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新民周刊

只有信息公开，投资者才能在股票市场抵制那些不负责任的公司的股票，消费者才能在超市抵制那些不负责任的公司的产品，劳动者才能在劳动力市场抵制那些不负责任的雇主。

篮坛巨人姚明的另一个身份是“护鲨大使”，他曾经为国际野生救援协会拍摄公益广告，并向公众表态：“今后，我本人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拒绝食用鱼翅。”

在上海师范大学经济伦理研究中心主任周中之教授看来，姚明不吃鱼翅的“护鲨行动”包含着消费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去年9月，在上海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面对数百位全球中国学精英，周中之以此为开场白，报告的题目是“消费的自由与消费的社会责任”。

诚如姚明所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消费者责任理念要广为传播，并变成每一个消费者的自觉行动，眼下还需要更多的手来一起滚雪球，既需要姚明这样的社会名流，更需要一个个普通公众的直接参与和推动。

消费者责任觉醒

24岁的香港女孩丘梓蕙走在了姚明的前面。

2002年的一天，在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读书的丘梓蕙从一场讲座中得知，1993年深圳一家名为“致丽”的港资玩具厂发生火灾，致使80多名女工死亡，100多名女工受伤。这家工厂代理生产的是意大利某著名品牌的儿童玩具，香港老板并不富有，赔了100多万元就破产了。由于意大利企业不愿担负责任，受伤女孩命运悲惨。

这桩往事让丘梓蕙十分愤怒。丘梓蕙从此注意到一个事实：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许多发达国家的著名企业纷纷把代工厂转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却对代工厂的劳工权益视若无睹，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

丘梓蕙和她的同学在那年暑假组织了一场“干净衫”行动，期望用实际行动来改善工人的待遇。每年开学，香港各大学学生会都会组织迎新营活动，参加的学生都穿上印有学校标志的T恤，每年学生会都会定制不少T恤。丘梓蕙与香港几所大学的学生会交涉，游说他们参加“干净衫”行动，最后有5家大学参与了这项活动，它们一共要定制1万多件T恤。

丘梓蕙和学生会干部到广东中山的一家制衣厂直接下订单，把销售商对工厂盘剥的那部分利润直接交给工厂，同时提前40天下订单，不让工人加班，每件T恤还多付2元钱用于提高工人待遇。

40天后，1万多件T恤加工完成，丘梓蕙和同学们来工厂提货，同时给工人“派钱”。“尽管每件衣服我们只是多付了2元钱，但是每个工人可以多拿 100多元钱。”那一天，丘梓蕙看到了工人们灿烂的笑容，“干净衫”行动成功地体现了一种力量----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所能拥有的善的力量。

“干净衫”行动让丘梓蕙看到了消费者力量的存在，“但这种行动治标不治本，我们不可能买什么都直接向工厂下订单，直接向工人派钱。根本的办法是改变利润分配模式，并让品牌经销商分出利润来解决工人的权益问题。”丘梓蕙开始寻求具体的解决方案，从欧美消费者运动的历史中寻求智慧。

她看到美国也有反血汗工厂的运动。这场运动10多年前由美国一所大学的学生发起，如今已有200多所学校的学生参与。他们从要求校方拒绝采购血汗工厂生产的商品开始，进而向品牌经销商施压，要求经销商提高代工厂工人的权益。

这股运动蔚然成风，著名的耐克公司是学生们最早瞄准的目标。当时耐克公司对学生们的指责并不理会，直到学生们发动“不买运动”，耐克才感受到空前的压力，同意与大学生谈判，答应增加工人的福利，并公布所有供应商的名单(至今全球只有耐克运动鞋和Levis牛仔裤公布了这一名单)，接受公众的调查和监督。

毫无疑问，只有信息公开，投资者才能在股票市场抵制那些不负责任的公司的股票，消费者才能在超市抵制那些不负责任的公司的产品，劳动者才能在劳动力市场抵制那些不负责任的雇主。

这场运动促使耐克公司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部门，专事负责工人的权益保障，走上了制度性解决问题的道路。消费者责任运动促使了欧美企业纷纷追随耐克，成立企业社会责任部，负责监督供应商和解决劳工权益问题。

