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自元朝始正式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直到明清一直如此。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国家治理的专业性认识越来越清楚，逐渐明白仅靠内修达不到外王效果。这类学人的代表性人物是明朝的丘濬。

丘濬（jùn ）（1421-1495年），明朝南海琼山县（今海南省琼山县）人。丘濬是明朝中期的著名官员和理学大家。他1454年中进士，景泰、天顺、成化、弘治四朝在京为官。弘治年间为官最高，出任户部尚书和武英殿大学士。丘濬聪明博学，勤于著述，有经世济民之志，一生著述破丰，主要有《世史正纲》、《朱子学的》、《家理仪节》、《大学衍义补》等，其中《大学衍义补》是丘濬的代表作。

《大学衍义补》一书的命名和内容与南宋后期理学家真德秀创作《大学衍义》，对《大学》中的八目（格物、知致、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的六目，运用古代经史资料进行详细阐发。为何真德秀没有阐发八目中的治国、平天下呢?真德秀认为：只要做到格物、知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则治国、平天下在其中矣。”由此看来，真德秀觉得只要做好内圣修为，外王事功自然会实现。理学的内圣主要表现在个人心性修为和家庭家族治理上，更多的属于现在道德和伦理层次，真德秀认为只要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自然国治天下平，这明显是道德伦理万能万能主义，将道德伦理绝对化、神秘化为具有能够轻松处理包括治国平天下在内的一切问题的功能。

事实上，治国理政和修身齐家有本质的不同，需要更高的人生境界、更丰富的知识结构，更专业的技术能力等。治国理政所面对的问题远比修身齐家宏大复杂，比如治国理政需要减灾赈灾、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稳定安全、财政税收、各地区之间的平衡、各阶层之间的协调等。没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和能力，治理者很难治理好国家。

丘濬是理学家，自然不会认识到程朱理学的道德万能主义之误。但丘濬认识到了治国平天下的专业性，认识到格物知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的因，并不必然结出国治天下平的果。丘濬说：“大学之教，既举其纲领之大，复列其条目之详，而其条目之中，又各有条理节目者焉。其序不可乱，其功不可阙。阙其一功，则少其一事。欠其一节，而不足以成其用之大，而体之为体，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为大者，非合众小又岂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积也。譬则网焉，网固不止乎一目。然一目或解，则网有不张。譬则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榱（cuī ，木椽），然一榱或亏，则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窃仿真氏所衍之义，而于齐家之下又补以治国平天下之要也。”

丘濬认识到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和专业性，他以《大学衍义补》一书，弥补理学在治国平天下方面的不足，从正朝廷、正百官、固邦本、制国用、明礼乐、崇教化、备规制、秩祭祀、慎刑宪、严武备、驭夷狄、成功化等十二个方面对治国平天下进行了推衍，这十二个方面基本涵盖了古代，尤其是明朝国家治理需要注意的基本问题。

明朝是中央集权国家，皇帝承担治理国家的最高责任，同时国家治理的质量决定着皇族的命运。如果治理不善，国家灭亡，大臣尚可以投降，而皇帝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明朝最关心国家治理的人是皇帝。《大学衍义》一书是明朝建立以来经筵的必读书，是明朝每一任皇帝的必修教材，皇帝十分清楚真德秀《大学衍义》的不足，皇帝又是最关心国家治理、切身体验到国家治理专业性复杂性的人。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丘濬历经十余年完成《大学衍义补》的创作，他把书稿进献给明孝宗，明孝宗阅读之后，认为“考据精详，论述赅博，有补政治，朕甚嘉之”，令礼部“誊副本，发福建布政司著书坊刊行”。明孝宗极为认可丘濬的著作，下令礼部组织力量刊行此书，颁发全国教育机构。据嘉靖《获鹿县志》记载，获鹿县学的生员人数是40人，县学藏书中的《大学衍义补》有20本，^[1]人均两名县学生员就有一本《大学衍义补》，而《大学衍义》数量只有8本。历皇帝在万历33年（1605年）内府再次刊印《大学衍义补》，万历皇帝亲自作序说：“此书（指《大学衍义补》）尤补《衍义》（指《大学衍义》）之阙。朕将䌷绎玩味，见诸施行，上遡祖宗圣学之渊源。且欲俾天下家喻户晓。用臻治平，昭示朕明徳新民图治之意。”^[2] 可见明朝中央刊行《大学衍义补》颁发全国各级教育机构，目的在于培养未来的治国理政人才的专业知识与能力，而丘濬在理学框架内极力开掘《大学》的治国理政价值满足时代需要，因而为肩负国家治理重任的皇帝高度关注和认可。虽然有丘濬的努力和皇帝的大力推广，并没有改变程朱理学中《大学》以内修内圣为核心的主流趋势，而缺乏外王的内修内圣或者沦为空谈，或者沦为欺世盗名。但是从《大学》学术思想史变迁来看，丘濬和明朝皇帝对《大学》治国理政价值的开发认可和宣传是值得肯定的。

^[1]（明）赵惟勤：《嘉靖获鹿县志》卷六学校，嘉靖三十五年刻本，第64页。

^[2] （明）丘濬：《大学衍义补》，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