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梁漱溟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的会闹之举，致使大会六次陷入哗然状态。

1953年9月18日下午三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全国政协在京委员和政务院政务委员列席会议。梁漱溟针对9月17日下午对他的批判做答辩发言。他说周总理和毛主席对他的批判“很出乎我的意外”，他需要足够的时间陈述他和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关系。他特别擅长用陈芝麻烂谷子来证明自己伟大正确。与会的政协委员不少人建国之前和梁漱溟有交集，对此深感厌恶。“发言刚刚开了头，会场上就有人轰我（指梁漱溟本人），不让我讲下去。”【42】会场第一次进入喧哗状态。梁漱溟这时却阴险的将矛头引向毛主席，他从发言席转身注视着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说：“我现在惟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说话的时间。我还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43】

梁漱溟在发言中大庭广众之下，猖狂向毛主席挑战，要求毛主席向他承认错误，以毛主席向他道歉作为毛主席的雅量的标准。如果向他承认错误，是有雅量，要是不向道歉，就叫没有雅量。毛主席对农民生活依然很苦的直接原因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梁漱溟听不懂。毛主席更从人民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角度分析了中国必须抗美援朝、必须发展重工业，为了大仁政，中国人民仍然需要艰苦奋斗，不能沉迷于当前利益。中国实行工业化的资金只能来自于农业等基本产业，因为中国不能也无法像英美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殖民掠夺获得实行工业化的资金，中国的工业化只能而且必须走内生的文明道路。如果中国人民不艰苦奋斗，一味追求眼前个人利益，不首先实现工业化，无法保证国家安全，不提高工业生产能力，新中国的前途只有两个，一是中国将再度沦为殖民国家，二是成为霸权强国的附庸。按照梁漱溟的主张，中国无法实现工业化，因为没有资金实行工业化。同样按照梁漱溟的观点，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要依靠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不依靠党的领导，依靠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的资本家们对他们的企业资产进行公有化，这不是妄想吗？梁漱溟的观点恰恰是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毛主席对其观点的批评是正确的。梁漱溟不反思自己的错误观点，反倒在大庭广众之下，要求毛主席给他道歉，何其自以为是，何其霸道，何其猖狂。

梁簌溟更将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联系起来，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梁漱溟对毛主席叫嚣：“。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44】毛主席要是向他道歉，就叫毛主席坚持了自我批评的作风，要是不向他道歉，就是没有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进而毛主席就会失去梁漱溟的尊重。按照梁漱溟的逻辑，向不向他道歉是是否有雅量、是否坚持三大作风的标准。中国共产党人的雅量在于为人民服务，在于推翻三座大山，在于把中国建成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

梁漱溟说到此处，毛主席说：“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梁漱溟却固执地说：“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45】

梁漱溟与毛主席的几次言语互动中，梁漱溟反复强调要考验中国共产党、向毛主席要道歉、考验毛主席是否有雅量后，与会委员再也无法忍受梁漱溟的无理要求和猖狂蛮横，会场第二次陷入喧哗状态。“谈到此，会场大哗。许多人大声呼喊，说梁某人是胡说八道，民主的权利不能给反动分子，剥夺他的发言权，让他滚下台，停止他的胡言乱语，等等。”【46】    

会场上大声呼喊反对梁漱溟发言的不是参会的中共党员，而是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在下午的会上，中共方面只有毛主席、周总理和李维汉少数人发言，“其他发言人几乎都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的头面人物。”【47】“所有发言人都是一面倒，把梁漱溟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言词难以入耳。”【48】梁漱溟9月13晚上，要求毛主席给他机会表述他的观点，让公众评议。9月16日，中共给与梁漱溟梁机会，他在1953年9月16日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再次陈述了自己的观点。9月17日，中共批判了梁漱溟的反动思想。9月18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人物批判了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梁漱溟漫无边际的自以为是被中共、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批判彻底击垮。

