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全面恢复。毛主席和党中央经过长期筹划调研，及时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战略，计划用十几年的时间建设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从1953年7-8月，中央和地方中高级干部同意了对总路线的认识。9月，民主党派开始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梁漱溟以工农生活水平差距太大为理由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毛主席从理论、历史和现实多角度阐述了必须逐渐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以实行工业化为主要目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不点名指出梁漱溟的观点是反对总路线的。梁漱溟将毫不理会毛主席入情入理的解释，更对毛主席的不点名批评暴跳如雷，通过信件、面谈和大会发言多种形式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发起挑衅，甚至扮演“会闹”的角色，使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第二十八次会议六次中断完全不愧于台湾媒体对他的称赞。

 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代表了当时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残余的反动立场。为统一党内外思想，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推行奠定思想基础和干部基础，毛主席、党中央对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加以彻底批判。

 毛主席和党中央认为梁漱溟思想反动的根据是充分的，第一，梁漱溟以农民生活水平低为由，反对总路线。第二，1950年3月，梁漱溟以政治投机的态度参加新政协，拒绝担任政府职务，等待新中国陷入军阀割据局面，期望蒋介石重返大陆，充当蒋介石的代言人，与企图分裂中国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心有戚戚，被司徒雷登称赞为中国的圣雄。第三，1950年9月，拒绝出任反对美国侵略朝鲜的世界和平大会负责人，1953年时自言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没有“仇恨心”。第四，梁漱溟的多年至交张东荪充当美国间谍，向美国国务院提供新政协委员名单、志愿军入朝计划等。梁漱溟为张东荪向毛主席求情。第五，蒋介石控制下的台湾反动舆论称赞梁漱溟是唯一有“骨头”的人，在海外大肆宣传梁漱溟的反动立场和言行。如此这些足以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认清梁漱溟站在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狡猾手段充当蒋介石和美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

 1988年梁漱溟死后，梁漱溟却因为35年前反对总路线、向毛主席、党中央要“雅量”的“会闹”举止浪得虚名，被冯友兰、任继愈、郭齐勇等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称赞为“廷争面折”、“为生民立命”，其实梁漱溟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廷争面折，为地主阶级残余势力立命。

 非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及其宣扬的理论历来是中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在演变过程中，其革命性、人民性已经被士绅阶层彻底修正，原始儒家堕落为经学、理学和假道学，成为彻头彻尾的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蒋介石是标准的东林党，可以和任何利益集团合作，可以和任何力量谈判妥协，唯独对人民永不妥协。蒋是所有有产者在中国的总代表。蒋介石南逃台湾，用事实证明理学、假道学的彻底失败。

 知识分子掌握着话语权，但是话语权是有社会和阶级属性的，言论自由的前提是言论责任。知识分子不站在国家和人民立场上，为资产阶级或一己私利而发言的自由必须剥夺。西方利用言论自由等普世价值对非西方国家进行颠覆的颜色革命已经暴露了普世价值的反动本质，在中国屡屡碰壁。一计不成，又施一计。金融大鳄、颜色革命的金主索罗斯在201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号召西方将“儒家传统”作为颠覆中国的同盟军，将对中国进行颜色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愿意保存儒家传统”的中国精英上。索罗斯所指的“儒家传统”就是理学、假道学、新儒家和新儒家的当代鼓吹者，对此，中国人民必须认清披着研究传统文化外衣，实为西方颠覆中国的第五纵队的儒学大咖们的真面目，使他们在新时代的中国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文章较长，本号将陆续刊发。

 一、1953年梁漱溟公案的背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工业建设的开始。

 1953年梁漱溟公案，指1953年9月梁漱溟（1893-1988）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公开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求知道有关轻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国家发展规划的机密，夸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差距等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言论；不接受毛主席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他所反应问题的解释和说明，遭到毛主席、周总理和众多民主党派人士的严肃批判；梁漱溟拒绝反省自己的思想错误，拒不接受毛主席和与会委员的批评和规劝，致使1953年9月18日下午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五次陷入混乱；梁漱溟因此成为反面教员。而到20世纪80年代，梁漱溟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无理取闹，顶撞毛主席，拒不接受与会人员批评的行为却被有些人认为是“廷争面折”，“为农夫执言”，是“铮铮风骨”。