先行者撞上坚壁

欧美的经历表明，企业成立社会责任部门并履行社会责任并非自愿，而是迫于消费者力量崛起和压力，不得不做出的反应。

丘梓蕙将她的想法与几个同学和老师讨论，得到了一致认可。她说，如今，进入中国大陆的许多跨国公司纷纷成立了企业社会责任部，高调谈论企业公民概念，其实序幕方才拉开，“许多公司只是成立了一个部门，还不愿意真正去做”。更有甚者，“企业社会责任部门还沦为一些企业的公关伎俩”。而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内地的不少企业则连这个部门也没有，遇到问题往往极力推卸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根本无从谈起。

正因为看到了这一现状，2005年大学毕业后，丘梓蕙决定把唤醒中国消费者力量当作一项事业来做。她与一班志同道合者共同创立了“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以下使用简称SACOM)。SACOM还有100多名顾问，他们都是世界各地的大学教授，运行一年多来，正是这些顾问的捐款维持了这个组织的运转，解决了丘梓蕙和两个同事的生计。当然，丘梓蕙还拿着调查计划向一些慈善基金会申请财力支持，也拿到了“一点点的钱”。

“企业对供应厂商的查核报告往往是不公开的，这样，即使有工资过低、工时过长、招聘童工等违法情况，消费者无从知晓，更遑论敦促企业及其供应厂商改善这些问题。”丘梓蕙和她的同事决定改变这种现状。

丘梓蕙的做法是，组织香港大学师生志愿者到跨国公司在内地的代工厂进行独立调查，并把调查结果向公众公布，以唤醒消费者对企业不良行为的关注，从而形成一股压力，迫使企业改善现状。

2005年暑假，丘梓蕙首先把枪口对准迪士尼，带着大学生志愿者到珠三角4家迪士尼代工厂调查。历时3个月，调查了120名工人，结果触目惊心，调查报告“找回米奇的良心”于香港迪士尼乐园开业前夕公之于众。

丘梓蕙作为新闻发言人，亲自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调查结果。据她称，迪士尼以不足最低工资的条件雇佣珠三角的工人。4家工厂中，3家不符合当地最低工资要求，平均时薪只有2.7元人民币。迪士尼公司虽然巡查工厂，但工厂大多做假应对……

“‘有良心的消费’是消费文化的新趋势。全世界的消费者都开始要求他们所购买的品牌产品不是由血汗工厂生产的。尤其是热爱米奇老鼠及小熊维尼的消费者，更不希望他们购买的玩具、衣服及图书是以非法剥削劳工换来的。”

SACOM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以及他们精心挑定的这个特殊时间，使这份调查报道产生了轰动效应。结果，迪士尼被迫和SACOM谈判。丘梓蕙几次到迪士尼香港办公室和对方交涉。遗憾的是，他们提出要迪士尼公布所有供应商的名址，以及提供资金让SACOM派人到代工厂进行工人培训的要求都被拒绝，双方不欢而散。

2006年暑假，丘梓蕙再次带大学生进入珠三角，针对另3家为迪士尼供货的外资厂商进行调查。调查发现，3家工厂平均时薪只有2.04元至 3.41元，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少了15%至50%，而且3家工厂都没有支付工人法定加班费。淡季时，老板强迫工人“调休”(无薪假期)；旺季时，每天工作11至14小时，每月共工作332至360小时，比法定最高工时高出71%；工厂宿舍一层住180名工人，只有一个浴室及厕所……这种做法也违反了中国颁布的《劳动法》。

2006年9月10，香港迪士尼乐园开业一周年前夕，SACOM的第二份报告“继续寻找米奇的良心”出炉了。这一次，丘梓蕙选定了在香港迪士尼乐园门口发布这份报告，并印刷了1000多份传单发给前来游乐的消费者，结果传单被一抢而空，“消费者很支持我们”。

9月12日，周年庆典酬宾，香港迪士尼乐园给香港很多民间团体赠送了门票。有些团体自己用不完，转赠了10张给SACOM。丘梓蕙和大学生志愿者在迪士尼乐园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天，下午，大巡游开始前，游客们都聚集在主干道两旁，等待目睹白雪公主、米奇老鼠、唐老鸭等童话人物的出现。这时，丘梓蕙和志愿者们掏出了藏在口袋里的布条，戴到身上，拉出横幅，抗议迪士尼对中国工人的不负责任行为。

