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为政之道的精髓是“经国济民”，比西式套话更加到位

　　30年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是将“发展是硬道理”做西化的、机械论的解释。其实，将“经济发展”的指数，特别是以西方发明的GDP为衡量的“国民经济增长率”，看成是政府须臾不可偏离的中心任务，即使在西方也是不到一个世纪里才出现的新事物。在此之前，至少到凯恩斯经济学为止，经济活动总是被认为与社会安定和道德伦理不可分离的。指标本身不可能带来社会和谐和公正，不可能自动防止国内动荡。因此，经济发展的硬道理还在于国民财富如何再分配，并通过建设和谐社会的方法再度推动经济的全面发展。中国传统为政之道的精髓是“经国济民”，比“发展经济学家”喜欢使用的西式套话，诸如现代化、进步、中心、转型，建设、文明等更加到位。众所周知，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软肋是财富分配不公平引起的社会动荡，而社会不安定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十七大政治报告中的一个着眼点就是如何应付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中国知识精英所接受的西式发展观本身就有历史局限。在20世纪的下半叶，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模式证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二战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坚持用“现代化等于西化”的模式来告诫发展中国家，但东亚并没有按照西化的思路走。西方经济学家要求东亚国家采用“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东亚则直接进入“出口推动”的发展轨道；西方专家强调民主和法治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大多数东亚国家的经济起飞都是在所谓的集权体制里进行的；发展经济学以传统社会和文化的“现代”转型为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却在推动发展的过程中顽强地捍卫传统文化。中国的改革本来就没有被人家的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今后更应突破这样的框框。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远比西方的体制先进

　　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打破西化思路的桎梏也是关键。在某些人看来，“民主”本身并不是个历史概念，而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标准，其实这个观点连西方人都已经不敢认同。冷战之后，西方政治科学日渐式微，原因是同政治实践并不相符。“程序民主”未必就是实质的民主。即使在西方内部也出现了欧洲模式同美国模式的分野。任何国家的政治改革都不可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改革能否成功，成果能否持续，归根到底取决于对传统主流文化资源的阐发和利用，这就首先要打破普世主义原则。

　　中国的改革需要有中国的特色。“机构”改革的重要性就远远不如“用人”改革。对党内干部如何进行监控，党外干部能否进入核心部门为外交和国家安全做贡献，各决策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如何明确规定？潜规则如何破除，决策透明度应当多大？总之，值得研究的重大课题实在是很多。人们一谈改革就喜谈“制度建设”，其实中国从上到下 ，“制度”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只是明制度太少，暗制度太多，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之。

　　实际上，如果从中华几千年的文化源头上进行探索，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进一步改革的很多答案。中国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远比西方的体制先进。传统的六部九卿制用人极少，但职权分明，效率很高。都道府县的实缺官位十分有限，但责任重大，必须以身家性命担保。在盛唐时期，庞大的中华帝国的政务、经济、邦交和礼仪往往只有数千士大夫官员即可正常运转。荀子有言，“士大夫众则国贫”，我们现在的官员体制，虽不能算“十羊九牧”，但也相去不远。传统制度难道一无可取之处吗？再比如说，传统的监察、考绩和反腐败机制未必没有成效，士大夫不得在本乡为官，就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大家都承认，在廉政制度方面，英国的文官制度、新加坡的司法制度、北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美国的权力制约机制、西方的舆论监督机制等等，都有可以借鉴之处，但为何中国吏治和廉政传统却被主流学人以“伪命题”一言以蔽之呢？

　　融入世界绝不等于接受别人的强权意识形态

　　对外关系领域的思想解放似乎更加紧迫。在中国大国地位急剧攀升的历史时刻，对外关系的领域受西化的语境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突出，一个负面后果就是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入侵。这种理论的核心是强权为公理，实力是硬道理。弱者被打无奈，打人反而有理。按照五四以来流行的西化历史哲学的结论，中国到“现代”之前一直在“沉睡”,长期落后于西方文明，落后就要挨打是势所必然。如果我们以此推论，必然得出国家的“崛起等于威胁”，于是陷入种种“中国威胁论”的历史观而不能自拔。

　　如果我们彻底跳出五四传统的历史哲学，放弃“现代化”的西式语境，就会发现，今日中国对外关系的大环境同鸦片战争前的国际大势并无实质的区别，也就是说，中国面临的无非是两大国际问题：首先，由于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十分显要，对外贸易的顺差和硬通货的积累均居全球之首，因此出现外交摩擦和冲突的可能性存在。其二，能否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准入”还是“不准入”的标准。其实，早在康熙时期就发生过所谓的“中国礼仪之争”，这场争论的意识形态基础是西方文化比中国本土文化优越，于是中国儒家的礼仪是否符合基督教义，就成为中国人是否有资格“进入”基督教主流文化的先决条件。在中国重新“融入”世界体系的今天，这场“礼仪”之争仍然在继续进行。所幸的是，中国不再是孤军奋战。传统西方的欧洲也开始与美国发生“礼仪”之争，对国内治理推出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性化市场经济”原则，对国际事务的管理则提出多边主义和多极主义的要求。中国对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诉求正是这场全球性的“礼仪”之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既重礼仪（或称软实力），也重和合。融入世界绝不等于接受别人的强权意识形态，相反，传统文化将成为中国软实力的基础。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同国际社会的正面交流是取得国际信任的最有效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力迅速上升的历史时刻，缺乏向世界解释自己的能力是造成与他国相互误解的巨大隐患。以欧洲为例，近年来中国商品遍地皆是，中国文化急剧升温，但新“黄祸论”的幽灵也开始在欧洲上空回荡。从根本上讲，欧洲人并不认为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但他们抱怨中国人没有向世界传播明确的信息，展示其对全球发展方向的看法，这必然加剧欧洲人 对未来世界不确定性的焦虑。比如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传统本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创哲学，但是中国人现在被欧洲人普遍看作是只要经济发展，只向地球索取，不顾地球生命。诚然，中国在环保上需要做出极大的努力，但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公开宣扬“天人合一”的思想，对日益焦虑不安的欧洲人将是很大的心理安慰。

    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必要让世界了解自己。笔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做过客座教授，新加坡虽是一个小国，也不是西方民主制，但它解释自己的能力确实让人称奇。前总理李光耀在国际媒体上纵横捭阖，在中西文化之间游刃有余，既谈经论道，也直言优劣。虽然未必能够说服所有的西方人，但新加坡模式同不少其他模式相比的优点已经深入人心，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总而言之，在意识形态问题上同国际社会的正面交流是取得国际信任的最有效的方法。比如说，对“中国威胁论”置之不理，用“冷战思维”一言以蔽之终究不是战略思维的优秀表现，更不能产生积极的国际影响。

（作者是复旦大学特聘讲座教授、日内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