在众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反对和要求他走下发言席的呼喊中，正恰六十岁的梁漱溟耍起了二百五，他就是不离开发言席，死盯着毛主席， “别的人怎么喊，我（指梁漱溟）都可以不理。”毛主席口气和缓希望梁漱溟讲要点，讲到四点钟。梁漱溟说：“我有很多事实要讲，让我讲到四点哪能成!”这又形成僵局，会场上再一次大哗（会议第三次陷入喧哗状态）。“接着又有几位即席发言，指责狂妄之极，反动成性，不许我发言等等。”【49】

毛主席说：“让他再讲十分钟好不好?”会场安静下来等待梁漱溟继续发言，梁漱溟却说：“我要求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他想要更多的发言时间。这时会场第四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我的发言甚表愤慨。”【50】

在这次哗然之后，毛主席又对梁漱溟说：“梁先生，再讲十分钟好不好?梁漱溟不接受主席的建议，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十分钟讲不清楚。”【51】会场第五次因为梁漱溟的无理取闹陷入混乱。

最后，有人建议用举手表决的形式决定梁漱溟是否继续发言，梁漱溟也同意通过表决解决他发言的问题。大会表决结果是：反对梁漱溟继续发言的占多数，赞成的占少数，这少数中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委员中的所有中共党员。在大多数人表决反对梁漱溟继续发言的局面下，梁漱溟“想再谈一句话，但会场中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 ’ ”【52】大会执行主席高岗终止了梁漱溟的讲话，梁漱溟在与会者高呼“梁漱溟滚下了”的声浪中才离开发言席。如果最后一次会场中大呼也算作喧哗，那这就是第六次喧哗。

1953年的梁漱溟已经步入耳顺之年，在大会发言中反复要求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向他道歉，以向他道歉作为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有雅量、自我批评的唯一标准，这哪里像一个以儒家文化来修身、服膺孔孟之道的人呢。因为他的固执，引起与会者反感和批判，要求他终止发言，而他就是不离开发言席，致使会议六次陷入喧哗状态，很难想象梁漱溟这样的新儒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上的举止怎么完全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会闹呢。

八、1988年梁漱溟去世后，梁漱溟的会闹之举，被冯友兰、任继愈、郭齐勇称赞为“廷争面折”、“廷议天下兴亡”、“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冯友兰、任继愈、郭齐勇等人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1953年的梁漱溟公案是彻底的反动透顶。

通过叙述和分析，我们弄清了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背景，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在维护国家独立、富强的大战略、大仁政。而梁漱溟顽固坚持的反动主张，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由，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本质上是完全站在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立场上，反对实行公有制和工业化，妄图使中国再次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彻头彻尾地代表了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利益。毛主席和党中央以高度的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到梁簌溟思想的反动透顶，对其进行了彻底批判。澄清了爱国的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对梁漱溟反动思想的模糊认识，将其思想认识统一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上来。而在梁漱溟去世后的1988年。中国学术界对梁漱溟反动思想和行为的认识突然发生变化，为梁漱溟彻底翻案，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和顽固坚持反动思想的行为被认可鼓励和称赞。

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在1988年9月的《群言》杂志第九期上，以《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为同情农夫而执言》为题悼念梁漱溟，冯友兰在文中说：“梁先生曾在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会议上，公开批评党的农民政策，说照党的政策，工人的地位高在九天上，农民的地位低在九地之下。毛主席当场大怒，即席做了一个长篇发言，狠狠批判了梁先生一顿。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的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对于皇帝敢于犯颜直谏，不怕贬官，不怕充军，也不怕廷杖，认为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美德。梁先生继承了这种美德。根据这两点认识，我给梁漱溟先生撰写了一副挽联：