“10多个保安马上跑过来，围成一圈，把我们围在里面。”尽管如此，丘梓蕙还是觉得在迪士尼乐园里抗议“很好玩”，而且达到了向迪士尼公司施加压力的效果。

一个多月后，迪士尼停止向这次SACOM披露的一家深圳代工厂下订单。这是一个令丘梓蕙始料不及的后果。从10月到现在，SACOM不断和迪士尼交涉，要求恢复订单，并努力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这一次，迪士尼不再像上次一样把丘梓蕙请到办公室喝茶，而是关上了对话之门，“他们就是不管，不回应”。

不会永远帮倒忙

这家工厂名叫龙岗煌星轻工制品厂，是一家日资企业，为迪士尼加工锁匙扣，工厂80%的订单来自迪士尼。迪士尼停单后，煌星厂立即陷入困境，近1000名工人没活干了。

最近，一些代工企业工人给丘梓蕙传来消息，工厂2月1日将辞退所有保安。“连保安都全部辞退，这家工厂要倒闭了。”听到这个消息，丘梓蕙揪心不已。她创立的SACOM以帮助企业找回良心，进而遵守内地法律，改善内地工人权益为己任，“没有料到会发生这种结果”。

如今，春节快到了，不少丢掉工作的工人已经提前返乡。最令丘梓蕙欣慰的是，由于珠三角闹“民工荒”，不少工人又重新找到工作。她庆幸自己少了一些难以承受的自责。

然而，这依然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三个24岁上下的香港女孩，带着一群大学生志愿者做了一个调查，发表了一份报告，结果令1000个工人丢掉了饭碗。

这是不是SACOM的责任？丘梓蕙告诉记者，她的内心有深深的不安，但此事责任不在SACOM，而在迪士尼。她说，迪士尼“停单事件”是一种逃避责任的行为，把全部责任推给了代工厂。如果这是一家迪士尼在欧美的代工厂，这家公司未必敢这么做，因为欧美的消费者运动已经成熟和强大，“欧美消费者不会答应，他们会发动反对活动，包括不消费运动，让迪士尼得不偿失”。

丘梓蕙介绍说，在欧美，如果代工厂被消费者团体调查出有环保问题或劳工问题，品牌企业必须必须与代工厂一同合作实践改善计划，当中包括采购制度、工人培训及工人投诉及监察的机制。如果代工厂改过自新，品牌企业必须继续下单；只有代工厂不愿合作，拒不改进，品牌企业才可停掉订单。总之，品牌企业必须给代工厂一年的缓冲期。

正是基于对欧美消费者运动的了解，丘梓蕙起初认为迪士尼在中国也会遵守这一原则。但是，丘梓蕙错了。究其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力量尚未崛起，消费者向迪士尼施加压力的力度尚不能跟欧美消费者相提并论。丘梓蕙发现，SACOM的两次调查不仅没有“找回米奇的良心”，反而激怒了迪士尼，让迪士尼做出了报复性的行为。

然而，中国消费者力量的崛起，不会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丘梓蕙觉得这个过程可能需要10年。

“我们暂时还不会发动罢买行动，但是我们会继续调查迪士尼代工厂，告诉公众迪士尼的利润是建立在剥削内地工人的基础之上。”根据计划，2007年暑假，丘梓蕙还会带大学生志愿者到珠三角调查迪士尼代工厂。

丘梓蕙的梦想是让迪士尼成为中国的耐克，愿意增加企业社会责任的透明度，公开厂商的名称与地址，接受消费者的调查和监督，同时提高订单价格，延长交货时限，以反映合理的劳动成本。

“如果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写信给香港迪士尼乐园，或者发电子邮件告诉迪士尼，他们不买产自血汗工厂迪士尼纪念品，迪士尼就会感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丘梓蕙说她期待这一天的来临。丘梓蕙说，如果消费者施加的压力足够大，SACOM就不会帮倒忙。

丘梓蕙非常乐观，她相信欧美消费者运动的路径可以在中国复制，终有一天迪士尼会作出合理的姿态。然而，眼下的困局是明显的，面对这些处于利益链上游跨国大公司，SACOM的声音，中国消费者的声音，依然那样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