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清官廉吏不绝史书。但由于清廉屡遭陷害而矢志不移，又深刻地揭示贿恶严重危害性者，唯唐德宗时期的宰相陆贽一人。

　　大唐王朝自肃宗、代宗以后，官场风气越来越腐败。到了唐德宗时，上自皇帝重臣，下至州县小吏，所事唯名与利，所行无不宣索受贿，否则万事难成。在一片污沼之中，唯陆贽身居高位，刚正立朝，清慎自守。公元792年，陆贽离任华州（今陕西华县），东归洛阳入朝拜相时，顺道拜望名重一时的寿州刺史张镒。张镒看到他马上成了朝中大员却太寒碜了，就赠钱百万，让他改善一下家庭的基本设施，他分文不取。陆贽的母亲去世，朝野送礼数百万，他一无所取。为此，一些奸贿小人到处攻击他是沽名钓誉，有人还把他告到唐德宗皇帝那儿去了。昏庸的唐德宗竟然为此下了一道亘古以来唯一的一道逼迫臣下收受贿赂的严旨，责备陆贽“清慎太过”；造成下情不通，要他“如不接受贵重财物，细小珍玩物品受亦无妨”，不要断了朕的“财路”。面对着这样一道奇形怪状的“圣旨”，刚正不阿的陆贽冒抗旨杀头之罪，上疏皇帝，陈直驳谬，痛斥贿赂的严重危害和严重后果。他说：“贿赂只能开启人们贪欲之心，影响相互间的正常交往，违背和破坏法律朝刚。凡索受者，利之小必害之于大，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布帛；布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璧。结果是货贿上行，则赏罚之柄失；贪求布下，则廉耻之道衰；善恶不分，功过不辨，法制沦丧，社稷不保”。

　　陆贽进一步指出：人之行贿，并非所愿，行之有利，不行有虑。因此，要肃清贿风，首先要从上面做起。他说：“上之所为，以导下也”。为上者率先垂范，下面才能廉洁守法。上不为而下为之，才可以设严防，置明辟，依法治之。他大声疾呼：“伤风害理，莫大于私；暴物残民，莫大于贿。”这些精辟独到的见解，犹如激荡讨贿的檄文，给那污秽腥风贿恶以致命的抨击。

　　陆贽为官从政，上不畏皇权，中不伤天害理，下不阿媚权贵，清廉为民。他针对官府横征暴敛的苛政，推行整肃吏治，均节赋税，赈灾救贫，节俭开支等政策，为医治藩镇叛乱造成的严重创伤，减轻百姓的负担和痛苦，恢复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他坚持和奸贪之相卢妃、窦参等进行不懈的斗争，屡遭排挤、构陷、贬黜、流放，他也不为所悔。宰相裴延龄以权刻下媚上，巧取豪夺，一次就贡送德宗白银13万两，绸缎杂货百万余，深受德宗宠信，权倾天下，使“货赂公行，纲纪大坏。”朝野恨之入骨，却无人敢言。陆贽以肃贪为己任，一人多次冒险上书揭发，德宗开始不理采他而包庇之。陆贽一看不行，奋笔疾书了《论裴延龄奸蠹书》上呈德宗，历数了裴延龄的七大罪状，斥其奸贪“为旷代所未有”。这一下子激痛了德宗和那整个腐朽王朝的神经及其根本利益，德宗发怒把陆贽罢相后贬斥到边远的忠州去了。

　　陆贽清廉守正，以民为本，“欲以片心除众弊，独手遏群邪”，在他所处的时代造成悲剧在所难免。足见清廉是和整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啊！更说明反腐倡廉是多么的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