓄占有财富为目的，忘却人民的利益，便会失去人民的拥护。这段话以君子慎乎德为核心，主张辩证处理德、财的关系。慎乎德就是明明德，明明德就要将财富用之于民，提高人民福祉。所以明明德是增进人民幸福之义，哪里是朱熹所说的明虽然本有，却被拘蔽的内心的光明呢？ 三、从《礼记▪礼运》理解《大学》“明明德”的含义 《大学》是《礼记》之四十二篇，《礼运》是《礼记》之九篇。从二文在《礼记》中的篇次看，《礼运》要比《大学》重要，从内容上说，《礼运》同样比大学更能体现先秦儒家的核心思想。司马谈分析先秦学术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先秦学术十分丰富，而上述六家都都以经邦济世治国理政为核心。《礼运》以大同和小康为题，明确了先秦儒家思想的治国理政目标。《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时代，是孔子的理想，“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之未逮也，而有志焉。”【6】大同时代是这样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7】大同时代的治国理念是天下为公，治理方式是贤能共治。大同时代最显著的特点是人有所教，人有所用，人有所养，没有任何阶层和成员被抛弃，受剥削。这是一个全民劳动、全民创造、全民共享的时代，这不正是天下平吗！所以《大学》“明明德”就是《礼运》的大同时代。 朱熹为什么没有将《礼记▪礼运》选择出来而作《四书章句集注》或《五书章句集注》呢？原因之一是《礼运》中大同小康表述清晰明确朴素，没有给朱熹留下进行玄学化、道德化的曲解余地。而《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内修内圣内容，适合朱熹对先秦儒家经典进行玄学化、道德化、心性化解释，为朱熹援佛入儒提供了方便。
四、从《大戴礼记▪主言》理解《大学》“明明德”的含义 《大戴礼记》的编纂者是戴德、《小戴礼记》的编纂者是戴圣，二人是叔侄关系，戴德是叔叔，戴圣是侄子。叔叔编纂的《礼记》称为《大戴礼记》，侄子编纂的《礼记》称为《小戴礼记》。他们同时师从当时的礼学的传播者后仓，学习礼仪，并各自编纂了《礼记》。两版礼记的内容略有不同，《小戴礼记》中关于心性修养的内圣方面文章和具体礼仪、礼器的多于《大戴礼记》，《大戴礼记》中治国理政方面的文章多于《小戴礼记》。《小戴礼记》的读者群更广，适合众多士绅的口味，《大戴礼记》则适合伟大政治家的需要。由于地主士绅阶层的壮大，《小戴礼记》更为流行，《大戴礼记》研读者传承者少，其中多篇文章散佚。《礼记▪大学》是先秦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经典，《大戴礼记》关于儒家政治论述较多，不少篇章有助于人们理解《大学》的“明明德”。 《大戴礼记▪主言》是以孔子和曾参对话的形式讨论优秀的君主如何治国理政才能达到国治天下平的目的。 孔子曰:“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虽有国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修焉，可以守；三至行焉，可以征。七教不修，虽守不固；三至不行，虽征不服。是故明主之守也，必折冲于千里之外；其征也，衽席之上还师。是故内修七教而上不劳，外行三至而财不费，此之谓明主之道也。”【8】 这是《大戴礼记▪主言》的核心内容，文中的道是七教、三至等治国方法，德是国内治理安定团结，对外能折冲于千里之外，维护稳定稳定大局。孔子认为七教和三至是实现国内安定团结和地区稳定的方法，国内外的安定繁荣说明七教、三至方法的正确。明德之义是通过七教三至等方法，以很低的治理成本，上不劳、财不费，实现国内外的安定繁荣。《大戴礼记▪主言》中的“明德”是《大学》“明明德”的简称，故《大学》“明明德”不是朱熹所说明了本有被拘蔽的虚灵不昧的心性，而是通过适当方法实现社会安定、人民幸福和地区和平。 五、从《大戴礼记▪五帝德》理解《大学》“明明德”的含义 《大学》主张“君子先慎乎德”，即君子应该将建功立业，造福社会与人民放在首位，不是朱熹说的君子应该首先明了内在的本有的被拘蔽的光明之性。《大戴礼记▪五帝德》以孔子回答弟子宰我提问的形式介绍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的能力、事功，歌颂五帝促进文明进步，造福广大人民的伟大事业。《大戴礼记▪五帝德》中孔子对尧和禹的介绍文字相对通俗，在此引用孔子对黄帝和大禹的介绍，以窥《五帝德》之全貌： 孔子曰：“黄帝，少典之子也，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慧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治五气，设五量，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豹虎，以与赤帝战于版泉之野，三战然后得行其志。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扆云，以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故教化淳鸟兽昆虫，历离日月星辰；极畋土石金玉，劳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9】 宰我曰：“请问禹。”孔子曰：“高阳之孙，鲧之子也，曰文命。敏给克济，其德不回，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上士；亹亹穆穆为纲为纪。巡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为神主，为民父母；左准绳，右规矩；履四时，据四海；平九州，戴九天，明耳目，治天下。举皋陶与益，以赞其身，举干戈以征不享、不庭、无道之民；四海之内，舟车所至，莫不宾服。”【10】 《五帝德》主要介绍五帝处理各种问题的能力、政治军事经济科技各方面的功业和人民对他们的爱戴和尊敬。何为五帝德？五帝的能力、功业和贡献就是五帝德，即五帝的功德。君子慎其德，君子要像五帝一样，以建功立业和造福人民为本职。明明德就是要以五帝为楷模，扫除文明进步的障碍，促进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福祉。五帝之德是实实在在的能力、事功和贡献，哪里有朱熹说的“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之类的虚无缥缈，玄而又玄的东西。 六、从《大戴礼记▪盛德》理解《大学》“明明德”的含义 《大戴礼记▪盛德》说： “圣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谷不灾，诸侯无兵而正，小民无刑而治，蛮夷怀服。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观治乱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乱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乱得失，可坐庙堂之上而知也。