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也（1）。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上礼为之而莫之应也，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失道矣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也。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2）也。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译文：

      最高的“德”，就是不讲“德”，所以才有“德”。最差的“德”，就是从不忘记“德”，所以才无“德”。用最高的“德”治国，无为而治，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用“仁”治国有所为，而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用“义”治国有所为，而是出于自己的私欲。用“礼”治国有所为，而百姓不响应，就挽起袖子，对百姓强拉硬拽。所以，背离了以“道”治国的法则，就失去了真正的“德”，失去了真正的“德”，才用“仁”来治国。失去了“仁”，才用“义”来治国。失去了“义”，才用礼来治国。礼，是诚、信淡薄的表现，是产生祸乱的开端。先知先觉是道的虚华的表现，是最愚蠢的行为。所以大丈夫应当立身厚重而不立身轻薄，应当立身朴实而不立身虚华。所以（君主）应当去掉那个，采取这个。

解说：   

      德是什么意思呢？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德一般指恩惠、善行。但圣人对百姓同等看待，去好去恶，以法赏罚，看不出对谁有恩惠、善行，正如慎子所说：“官不私亲，法不遗爱”（3）。故可以称为“不德”，然而从整个国家的角度去看，这种“不德”才给了百姓自立自为的平等的机会，因此这才是最高的“德”。本章的“不德”与第五章的“不仁”是相同的意思（见第五章：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最差的“德”，就是天天把德政挂在嘴边，处处树立行为榜样，而实质上坚持的却是贵族世袭，等级礼制。儒家所谓的以“德”治国，其实就是以“礼”治国，也即是本章所说的最下等的治国方法。孔子说：“用各种政治制度来引导人民，用各种刑法规定来约束人民，人民会想尽办法去躲避各种制度和法律的惩罚而且不认为是耻辱的。用道德教化来引导人民，用各种礼制去约束人民，人民会有羞耻心而严格约束自己。（4）”堂而皇之的说教，能否让民众知“耻”而“格”已呢？而道德教化的目的，是让民众知“耻”而“格”已吗？

     所谓道德教化，不过是贵族特权得以遁于法治之外的挡箭牌而已。礼制之下，对于下层百姓，何曾用过说教？不用说周朝，就是商朝乃至夏朝，也是有很多刑法的。百姓无权无力享受道德教化，投告无门，真正享受道德教化的，只有贵族，贵族之间的争斗得失，首先是建立在百姓之上的，无论谁胜谁负，百姓的地位不会改变。

     拥有真正的大德的君主，抱法处势，无为而治。韩非和李斯的老师荀子于公元前264年左右，曾应秦昭王聘，西游入秦，在《荀子·强国》里有这样一段记述：“应侯问孙卿子（即荀子）说：‘去秦国都见到了些什么？’ 孙卿子说：‘边塞巩固而险要，地形地势便利，山峰丛林平川峡谷美丽，天然资源丰裕富饶，地理形势优越。进入秦国境内，观察当地风俗，那里的百姓淳朴，他们的音乐不下流污俗，他们的服饰庄重而不轻佻，他们特别敬畏司法部门而服从法律，是上古之民啊。来到都城官府，那里的百官严肃认真，无不谦恭俭朴、敦厚礼貌、忠实守信而做事得当，是上古之官吏啊。进入这个国家，观察那里的士大夫，出了自己的家门，进入公家的大门；出了公家的大门，回到自己家中，没有私人的迎来送往（请客送礼）；不相互联合，不结朋交党，无拘束却没有不明白精通（法律）而公正的，是上古之士大夫啊。观察这个国家的朝廷，这个国家的朝廷清闲，听政和决断高效，各种事务不会遗留到第二天，安静泰然好象没有治理国家的人一样，是上古之朝廷啊。因此，秦国四代君主取得胜利，不是靠幸运，是源于治国方法得当啊。这就是我所见到的啊。所以说：清闲而且安定，简约而且清楚，不麻烦而且有功效，强盛安定的国家中做的最好的，秦国就是这样的吧！’”（5）