钩玄决疑，百年尽瘁，以发扬儒学为己任；

廷争面折，一代直声，为同情农夫而执言。”【53】

冯友兰表彰梁漱溟继承了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美德，而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不正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吗？明朝时期的东林党确实是被贬官和廷杖的，满清进攻中国之际，不正是这群人筹划着联合满清消灭农民起义军的吗？不正是他们带头投降满清的吗？梁漱溟“廷争面折，一代直声”，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就是以农民生活降低为借口，反对总路线，毛主席给他讲了大仁政的道理，他根本听不进去，或者说根本不想听，更不反省自己是否反动，而是一味顽固地让毛主席向他承认错误。如果梁漱溟反省了，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毛主席就不会说他“反动透顶”了。这些道理冯友兰没有认识到，只是全面认可梁漱溟的会闹之举，如果冯友兰认真读过《梁漱溟问答录》中梁漱溟对会上和毛主席以及其他政协委员的胡搅蛮缠，估计冯友兰就不会认为是“一代直声”了吧。

梁漱溟确实说农民生活在九地，而此农民非真农民，是土改之后被推翻的地主阶级生活水平下降了，梁漱溟是为同情地主而执言。1950年6月开始土改到1952年年底，基本完成土改，“全国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约7亿亩土地、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同时，广大农民还分得大量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计有耕牛296万头，农具3944万件，房屋3795万间，粮食100多亿斤。”【54】而这些土地、耕牛、农具、房屋、粮食等以前都是地主的，3000万吨地租也是地主的。农民无偿分得地主的土地、农具、粮食等生活、生产资料，地主阶级每年又少了3000万吨的地租收入，地主阶级的生活水平能不降低吗？当然降低了。梁漱溟没有和农民交朋友，他在四川参加土改时比较在意土改对地主的伤害。他了解农村和农民的情况的主要渠道是他的朋友们，而他的朋友们多是士绅地主阶级出身，他们关于农民很苦的信息来自于旧为地主的散居农村乡镇的亲朋故旧。冯友兰在说梁漱溟为农夫执言时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梁漱溟在1988年6月23日病逝于北京，北京大学教授任继愈哀悼梁漱溟的挽联说：“廷议天下兴亡旷世难逢此诤友，学究华梵同异薄海痛失一代师。”任继愈和冯友兰一样，将梁漱溟反对总路线拒不承认错误，导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议第二十八次会议六次陷入喧哗的场面的会闹之举称赞为“为天下兴亡旷世难逢此诤友。”梁漱溟想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中国共产党不需要诤友，中国共产党需要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需要的是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需要的是为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实干者。梁漱溟想做诤友，他三次乡村建设运动因为军阀停止提供支持而终止，他怎么不去找军阀们提意见？美国封锁中国制裁中国，侵略朝鲜，威胁中国国家安全，梁漱溟怎么不去找美国提意见，做美国人的诤友？让他在世界和平大会担任个职务他都拒绝。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武装革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多党合作制度，尊重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梁漱溟作为知名人士担任政协委员，享受很高的政治和经济待遇，梁漱溟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尊重他，就找不到北了，妄想中国共产党会尊重他的意见，真尊重他的意见，不实行工业化，中国就会再次陷入半殖民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官僚买办和土豪劣绅将再一次横行中国。梁漱溟所在意是西方列强、官僚买办和地主阶级在中国的兴亡，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兴亡，不是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任继愈是著名哲学家，但他哀悼梁漱溟的挽联实在没有体现出作为哲学家应该有的通达古今、明辨是非、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哲学睿智。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在1989年2月在台湾《中国文化月刊》杂志1989年第二期上发文《特立独行 一代直声——梁漱溟的人格和著作漫谈》悼念梁漱溟。文中鼓吹梁漱溟的会闹之举，“他就是这样的狂，这是一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境界，看起来是“唯我”，实际上是“无我”。【55】

梁漱溟在郭齐勇心里崇高得简直如同孔孟的化身、张载的再生。就是在这篇悼念梁漱溟的文章中，郭齐勇评价梁漱溟的一段经历说：“抗战末期和抗战后的一段时期，梁氏颇有以第三党介入，以期建设民主政治的理想。有这种理想的人当然不只他一人。我斗胆地假设，如果当时民主派的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更多一些，更强一些，即使不足以与国共两党抗衡，形成鼎足而三的局面，至少也有较强的制衡作用。不致成为附皮之毛。诚如是，当又是一种政治格局。”【56】

