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考古学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来证实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由此确立若干基点,并进而探索其它细节,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 传说时代,是缺乏当时的文献记载,但在之后的文献或传说中有所涉及的远古时代。徐旭生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提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截止在晚商以前,晚商时期因为殷墟出土了大量甲骨文,已经进入历史时期。因此,早商、夏以及更早的五帝时代,都应当属于传说时代的范畴。 甲骨文不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晚商也不可能是中国有文献记载的开始。早商晚期的郑州小双桥遗址陶器上的朱书文字,已经和甲骨文别无二致,襄汾陶寺遗址龙山后期陶器上的朱书文字,也和甲骨文基本类似,说明甲骨文之前肯定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文字。传说时代的事迹,或许有的是从远古口耳相传下来,到西周以后才被陆续加以记录,但也不排除更多是由远古文本传承译写而来,在传说译写的过程中难免错漏虚夸或神话化。去伪存真,自然是研究者应该做的,但我们应当对古代文献有足够的敬畏和同情之心,没有十足把握,不要轻易言伪,更不能因为传说中有神话色彩,就轻易将其归之为神话。传说时代能否被证实?传说真假参半,错综复杂,仅依靠后世的文献记载实际上很难证实。其实在《古史辨》第一册中,李玄伯就明确指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顾颉刚也认为,地下出土的古物所透露出的古代文化的真相,可以用来建设新古史,也可以破坏旧古史。 那么考古学就真的能够一定程度上证实传说时代的古史吗?方法又是什么?应当说,考古学是解决传说时代古史的最根本手段。如果传说时代的那些部族集团真实存在过,就肯定会留下物质遗存,考古资料长埋于地,没有人为篡改增删的可能,其客观真实性毋庸置疑,是传说史料最可靠的参照系。经过一个世纪艰苦的探索,这个参照系的内在逻辑秩序已经逐渐被破解释读,以陶器为中心的中国史前和原史考古学文化谱系基本建立,古史和考古对证研究的条件基本成熟。 回顾早商和夏文化的探索历程,以邹衡为代表的学者们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由已知推未知,由已知的晚商文化,上推至早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商文化。这些讨论的前提,就是考古学文化一定程度上能够与特定族属对应,或者与以某主体族为核心建立的部族集团或早期国家对应。从甲骨文和传世文献记载中晚商王朝的王畿、四土、边疆方国,与殷墟文化中心区、亚文化区和影响区范围的基本对应,可知这一前提基本成立。但问题是,在传说时代,特定族属的时空范围难以确切界定,又如何与特定的考古学文化对应? 有一种方法有可能一定程度上破解这个难题,这就是考古学文化巨变和部族战争对证研究的方法。激烈的部族间的战争,有可能会造成文化面貌上的巨变现象,这是特别容易引起注意和易于辨别的。以考古学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来证实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由此确立若干基点,并进而探索其它细节,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 以禹征三苗、稷放丹朱两个事件的考古学对证为例。 “禹征三苗”事件见于《墨子•非攻下》《古本竹书纪年》等。禹作为夏朝的实际创建者,居地当在豫中西部,而三苗一般认为在以江汉平原为核心的湖北大部地区。在大约公元前2100年之前的龙山前期,河南中西部的王湾三期文化地域狭小,而以江汉平原为核心的石家河文化的范围几乎十倍于王湾三期文化。但到公元前2100年前后,王湾三期文化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南下,造成方圆千里的石家河文化的覆亡,这样的剧烈变化,绝不可能是一般性的文化交流、贸易等可以解释,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原和江汉之间大规模的激烈战争所致,可能正好对应“禹征三苗”事件。 “稷放丹朱”事件见于《古本竹书纪年》等。后稷即传说中周人的始祖。后稷与其母有邰氏姜嫄的居地,旧说以为在泾、渭水一带,独钱穆认为在晋西南地区。丹朱传说中为尧子,其始居地应该就在尧都。尧都有多种说法,最著名的就是“尧都平阳”,平阳或在晋南临汾。公元前2100年之前,临汾盆地分布着陶寺文化,陶寺古城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在石峁石城出现之前,曾经是中原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最大规模的中心聚落。但到公元前2100年以后的龙山后期,陶寺文化的繁荣戛然而止,原本有斝无鬲的临汾盆地出现大量双鋬陶鬲,我曾经认为这与老虎山文化的强力南下有关,说明北方和晋西南之间发生了冲突战争,可能对应“稷放丹朱”。 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老虎山文化对陶寺文化的大规模代替,只能是激烈战争行为的后果,分别和传说中的禹征三苗、稷放丹朱事件对应,这就建立了古史和考古学对证的坚实基点。由于传说时代文字的缺乏,对传说时代古史的“证实”还只能是相对的,即使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据有很好吻合,所得“结论”也只是推论。五帝时代的探索如此,夏文化的探索也是如此。 传说时代古史期,恰是文明初创期,那些古代传说蕴含着先人们的珍贵记忆,那些考古遗存凝固了先辈们的智慧和汗水,对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重视和研究,是学术界应有的追求和责任。 作者简介:韩建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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