 1953年和1988年相差35年，而对梁漱溟1953年的举止言行的评价则有天地之别。

 要弄清梁漱溟到底是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还是廷争面折，为农夫而执言，必须了解清楚1953年梁漱溟公案的时代背景，只有在时代背景下认识梁漱溟的言行举止，才能做出正确评判。而20世纪80年代肯定梁漱溟1953年9月言行的人，完全忽略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新中国实行工业化的方式选择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国民经济恢复，到1952年夏秋之际，国民经济全面恢复，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 工农业总产值比建国前最好的1936年增长百分之二十，提前完成国民经济恢复，而原计划用三年至五年。第二，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比值发生根本变化，1949年，中国工业总产值的公司比例是，国营占百分之四十三点八，私营占百分之五十六点二。1952年9月，国营占比超过私营，国营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营下降到百分之三十二点七。经过三反五反，私营工商业开始纳入国营经济的领导下。第三个变化是继土地改革之后，农村的互助合作普遍发展，除了互助组、合作社外，还出现了集体农庄，新的生产关系在广大农村产生。通过国民经济实践，毛主席认识到以资本主义工商业为主的新民主主义向以国营经济为主的社会主义的变化是一个逐渐过程，而非泾渭分明。这成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经济根据。随着没收官僚资本和土地改革的完成，中国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国内阶级矛盾主要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1】据此毛主席形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该从现在开始，而不是等到十年或十五年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想法。毛主席对此想法十分慎重，经过反复思考和调查研究，他在1953年6月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认识已经成熟，是年6月1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比较成熟完整表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基本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

 中国近代以来革命的主题有两个，工业化和公有制。这是中国近代革命互为因果的两面。毛主席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就说：“没有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没有国家的富强。一八四零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零五的历史，特别是国民党党政以来十八年的历史，清楚地把这个要点告诉了中国人民。……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3】为筹划工业化，在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1951年，在毛主席指导下，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着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迈出了中国工业化从百年梦想转变为现实方案和建设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1952年8月，周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携带编制好的《五年计划轮廓草案》前往苏联征询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意见。1952年9月24日，毛主席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结合苏联意见讨论五年计划。会上毛主席第一次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构想，将第一个五年计划纳入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轨道，成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1952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通知》强调：“国家大规模建设业已开始。这一建设规模之大，投资之巨，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为了加速国家建设，除了应动员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人力和财力以赴外，必须加强国家建设的计划工作，使大规模建设能在正确的计划指导下进行，避免可能发生的盲目性。”【4】指示认为要实现工业化，一是要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全力以赴，一是要有正确的计划指导。建国初期的1950年毛主席和中共中央设想先经济后政治，首先实行工业化，在工业化完成后，再进行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由于国民经济恢复的提前完成，国营经济比例上升超过私营经济，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被消灭，毛主席根据中国经济社会变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形成了工业化和国有化同步进行的战略构想。经过会期开始于1953年6月13日，闭会于8月13日，长达两个月的全国财经会议，毛主席的工业化和国有化同时进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为全党明确接受，升华为全党的统一意志和主张。毛主席回忆说：“总路线的问题，没有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七八月间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5】全国财经会议后，各省委立即进行传达，在全党高中级干部中普遍进行了总路线教育。

 党内思想认识统一后，党和政府着手向民主党派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教育。1953年9月8日至11日，召开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周总理作《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并进行了分组和大会讨论和总结。随后周总理又分别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中共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传达和阐述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9月24日，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周年的口号中，向全国人民正式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从1952年毛主席首次提出到正式公布，经过整整一年时间。过渡时期总路线有一个酝酿和形成的过程，总路线的传达和宣传也有一个逐步扩大范围的过程。中间经历了中共中央的多次会议、全国财经会议、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等重要会议的充分讨论。毛主席和党中央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公布，态度谨慎，步骤稳妥。所谓梁漱溟公案就起始于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上述情况便是梁漱溟公案发生的时代背景。

二、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第四十九次会议主题是宣传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梁漱溟全然不理会议主题，把宣传学习会当成提意见之会，在会议上表现活跃，提出工农差距巨大等三点意见。