郭齐勇的这段话透露了梁漱溟到底是在为谁立心立命，梁漱溟等知识分子代表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梁漱溟是在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立心立命，既然是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立心立命，那还不是反对总路线吗？还不是反人民吗？郭齐勇对反总路线、反人民的梁漱溟的评价如此之高，其政治立场值得商榷。

牟小东（1921~2011年）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佛教协会副会长。他在1988年7月23日的《团结报》发文悼念梁漱溟，文章题目是《铮铮风骨 表里如一——悼梁漱溟先生》。牟小东对梁漱溟产生好感主要是因为牟小东了解到1953年梁漱溟和毛主席、中共中央的争执和会闹之举。牟小东说：“读了汪东林的《访梁漱溟问答录》（《人物》1986年第1-6期，1987年第1、2、5期），戴晴、郑直淑的《梁漱溟与毛泽东》（《文汇月刊》1988年第1期）我开始对梁先生的为人有所了解，他平生力行的‘独立思考，表里如一’的治学方法和做人品德，每每思之，钦佩、尊重之心油然而生。”【57】汪东林对梁漱溟的访谈录和郑直淑的文章站在梁漱溟的立场上，介绍了梁漱溟和毛主席的顽固争执而缺乏深入分析。争执本身没错，但是我们要看为什么争执。如果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理解别人的阐释，不反思自己的错误，这样的争执不管多么激烈和顽强，都毫无意义，激烈和顽强的程度只能进一步证明梁漱溟的反动而已。理越辨越明，而梁漱溟根本不分辨是非，这样的争执完全是梁漱溟的会闹表演，而且梁漱溟还十分享受这个会闹的过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牟小东在悼文中说他对梁氏“为人和学术思想却不知甚详”，【58】只因看了两篇回忆性的文章便对梁漱溟生气钦佩、尊重之心。 牟小东不了解梁漱溟的为人和学术思想，也就不知道梁漱溟等待中国再次分裂割据正符合美国的在华利益，不知道梁漱溟因恐美、崇美而不做世界和平大会的负责人。牟小东长于佛学，不关心时政，估计也没有认真阅读和思考毛主席、党中央在那个时段的重要发言和文件，他不理解建国之初要把中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不理解大仁政和小仁政的关系。牟小东应该是这样的心理，谁敢跟毛主席、党中央对着干，谁就是铮铮铁骨，谁就最值得钦佩和尊重。

散文家张中行（1909~2006年）在1990年《读书》杂志第二期发文评价梁漱溟说：“他不像有些大名之士，识时务者为俊杰，每次新的运动或新的学习到来，就大作其检讨八股，说过去糊涂，现在受到教育，恍然大悟或又明白一些云云。梁先生就不同，是不只不检讨，反而敢于在大压力之下声言要讲理，纵使不了了之后也曾闭门思过。这显然失之迂阔。但迂阔，其外含有硬，其内含有正，所以可敬；尤其在山呼万岁和‘滚下来’之声震天的时候，能够不放弃硬和正，就更加可敬。”【59】

张中行讽刺那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接受或者部分接受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学者。而在张中行看来，接受马列主义是不硬正的表现。张中行的专业是中文出身，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为业，曾经编辑出版《文言文选读》、《文言常识》等书，还曾批评过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即使张中行不知道《尚书·盘铭》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也应该知道《论语·述而》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彻底改变了世界和中国，为人类文明发展探索出一条康庄大道，拒绝、反对具有伟大深刻现实作用的马列主义才硬正，学习接受马列主义就不硬正，孔子若在世，都不会赞同张中兴的观点。梁漱溟不接受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解释，还反复要求毛主席向他道歉，以至于搅乱中央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如果孔子在世，会如何对待梁漱溟，张中行应该知道孔子是如何对待少正卯的吧。

