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篡改历史不仅使中国人失去了对华夏原文明的记忆，还使中国所有的法家政治家和思想家都被矮化、丑化了。以法治国、勤政的秦始皇成了暴君的代名词，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则被说成“惨礉少恩”（就是惨酷苛刻缺少恩义）。秦二世而亡被说成历史女神对法家的报应。整整两千年了，是该让我们为中华民族的脊梁正名的时候了。笔者认为中华原文明的灵魂、法家精神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

 

法家政治始终强调消灭官僚特权阶层，所以必然遭到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精英集团的改革意志变得尤其宝贵，而改革的原动力直接来源于法家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

 

两千三百多年前，面对秦国世袭贵族集团的诘难（那时还没有什么文件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特权，只能用血缘来证明），商鞅指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第一》）。

 

从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到今天的改革开放，目前世界和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态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如果我们在思想上刻舟求剑或邯郸学步，儒化加西化的结果只能是作茧自缚、自毁长城。

      

                                              严谨客观的科学精神

 

今日之中国是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思想最为自由的时代，西学、新儒、新法……，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合作主义……，可谓洋洋大观，那么如何辩别一个学说的优劣呢？这就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用实践检验，就是韩非所说的“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gòu，的彀，目标——笔者注）者也。”（《韩非子·问辩》）。韩非用形象化比喻解释说：“夫新砥砺杀矢，彀弩而射，虽冥而妄发，其端未尝不中秋毫也，然而莫能复其处，不可谓善射，无常仪的也；设五寸之的，引十步之远，非羿、逄蒙不能必全者，有常仪的也；有度难而无度易也。有常仪的，则羿、逄蒙以五寸为巧；无常仪的，则以妄发而中秋毫为拙。故无度而应之，则辩士繁说；设度而持之，虽知者犹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听说不应之以度，而说其辩，不度以功，誉其行而不入关。”（《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这段话是说：新磨出来的利箭，张开弓弩射出去，即使闭着眼睛乱射箭头没有不射中细微东西的，但是不能再射到原来的地方，还不能算是会射箭，因为没有固定的箭靶作为目标。设置直径为五寸大的箭靶，后退十步，不是后羿、逢蒙那样的神箭手不一定能完全射中，因为有固定的靶子。有标准就难办，没有标准就容易做。有固定的靶子，后羿、逢蒙认为射中五寸大的靶子是手艺高超；没有固定的靶子就是乱射，虽射中微小的东西也是笨拙。因此没有标准来衡量言论，善辩的人就会长篇大论，设立了标准来衡量言论，即使聪明的人也怕失言不敢乱说。现在君主听取言论不用标准衡量，却喜欢他们的巧辩；不用实际去衡量，赞扬他们的行为却不依照标准。

 

韩非子认为，对于一种理论来说，不用事实加以检验就对事物作出判断，那是愚蠢；不能正确判断就引为根据，那是欺骗！所谓：“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韩非子·显学》）

 

儒家实行了两千年证明是不行的，全盘西化也搞了一百多年，到今天保证国家强大的基干产业还是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难道我们不应走进历史的实验室去考察一下什么才是真理吗？难道法家的科学精神在两千年后还不能在国人的头脑中生根吗？

 

今天中国有太多逻辑上自恰、自圆其说的“巧辩”了，可那些东西一放到功用的阳光下就融化了。韩非讥笑这种理论家说：“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韩非子·问辩》 ）。在选择关乎国运的治国理念的时候，我们不能不谨慎啊！

 

                                         以身许国的牺牲精神

 

法家反对官僚特权阶层，主张所有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因此法家的主张必然会触动官僚的既得利益。韩非明确指出，正是由于法家剥夺了官僚集团的特权，才使得他们的处境常常变得十分危险，特别是在没有国家领袖强有力支持的情况下。他说：“且法术之士与当涂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术士，则大臣不得制断，近习不敢卖重；大臣、左右权势息，则人主之道明矣。今则不然，其当涂之臣得势擅事以环其私，左右近习朋党比周以制疏远，则法述之士奚时得进用，人主奚时得论裁？故有术不必用，而势不两立。法术之士焉得无危？”（《韩非子·人主》）

 

《韩非子·问田》中记有韩非同堂谿公的一段对话，我们从中能看到韩非子那样的法家人物反对韬光养晦，明哲保身的“贪鄙之为”，义无反顾坚持真理的伟大气慨。从韩非子到曹操再到毛泽东，哪个法家人物没有那种不顾个人安危，大道直行的高尚情操！这段话全文如下：

 

堂谿公谓韩子曰：“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于身而殆于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子曰：“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窍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暗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而不见民萌之资夫科身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向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译文：堂谿公对韩非说：“我听说遵循古礼、讲究谦让，是保全自己的方法；修养品行、隐藏才智，是达到顺心如意的途径。现在您立法术，设规章，我私下认为会给您生命带来危险。用什么加以验证呢？听说您曾讲道：‘楚国不用吴起的主张，而国力削弱，社会混乱；秦国实行商鞅的主张而国家富足，力量强大。吴起、商鞅的主张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可是吴起被肢解，商鞅被车裂，是因为没碰上好世道和遇到好君主而产生的祸患。’遭遇如何是不能肯定的，祸患是不能排除的。放弃保全自己和顺心如意的道路而不顾一切地去冒险，为您着想，我认为这是不可取的。”韩非说：“我明白您的话了。整治天下的权柄，统一民众的法度，是很不容易施行的。但之所以要废除先王的礼治，而实行我的法治主张，是由于我抱定了这样的主张，即立法术、设规章，是有利于广大民众的做法。我之所以不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而坚持考虑用法度来统一民众的利益，是因为这是仁爱明智的行为。害怕昏君乱主带来的祸患，逃避死亡的危险、只知道明哲保身而看不见民众的利益，那是贪生而卑鄙的行为。我不愿选择贪生而卑鄙的做法，不敢毁坏仁爱明智的行为。您有爱护我的心意，但实际上却又大大伤害了我。”）

 

韩非子最终没有逃脱“死亡之害”，但他却以“仁智之行”，为自己，也为中华民族树立了永恒的精神丰碑。法家，正是凭着韩非那样以身许国的牺牲精神，曾经主导华夏民族的成长史——她亦将主导人类文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