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基督教被君士坦丁大帝“招安”为罗马国教后，分别代表着真假基督精神的边缘与中心、非主流与主流的“双轨制”分野和对立始终贯穿西方文化之中。

     一方面，基督徒一改以往犹太教的偏狭思想，不再坚持犹太民族的特殊地位，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那时一般的基督徒过著圣洁严谨的生活。在他们中间，社会制度所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隔阂都消除了，奴隶与主人在教会内完全平等，富有的与贫寒的同坐一席，互相关爱。另一方面，皈依了基督教、并重新确定了许多基督教基本教义的君士坦丁大帝，却同时颁布世俗法律，重申奴隶主有权杀死奴隶；并规定职业世袭，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同时以恐怖手段强行招兵，拒不当兵的可以被处死；又大兴土木，修建新都君士坦丁堡，挥霍民脂民膏无数。从此，“上帝之城”从天上掉落下来，一分为二，其违反基督真精神的异质部分与世俗的特权扩张主义势力结为一体，成为地上之城的中心，却冒充为地上天国；从此，基督教由于其先天存在的、自身内部的矛盾性，从被压迫人民的精神寄托蜕变为压迫者手中的工具，而基督精神的真正传人则被逼到了社会的边缘，其光芒不能穿透、更融化不了世俗宏观社会少数人压迫多数人、“损不足以奉有余”的“地上之城”。

罗马帝国一分为二、接着西罗马帝国又在奴隶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夹攻之下分崩离析以后，罗马教廷为了摆脱其局促一隅的窘境，竟然在八、九世纪之间大胆伪造了一份被称为“君士坦丁献土”的文献，说是东罗马帝国的君士坦丁大帝不仅向其捐赠了意大利中部地区，而且还捐献了整个罗马帝国的西半部领土，授予教皇及其后任者对其进行世俗统治的权力。从此，先是在罗马教皇（西）与罗马皇帝（东）之间，继而在教廷与整个欧洲诸多的世俗封建主之间，展开了对于世俗和教会权力的争夺，纵横捭阖、你上我下，长达几个世纪之久。

教会统治非常严厉，也像世俗政权一样腐败。它向教徒征收什一税，兜售“赎罪卷”，买卖教职，搜刮钱财，供少数教士享乐挥霍。罗马教会主张禁欲，教士不能结婚，但罗马城中曾有几个贵族妇女通过成为教皇情妇而掌握了教廷大权，她们的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都被立为教皇。教会还控制了西欧的文化教育，严格控制科学思想的传播，并设立宗教裁判所惩罚异端。总之，此时的罗马教会与世俗特权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他们之间的争斗绝不代表光明与黑暗神人二城之间的斗争，而是天下乌鸦一般黑。

十二、十三世纪经教宗批准的历次十字军东征，更是罗马教会与西欧世俗封建主和骑士阶级同流合污、共同实行对外侵略和扩张的血腥暴行，在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彰的极大罪恶，造成了基督教徒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历史性仇恨和敌对。这一点后来的天主教会也不得不承认。

    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大大地冲击和遏制了罗马教会的腐败、专断和对异见的迫害，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推动社会的变革有进步意义。但宗教改革的主旨并不是以“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的基督精神来批判教会和世俗的自私、贪婪、腐败，批判宏观社会制度在根本上违反基督精神的本质；不是以真基督精神去取代教会的假基督精神，而是以片面张扬个性的解放、对于圣经的个性解读来代替对于真基督精神的皈依。虽然这一主旨具有反封建专制、反教会腐败的正面作用，但也为后来新兴的特权阶级所崇奉的金钱拜物教取而代之开辟了道路。

    那些金钱拜物教的信徒和鼓吹者们为了控制和压榨整个世界，到处挑起民族、种族冲突，文化、宗教冲突，甚至不惜发动战争。而《圣经》中所包含的唯我独尊排外思想则正中其下怀。因此，在后来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全世界进行扩张、掠夺的长期罪恶历史上，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充当了金钱拜物教利益集团的追随者、帮凶、甚至是先锋的不光彩角色。

随着“理性”经济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金钱拜物教成为西方社会、乃至被大资本“全球化”世界的普遍法则，政教分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已经将基督教各宗各派从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赶了出去，统统靠了边。这见之于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现象：经常上教堂的人一代更比一代少了，以真基督精神去审察国家和世界的经济政治关系者更是少之又少。不但忠于基督精神的传人们被边缘化，基督教的整个体制也在社会精神生活中被边缘化了。尽管近几任罗马教宗对于他们所在的西方社会也有所批评，同时也表现出愿与其他宗教和文化进行对话交流的善意，但教会根本敌不过浸透了铜臭味的西方主流学术文化和大众娱乐文化对于社会的败坏作用，也认识不到自身的缺陷和局限。

历史经验证明：无论是以“神”为中心的虚幻之“爱”、还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由”“博爱”“人权”，这些在牺牲自己、成全大众的耶稣基督等东西方圣贤面前，立即就显出其虚伪、虚弱的本质来了。归根结底，这些都是建基于心物二元的世界观、专为少数特权利益集团服务的、虚假的“普世”价值观。

人们常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即使是圣贤，也不可能全知全能，何况他们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拿耶稣基督来说，他的献身行动和精神当然是人类博爱的活榜样，真正体现了天上人间的最高普世终极价值。然而，他当时所处的政治和宗教文化环境使他不可能另起炉灶，酝酿出一个心物不二、能够运用于宏观社会改造的宗教或非宗教思想体系来。所以，我们有必要将体现在耶稣身上的真基督精神与基督教思想体系内部的不自洽性区分开来，区别对待，继承其精神，同时看清基督教文化的缺陷被世俗力量利用后所带来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