千家驹（1909~2002年），经济学家，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他在1988年7月21日的香港《文汇报》发表《悼念梁漱溟先生》一文。千家驹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和中西文化比较评价不高，千家驹说：“他在邹平以自卫军名义组织起来的民众武装，一部分被韩复榘所带走，一部分投降了日寇，当了汉奸。当地群众恨之入骨，甚至不少乡建干部被民众所杀。”【60】他认为乡村建设是“此路不通”的一套“乌托邦”。对于梁漱溟的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千家驹是鄙视的，他说：“我对梁先生的学说是不很欣赏的，他著作中引用的材料大多是五四时代的东西。他企图把中西文化纳入几个简单公式之中而评价其得失，这开风气之先容或有之，但在学术上的价值如何就大有问题了。”【61】

千家驹在悼念文章中否定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和文化比较研究，但这并不妨碍千家驹对梁漱溟膜拜和顶礼。他在悼文结尾说：“我最佩服的是梁先生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高贵品格，是那种‘可杀不可辱的’高风亮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传统，优良美德，值得我们向他好好学习。梁先生不屈于任何人的淫威，不屈于全国人民有领导有组织的‘口诛笔伐’，不屈于任何暴力，铮铮铁骨，屹立如山，在当今中国，并世无第二人！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儒家，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我向他膜拜，我向他顶礼。”【62】

千家驹否定梁漱溟一生最重要的乡村建设运动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这就等于否定了梁漱溟的一生。但这并不妨碍千家驹佩服梁漱溟，因为梁漱溟听不进毛主席关于总路线的解释，拒不反省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一味要求毛主席向他道歉，无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二十八次会议中与会者对他批判，敢于在大会上和毛主席、党中央胡搅乱闹，梁漱溟就成了千家驹心目中的“大丈夫”、“中国真正的儒家”、“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果梁漱溟是中国真正的儒家，真正的知识分子，那就无异于说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地主立场、完全代表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毫无关心中华民族长远发展、只在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现实利益的人是中国真正的儒家、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而这样的知识分子恰恰是最需要批判和改造的。

九、通过索罗斯颠覆中国的计谋认识宋明以来至今的理学

在梁漱溟去世后的几年，中国文化界给梁漱溟彻底翻案，梁漱溟从一贯反动透顶的典型成为铮铮铁骨、廷争面折的典型，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榜样。这是极不正常的文化现象。

首先，那个时期高度评价梁漱溟的中国学术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加紧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战略规划缺乏深刻认识，如果中国学术界真正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的紧迫的现实意义和千年的历史意义，那么他们也就识破了梁漱溟借口农民生活水平低而反对工业化的反动思想。中国学术界人士只关心自己研究所谓学术问题，而忽略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研究，甚至连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著作都不看，本质上是中国学术界肤浅、自大、冷漠和自私。其次，那个时期高度评价梁漱溟的中国学术界对梁漱溟思想或者知之不多、或者否定，主要根据梁漱溟敢于在各种场合和毛主席、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对抗，就极力鼓吹梁漱溟是铮铮铁骨、敢讲真话，高度评价梁漱溟的中国学术界不愿意深入研究、更不愿意承认梁漱溟的立场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立场，梁漱溟是代表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利益。如果说高度评价梁漱溟的中国学术界和梁漱溟一样反动或许有些过分，但是说高度评价梁漱溟的中国学术界糊涂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直到今天，中国学术界并没有走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糊涂境界。仅从梁漱溟著作的出版的情况就可以看出了。梁培宽主编的《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1993年由工人出版社出版，2003年再版。汪东林主编写的《梁漱溟问答录》，相当于梁漱溟的口述历史，1988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年重印，修订版200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7年漓江出版社出版梁漱溟回忆性文集《我的努力与反省》，此书在1996年改名为《梁漱溟自述》、字数由27万增加到35万，由漓江出版社出版。1998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又以梁漱溟不同时期的回忆文章编辑出版了《梁漱溟“自传”》，《我生有涯愿无尽》一书性质与前三本一样，均由梁漱溟回忆性文章编辑而成，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修订版由中国人民大学2011年出版，201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此书。此书从1987年到2013年经过五次编辑和出版，这至少反央出中国文化出版界有意传播梁漱溟的言论和思想。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需要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供支持。但传统文化中精华与糟粕并存，反动与先进一体，并非泾渭分明，需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梁漱溟一生以从事乡村建设而自豪，以敢于顶撞毛主席和党中央而闻名。如果追溯源头，梁漱溟这两个特点是宋明理学家学术和人格特点的历史延续。