     在今天看来，难道这不是一个官员安于职守，公正廉洁。人民淳朴自然，安居乐业。朝廷清静无为，政治清明的伟大国度吗？两千年了，大道沉沦，我们应该找回我们的记忆，重回那万古不灭的大道了啊。

     以仁治国，君主没有私利，兴利除弊（6），在前面带头做事（为之），百官乃至百姓只能跟在后面歌功颂德，而被称为“仁君”的，没有不被功德赞誉迷惑而以个人好恶定赏罚的，这样的后果就是如《淮南子·诠言训》所说的：“人主好仁，则无功者赏，有罪者释”。如此必将使有能力可以建功业之人远离，使无能而善于吹捧夸夸其谈之人亲近。国家必然走向下坡路。

     以义治国，君主欲图私利，兴事有为，横征暴敛，不顾百姓利益，河上公注曰：“动作以为己，杀人以成威，贼下以自奉也。”而一旦以义治国的君主杀人之“威”不能再震慑百姓（第七十四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那么国家就有大威胁了（第七十二章：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

     以礼治国，到处都有条条框框，繁文缛节，哪里都是道德说教，行为榜样。百姓如果不照做，朝廷的官员们就挽起袖子对百姓强拉硬拽。老子反对的，不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礼节、礼貌，比如说第三十一章的：“战胜，以丧礼处之。”就是对礼节礼貌的肯定。而老子忧虑的是礼制治国带来的“忠信之薄”和“国家昏乱”（第十八章）。在等级森严的礼制之下，人生来就有了永远不变的身份，贵族世代为官，布衣永远为民。有能力的平民不能参与治国，为国立功的百姓不能受到奖赏。即使是贵族之间，也是小贵族少得利益，大贵族多得利益。如此怎么能让国人忠诚，怎么能取得人民的信任？

     《韩非子》说：“在事物没有出现之前和事理没有表现出来之前就行动，叫做‘前识’。‘前识’是没有依据而作出的胡乱猜度。（7）”在中国古代，占卜这门先知先觉（前识）的学问，在国家的政治中和人民的生活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殷墟发掘出来的甲骨文当中有百分之九十的是卜辞。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代，中华人的哲学、政治学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中华人思维方式的巨大进步，他们突破了原始宗教的神秘主义思维，而确立了不信鬼神而信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思维，对于自然主义思维的论述，从众多的先秦典籍当中，随处可见。而在先秦百家当中，道家和法家是完全的自然主义世界观，与之相反的只有儒墨两家，墨家以信奉鬼神著称，而儒家以彻底的复古闻名，在鬼神的问题上，儒家有另一套说法，叫做“天命之说”，《礼记·解经》上说：“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君王被称为上天的儿子，是派来替天行道的。西汉大儒董仲舒更使“天命之说”发扬光大，总结出一套“天人感应”学说，来“证明”“天子”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合理合法性。

      天子既然是被派来替天行道的，当然就要带头表帅，《论语》上说：“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还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既然要带头表帅，就得要先知先觉。《礼记·中庸》上面讲道：“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礼记·孔子闲居》上也说：“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败，必先知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矣。”

      而老子认为，先知先觉是浮华无用的表演，带头表帅并不能把百姓引入正道，应当跟在百姓之后（第七章：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当百姓出现差错再以法治纠正之。

       处无为之势，看重实实在在的功勋与贡献，是为居其厚，居其实。不看重别人的赞誉和浮华的表演，是为不居其薄，不居其华。

注释：

（1）流行本多“下德无为而无以为”一句。

（2）流行本为“始”。

（3）《慎子·君臣》：“……没有功劳的亲戚朋友，不委任他们官职。不把官职私自赠送给亲戚朋友，施行法制不遗忘自己所喜欢的人，……。”

（4）《论语·为政篇》子曰：道（导，引导治理）之以政，齐（使整齐，约束）之以刑，民免（躲避，逃避）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5）《荀子·强国》：“应侯问孙卿子曰：入秦何见？    孙卿子曰：其固塞险，形埶便，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是形胜也。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

（6）《墨子·兼爱》：“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7）《韩非子·解老》：“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