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身份掉价，方位迷失，导致一众“时尚人物”篡改中国的努力看似符合“国际范”，但却因忽略了构成中国社会现状的历史因缘和生发密码，是故常有域外教条和种种“著相”之学而不知所云,这不仅无法改善中国，巩固中国的历史荣耀和精神高度，反而把一茬茬“知道分子”弄得丧魂落魄、捶胸顿足，反认他乡是故乡。

是的，娑婆世界肉身沉重，世事纠缠无非执于名利，占取一切好处，现在叫经济理性或GDP救赎，最难处就在“我们是谁”？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指向何处？倘是把人仅仅当作不仁不义的灵长类种属打理，吃喝玩乐了却一生，即使如何降格讨好，如何持斋念佛，乃至翻了墙、信了教，在中国之外搞社会批判，甚至落草“自由世界”，交了投名状反噬生养之国，也很难脱胎换骨给幸福加码增值，并为自己寻一个可以慰藉灵魂的精神家园，给生命情感以妥贴安顿。

观中国社会人文体验和价值认证，多数人所秉持的教理学说不外乎儒、释、道三位一体，所想所行，一切因应人事处境各有权重。无非临机权变，取其经世用度而有所偏好，但却总是断不了精神的源头活水与本乡本土的人情世故。所以，即便列朝都不乏逆势而行，与时风“脱轨”的避世隐者、逍遥浪人，但多数人总还是记挂着“家国命运”和苍生冷热，念叨着尘缘悲欢。因此即便是领受了迁流劫难，也总是没完没了，难忘世道臧否，历史评说的切切初心！

所谓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表明中国人无论修身正性，齐家治国，其用力方向始终绕着现世圆成而对六合之外不太上心。所以，在中国，无论是基于个人经验的江湖忧患，抑或是己欲达而达人的庙堂关切，其文化功能都离不开上求闻达，下念苍生，务求虚实相因相济而后参验荣辱得失，才能给自己能把握的现世人生，做一个有情有义，有牵挂的体面交待。

既如是，则其文化策略就少不了犹犹豫豫，既卸不去肩上的重轭！也无法在进退之间作一个了断！古训也一再劝化世人不沉空、不守寂，举凡立身处世务求广学多闻才能自识本心,不生恶趣方能达诸究竟。

缘乎此，即便是躲不开业债苦厄，多数人所学所想也断不会止于概念范畴，或迷恋因信称义，独自享用超验的神学启示，而是积极进取，有所作为。缘此展开的入世、出世心法，当然就不会拧住微观小我斤斤计较，而是立足于道性高维，俯仰天地而后会通人间，以求立身处世能取中道，所以更愿见贤思齐，反求诸己，把资本支配社会人生的教条悬置起来，回到不昧因果，如实观照的活性中国，回到孟子设定的去处：“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倘如此，“中国天命所归必须转向自证光荣，重建文明主体本位，否则，不单是价值虚无和精神颓废，即使经济增长，发了财也还是心智游离，神经兮兮而无所依傍，拜他人神庙必成迷途羔羊”（已故学者刘海波语），被人“降维”耍了、废了，还自以为思想独立，“普世前卫”。

对上世紀而言，反省或批判传统，要救亡图存，改天换地闹革命，就必须寻求道德的正当性，故文化策略上选择批判、“否定”乃至改造旧中国并无不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讲也有必要性。近世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自辱或许不乏国运沉沦碾压的历史悲情，但更多是不明究理拿中国文化撒气。

从现在来看，国人喜欢公私混搭也并非都是坏事。首先，内部人蚕食公产，损公肥私肯定无可避免，在法理层面当然是违约行为而且必受惩罚，但却无碍文明优劣论，反倒有利于在中国滋养人情练达，内圣外王，心怀天下的理想主义。

中国“三才”参验的统一性关照，虽然疏远了恶性资本扩张和逐利冒险，但却培育出擅长应境变通，有容乃大的处世心法。就政教文明而言，“以德配天、各正性命”的东方道统不仅激活了社会向心力，促成万邦归化，经史互证的中国精神，更在伦理和风教上塑造了大国中央旋涡式（哲学家赵汀阳语）的天下胸怀，从而将马克思、自由主义和老中国“诸子百家”同等看待”，如当年的”引佛入禅“类似，将当下急火攻心的“多元论”内化为安抚广土众民的知识点和方法论，如法、释、儒、墨、兵、农、阴阳和杂家，尤其近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历史场境中风起云涌，纵横捭合的宏大叙事，更是综合了古老的人文理想和墨家式的献身精神，它不仅是对传统的继承，更是一次灵魂深处的浴火涅槃。

是的，中国人确实不讲民主而更关注民生，在乎的是为政者心怀天下，体恤苍生。自周公之后就只信人，认定只要见贤思齐，好好学习就能做君子圣贤，肉身成道。诚意正心，周济万民就能修成正果，为政为大。

看看中国人文遗产和现代工程不都是都江堰、长城、大运河、三峡大坝、特高压输电、南水北调和高铁之类事关百姓福祉的民生“造作”。稍懂历史都知道，在中国，民间态度历来都不待见斗兽场、私家城堡、阿房宫和大观园之类供私家取乐享用的“玩物”，一旦有机会肯定一把火烧掉！只可惜今人舶来一拨拨洋教条、洋话头，用来评职称作报告、挣好处，或学院文人小圈子写文章撑脸面，当“社交货币”尚可，倘是跟着嚷嚷弄实务，奉其教义谈婚论嫁、养家活口，办公司，或结党分权搞政治，定制社会政策肯定是一地鸡毛，无非种下龙种收获跳蚤。

即便坊间热衷的“各种主义”老生长谈，也多是形而上概念或唯心论闲扯，属于不明究理，不动脑筋的“拿来主义”，既套不上中国问题，也无助于知书明理和学业养成。今人跟着嚷嚷脱实向虚而不解中国风情，对一向讲“内圣外王，修齐治平”的中国人而言，其价值关怀和社会功课在乎的是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家道兴旺、儿孙满堂和历史上留个人人称道的好名声。何来愤世嫉俗、慌腔走板的多元主义？何来“上帝死了”之后无家可归说法？（注：一神教子民的意义和价值根基就是神，神没了！人就没了安身立命的着落，故只剩下争取夺利，发财致富）。是的学器物方略之术没错，论道统、说人文，还真得慎终追远，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返本才能开新。      

温铁军教授说，中国之繁荣断不是什么“国际社会”意外开恩，突发慈悲而让中国交了好运，而是老几辈人吃苦受累，排出万难，大公无私做奉献垫了底，攒下家当才换来与“国际大户”做买卖、搞贸易的筹码。所以，有鉴于，当今国际关系礼崩乐坏，大争之世以实力论高下的利己主义现实，中国目前应当克服的是：政治上的投机和市侩，经济上的马太效应和文化犬儒主义。从愿景规划上讲，中国社会应当鼓励积极向外，内修文德、外练武功以来远人，而不是纵容发迹者在内部啃食民利，分肥邀宠，或动辄拉帮结伙、轮流坐庄，自家人整自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