孔子开创的原始儒学经过两汉的经学化而没落，经过隋唐以来佛教和道教滋养，至宋明以来形成理学。明清时期宋明理学已经完全沦为中国社会最主流最腐朽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他们向上对抗中央集权政府，妖魔化中央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丑化大有作为进行改革的政治家，有为之君被丑化成昏君，有能之臣臣被妖魔化为奸臣权臣，只有敢于向皇帝进谏的、敢于与宰相对抗的理学家才是为国为民之人。暗地里大肆贪污、行贿受贿、欺压良善、称霸乡里。外敌当前，认敌为友，以贼做父。明朝时期的东林党、晚清时期的中兴名臣不就是这样吗？！明朝清朝的灭亡不只是两个政府的灭亡，根本上是中国古代后期地主阶级及其代表士绅已经彻底腐朽，成为中华民族历史前进过程中的绊脚石。中华民国时期，理学余孽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大力鼓吹宗族的作用，理学余孽梁漱溟在军阀支持下妄图重建士绅地主对中国基层社会的控制，怪得不梁漱溟和蒋介石惺惺相惜、心有戚戚呢，因为他们都是理学余孽，都是中国最腐朽的剥削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不仅仅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同样是理学在中国的失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碾压过腐朽的理学而滚滚向前，中国人民彻底摒弃腐朽的理学而服膺马克思列宁主主义，这是历史的选择和必然，是人民的选择和觉醒。

当下有不少人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理解为儒家文化，将儒家文化理解为宋明理学，这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大的误解和谬论。为什么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宋朝以后成为主流文化，根本原因在于宋朝以后士绅地主阶级已经成熟稳定，理学在学理上仿效佛教道教成为玄学，在修行上只重视毫无政治和社会责任的敬、诚、静等，而在对社会下层统治教化上他们一味宣扬三纲五常，确立士绅地主的统治地位。所以宋明以后至今，理学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如果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被普世价值伪装起来的剥削阶级的的意识形态，理学则是用仁义道德伪装起来的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

当西方用普世价值对非资本主义世界进行颜色革命，将埃及、乌克兰、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亚北非地区带入萧条和战乱，中国人民在血的事实面前认清了西方普世价值的卑鄙和丑恶。资本大鳄索罗斯作为西方金融资本的马前卒，面对普世价值在世界非资本主义世界和中国人民面前的失败，又生一技，计划用中国的理学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带入动荡状态，从而打断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进程。索罗斯在2019年1月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言，抨击新时代的中国是自由世界的最大威胁。就是在这次发言中，索罗斯提出要用中国儒学来颠覆中国，他把颠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愿意保存儒家传统的商界及政治精英”们身上。

梁漱溟1988年在中国去世，在2019年的瑞士达沃斯，索罗斯成了梁漱溟的知音，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中国人民和中国文化界思考吗？资本大鳄索罗斯制造亚洲金融风暴，血洗泰国，波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在索罗斯做空香港时，因为中央对香港的全面支持被击退。嗜血的大鳄怎么突然关心起中国儒学（理学）了？如果有谁对理学的面貌认识不清，对梁漱溟等及其鼓吹者的面貌认识不清，索罗斯这个嗜利如命，以颠覆非资本主义国家为使命的资本大鳄可以作为理解理学及其当代信徒反动性的一把钥匙。

注释：

【42】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

【43】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44】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44】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46】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47】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6页。

【48】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5页。

【4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50】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4页。

【51】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52】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53】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224页。

【54】《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84页。

【55】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336页。

【56】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334-335页。

【57】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176页。

【58】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176页。

【59】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259页。

【60】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143页。

【61】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147页。

【62】梁培宽：《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第1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