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发言希望更多了解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发展规划，主张发展经济要依靠工会农会，改造私营工商业要依靠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忘记了农民，农民生活太苦、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生活水平有天地之差。

1953年9月8日至11日，全国政治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学习过渡时期总路线。9月8日，周总理在扩大会议上作题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报告。9月9日上午，分组讨论周总理的报告，梁漱溟所在小组的组长是章伯钧，章伯钧作为组长首先发言，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而非政协常委，列席会议的梁漱溟却主动第二个发言，其发言大致有两层含义，第一“这一总路线原是人人意中所有的。”第二中国共产党要应该“自始至终发扬民主”，【6】做到认真听取意见。中国共产党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根据国民经济提前恢复的现实，经过一年的思考酝酿和调查研究而提出的，到梁漱溟这里怎么就成了“人人意中所有的”呢？梁漱溟的本义无非是想说总路线就是他在军阀资助下进行的乡村建设而已。梁漱溟又说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发扬民主，认真听取意见。梁漱溟之意其实就是让中国共产党听取他的意见。仅从9月9日上午梁漱溟的小组发言看，他根本不清楚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第四十九次会议的主题，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宣传学习中共中央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将政协委员们的思想统一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上来。而梁漱溟却将宣传学习统一思想会当成提意见的会，真是南辕北辙。梁漱溟在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表现十分活跃，9月9日上午分组讨论发言，作为会议列席者的他在小组讨论中第二个发言，第一个发言的还是组长章伯钧。9日下午，周总理主持扩大会议听取分组学习汇报，梁漱溟在会上比较活跃，他“提议请各小组召集人把各组内讨论情形汇报出来，以代替每个人再重述自己说过的话。”【7】梁漱溟仅仅是会议列席者，上午分组讨论在组内第二个发言，下午又主动提议。鉴于梁漱溟的活跃，下午会议结束时，周总理对他说明天（9月10日）大会上他可以做大会发言。9月10日上午政协分组讨论，下午政协大会讨论发言，参会人员发言踊跃，梁漱溟又给周总理写纸条，请求让外地政协委员充分发言，他的发言可改为书面形式提交政协常委会。周总理说，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延长一天，梁漱溟可以在9月11日发言。梁漱溟回忆说：“领导党负责人（指周总理）要我说话，我应该说些对领导党有所贡献的话”【8】周总理让他发言，主要是考虑到梁漱溟在会上的活跃，并未奢望他能提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再说梁漱溟也提不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9月11日下午梁漱溟发言，他首先鼓吹自己曾经的乡村建设思想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想和目标大体相合”。【9】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主张是在中国广大农村重建以士绅为主的基层政权，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风马牛不相及。然后他又提三点意见：第一，希望全面了解中华人民政府关于发展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的发展规划。第二，在发展工农业和进行三大改造，依靠工会、农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而农会在土改后作用不大，只能依靠党政干部，而党政干部质和量都不好。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忘了农民，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水平相差悬殊，工人生活高在九天，农民生活低在九地。为了便于详细了解梁漱溟的发言，特将梁漱溟关于发言的回忆全文引用：

“连日听报告，知道国家进入计划建设阶段，大家无不兴奋。前后已有多位发言，一致拥护，不过各人或由工作岗位不同，或由历史背景不同而说话各有侧重罢了。我亦愿从我的岗位(政协一分子)和过去的背景说几句话。