德盛则修法，德不盛则饰政，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也。【11】 这段话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大学》“明明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谷丰登，社会和谐，世界和平，是圣王治理国家的理想，也是考察治国理政的指标。每年冬季天子要用依此考察治理效果，只有达标，才是名副其实的圣王。“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乱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乱得失，可坐庙堂之上而知也。” 德盛者治，德盛即是国治天下平，现实指标就是“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谷不灾，诸侯无兵而正，小民无刑而治，蛮夷怀服”。在圣王的治理下，没有严重的天灾人祸，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就是国治天下平，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在这里我们根本看不到朱熹所说什么虚灵不昧、本体之明的影子。 七、关于理学歪曲先秦儒家思想的分析 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选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儒家经典以传播儒家文化，客观上使得儒家经典更加精炼简洁，有利于儒家文化的传播。《四书章句集注》所解释的学庸语孟虽为先秦儒家经典，朱熹以集注的形式将先秦儒家思想玄学化、道德化，朱熹以研究和传播先秦儒学为表象，本质上是在研究和传播理学。理学是什么？就是先秦儒学的佛教化。朱熹青少年时代就对佛教产生浓厚兴趣，并下大功夫参禅修行。他多次表白自己“出入于释老者十余年”【12】，“驰心空妙之域者二十余年”。【13】直到25岁，师从李侗后，才对儒家经典产生兴趣。“时年二十四五矣，始见李先生。与他说，李先生只说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会此未得，再三质问。李先生为人简重，却是不甚会说，只教看圣贤言语。某遂将那禅来权倚阁起。意中道，禅亦自在，且将圣人书来读。读来读去，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14】 朱熹认识到佛教的破绽，并非是认识到佛教的破绽，而是认识到佛教和儒家思想的差异——即佛教否定承担社会责任，通过修行追求个人解脱，而其他佛教思想朱熹照单全收。朱熹不从先秦素朴字义，从先秦儒家经典思想背景，以字解经，以经解经，更不用说经史相参了。他并不理解和体认先秦儒家经典的原本含义和思想，而是援佛入儒，将先秦儒学佛教化。 我们以字解经、以经解经，不是要批评朱熹和理学，以逞个人小惠，而是要澄清被理学歪曲了的原本先秦儒家思想。朱熹等理学家们将先秦儒学改造为理学，从形式上是创新，但是理学家创新不是返本开新，不是守正创新，而是剑走偏锋，将先秦儒学引向歧途死路。先秦儒家和墨家法家一样“务为治”，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与准则，以朱熹为集大成者的理学则将修身齐家为目标与准则。治国平天下要求主流阶层必须承担起对社会发展和全体人民的责任，而修身齐家则让士绅地主阶层推卸掉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只追求和维护士绅地主阶层的利益。理学反对佛教，却将儒学变成了士绅地主阶层的宗教。理学反对佛教的出世修行，却将士绅地主阶层维护追求阶层利益独大的行为美化为修行。理学家们追求诚意正心，却在诚意正心的幌子下欺上瞒下，垄断乡曲，巧取豪夺。理学家主张格物致知，在处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表现则是除了要求皇帝作仁君，攻击改革之臣好事之外，提不出任何有价值可操作的建议。 两宋之前，中国古代的地主阶级主要是军功地主阶层和豪强地主阶层，军功地主阶层凭武力安身，豪强地主凭经济实力立命。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两宋以后，军功地主阶层和豪强地主萎缩，士绅地主阶层逐渐壮大起来。士绅地主阶层的显著特点是没有武装力量、经济实力不如豪强地主、人数众多、文化水平高，他们不靠武装力量和经济实力，而是靠文化权力安身立命，任何一个政权的建立和巩固都需要赢得士绅地主阶层的支持。元朝以后，代表士绅地主阶层利益的理学成为垄断朝野的官方意识形态，科举制度为士绅地主阶层的文化权力做了制度安排，士绅地主阶层通过理学和科举制牢牢掌握话语权和选举权，理学成为士绅地主阶层维护阶层利益的工具。近代以来，新儒学的兴起则是理学在近现代大变局中的垂死挣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绝不是以行将就木的腐朽的理学为起点，而应以先秦儒家思想为起点，只有这样才能返本开新、守正创新。 注释： 【1】刘勰著郭晋稀注译：《文心雕龙注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2】賾藏：《古尊素语录》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9页。 【3】翟玉忠：《性命之学——儒门心法新四书阐微》，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5-126页。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页。 【6】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32页。 【7】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32页。 【8】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页。 【9】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7-118页。【10】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4-125页。 【11】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2页。 【12】《朱文公文集》卷三八·答江无适 【13】《朱文公文集》卷三八·答薜垅 【14】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0四·朱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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