我曾经多年梦想在中国能展开一个伟大的建国运动。四十多年前我曾追随过旧民主主义革命，那时只晓得政治改造，不晓得计划建国。然而我放弃旧民主革命已有三十年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怀抱计划建国的理想，虽不晓得新民主主义之说，但其理想和目标却大体相合。（自我吹嘘他乡村建设主张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相合——作者注）由于建国的计划必须方方面面相配合相和合，我推想政府除了已经给我们讲过的建设重工业和改造私营工商业两方面之外，像轻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等如何相应地发展，亦必有计划，希望亦讲给我们知道。此其一。（此其一是梁漱溟想知道更多的国家机密——作者注。）又由于建国运动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来完成我们的计划，就使我想到群众工作问题。在建设工业上，我推想有工会组织可依靠就可以了；在改造私营工商业上，亦有店员工会、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在发展农业上，推想或者是要靠农会。然而农会虽在土改中起了主要作用，土改后似已作用渐微。那么，现在只有依靠乡村的党政干部了。但据我所闻，乡村干部的作风，很有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其质其量似乎都不大够。依我的理想，对于乡村的群众，尤其必须多下教育功夫，单单传达政令是不行的。我多年曾有纳社会运动于教育制度之中的想法，这里不及细说，但希望政府注意有更好的安排。此其二。（此其二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落实不需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笔者注。）还有其三，是我想着重点出的，那就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向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引起重视。”（此其三是中国共产党忘了农民，工人生活太好，农民生活太差——笔者注。）【10】

自我吹嘘乡村建设主张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相合与三点意见，是梁漱溟在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议第四十九次会议上发言的核心内容。周总理将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第四十九次会议的基本情况向中共中央常委会和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比较全面清楚地知晓梁漱溟发言的全部内容。

三、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不点名回应和批评了梁漱溟的意见，认为梁漱溟是反对总路线的。

1953年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政府委员全体参加，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会议，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梁漱溟当然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彭德怀作的《关于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后，毛主席作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的发言。毛主席总结了三年来抗美援朝取得胜利的三点原因和意义，指出今后的任务发展工业建设，发言中毛主席不点名回应和批评了梁漱溟三个意见中的两点。毛主席首先肯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必要性。他说：“抗美援朝的胜利是由于领导的正确，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11】直接肯定了党的领导在新中国发展事业中的核心作用，这一点既是毛主席对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原因的归纳，也是对梁漱溟第二个意见——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间接回应。其次，毛主席解释了梁漱溟所谓“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的直接原因，抗美援朝和工业建设都要用钱，所以农业税重了一些，农民生活确有困难。毛主席说：“当时，必须尽一切努力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农民说来，对全国人民说来，是生活暂时困难一点，争取胜利对他们有利，还是不抗美援朝，不用这几个钱对他们有利呢？当然，争取抗美援朝的胜利对他们有利。去年和前年，我们多收了一点农业税，今年就不同了，农业税没有增加，我们把税额稳定下来了。”【12】第三，毛主席还从大仁政和小仁政的辩证关系角度，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人民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提高现实生活水平等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小仁政，事关人民的长远利益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等是大仁政，二者必须兼顾，当时的重点应该放在大仁政上，放在抗美援朝和建设重工业上。人民生活水平如果改善很多，占用资金过多，会妨碍抗美援朝和建设重工业的大仁政。毛主席说：“我们是要施仁政的。但是，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 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13】第四，毛主席结合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说明实行小仁政思潮的本质和危害，抗日战争时期，如果片面照顾根据地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减少税收，就要缩减八路军新四军，没有抗日军队，怎么消灭日本侵略者，小仁政本质上和客观效果上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侵略和占领中国，延长和巩固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殖民统治。在当时特殊条件下，做通广大农民的思想工作，多交些粮食，打败美帝，保家卫国，才是对中国农民的大仁政，否则，只能有利于美帝国主义。毛主席说：“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其实就是要抗美援朝战争别打了，重工业建设别干了。我们必须批评这种错误思想。这种思想共产党里边也有，在延安就碰到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征了二十万石公粮，一些人就哇哇叫，说共产党不体贴农民。共产党的个别领导干部也提出所谓施仁政问题。那时我就批评了这种思想。当时最大的仁政是什么呢？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如果少征公粮，就要缩小八路军、新四军，那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的。所以，这种意见，实际上是代表日本帝国主义、帮日本帝国主义忙的。现在，抗美援朝已经告一段落，如果美国还要打，我们还是打。要打就要征粮，就要在农民中做工作，说服农民出点东西。这才是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哇哇叫，实际上是代表美帝国主义。道理有大道理，有小道理。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每年应当提高一步，但是不能提得太高。如果提得过多，抗美援朝战争就不能打了，或者不能那样认真地打。我们是彻底地认真地全力地打，只要我们有，朝鲜前线要什么就给什么。这几年，我们就是这样干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