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主义之殖民文化

“西方中心论”或“欧美优越性”是一种想当然的线性思维，它割裂现代世界的东方源头，而强调单个文明的本能作用。对此，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霍布森在其所著《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援引埃里克•沃尔夫的话，批判道： 

在课堂内外我们都学到，世界上存在着一个称作西方的实体，并且有人把这个西方看作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和文明，而与其他社会和文明（例如东方）截然不同。我们许多人甚至根深蒂固地认为，西方世界有一个按照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和工业革命这样的顺序，自主产生的文明谱系图。工业连同民主以及后来产生的美国，都体现了生存权、自由权和对幸福的追求……。这是在误导，首先，因为它把历史变成了一部道德成功史，变成了一场由各个西方竞跑者向下一个接替者传递自由火炬的接力赛。历史就这样被改成了一个关于美德传承以及品德高尚者（例如西方）如何战胜落后族群（也就是东方）的传说。

近代以前的“西洋文明”本是世界历史之边缘的一条间断性的支流，它在不同时期受哺于不同的东方母体，直到“中学西渐”才获得爆炸性的“进化”——最大、最后的一轮“创世—毁灭”。今人唯见此“文明极致”，茫然于其“因缘聚散”，尤不知它乃“梦幻泡影”（西方文明及其创造物实为泡沫，或致全人类与生物圈灰飞烟灭）。五浊恶世，末法时代，人难自救！

在那些持西方线性思维的西化华人看来，港台及新加坡的殖民地经历与随后的“奇迹”，两者有着必然性的因果关系；据此类推，如果中国大陆沦为殖民地，反而是个好事。更有甚者，以其广土众民和历史重负为由，说中国“做三百年殖民地”方有希望。此乃低智逻辑之想当然！殊不知，之所以“边缘”更好，是因为中华文明承受着西方的致命重压；在此情势下，中国周边一些国家或地区（包括日韩等），在彼岸霸主看来，具有军事上或文化上“以亚制亚、以华制华”的战略意义，故被利用，幸而分享“西方优越性”。菲律宾曾是美国殖民地，只因其“地缘政治”欠佳（离中国稍远，又非战略要冲），久被冷落；最近南海争端令它受重视，但在西方衰落的大环境下，小的殖民地“因祸得福”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果真中国沦为殖民地，那么，边缘毫无价值，先被牺牲；整个亚太都会在“泛黃禍”罪名下，重演16－18世纪的殖民时代的历史悲剧（欧美本质上是种族主义，却用“普世价值”分裂对手，就像传播“福音”的基督教消灭异端一样）！ 

回顾20世纪的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开风气、亦开潘多拉盒子；老子曰：“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打开进步的闸门而释放洪水猛兽，此乃20世纪中国内乱之原委，废传统而弃历史，求激进而尚斗争。前清张之洞预言：“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植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今之所谓“自由主义”乃一脉相承、一丘之貉，贩卖殖民文化，充当隐形汉奸。他们蛊惑人心，颇有市场。但无论如何，他们及其信众皆中毒于西方。古人云：“天下治乱视人心，人心邪正视学术。”所以首当在学术方面进行拨乱反正。——《易经•蒙卦》曰：“蒙以养正，圣功也。”

（二）西方思潮之泛滥成灾

终古华夏虽屡罹胡患，但无不同化之，融而愈壮，有容乃大。近一百多年来，中国遭遇了忧患之最——“海洋暴力”，险些亡国灭种。即使是在“中国崛起”的今天，内忧外患也与之同步升级——她不仅负荷着西方霸权的致命重压，而且面对着来自中华内部的诸多挑战。后者在精神上，源于欧美思潮和西方宣传，是近百年神州动乱和分裂的“内因”。究其原因，所有的“用夷变夏”人士，对于东西方的历史文化及其演变趋势，皆缺乏“正见、正思维”，因而不解真谛。追溯到清末民初，不少中国文人惊惧于“船坚炮利”，浸洗于“欧风美雨”，如唐诗云：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

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 

国学大师钱穆批评胡适等新文化人，是“有思想，无学问”，其“学贯中西”皆为皮毛，而且一代不如一代。佛教界太虚也曾说：“欲求国家安宁，先须有共同之思想和能力……。回观国中思想之纷歧，……走入迷途，……近来国人虽是好学外国，而未能吸其精髓，仅习其毛皮，……致使赫赫全球之东方古文明的……国魂，丧失净尽。”（《太虚大师全集•中国危机之救济》）

恕我多言：胡适赴美留学，辍农学转哲学，师从大哲学家杜威；后者于1920年来华讲演云：“世界文明史上原是中国先影响给欧洲的；西欧再传到美国，现在则又夹带着新因素转回老家中国了。因此可以说，二十世纪是文化绕地球一周的时候。”杜威的“文化循环论”被胡适等“疑古派”所压倒。宋诗云：“蜉蝣蔽朝夕，蟪蛄疑春秋；眇眇万古历，回环今几周”。胡适在此之前未能通过博士论文，回国参加新文化运动，名噪于“全盘西化”。他于十年后被美国母校补予博士，而且竟因为“五四导师”，陆续荣获了30多个西方博士。文化人类学家郑德坤教授说：

现代物质文明的演进，一日千里，真是人类的奇迹。不过饮水思源，这些成就都是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基础。古代这些发明传到欧洲是历史上的事实。可是到了今日欧洲人士，看到的只是目前自己的成功，而忘却、抹杀先前一切有功于科学的贡献。以为科学技术的发明，都有赖于他们的科学家，……是他们优秀民族的专长，不免有得意忘形之嫌。……最可惜的是华人自己，……五体投地地佩服别人，……失掉自尊心。

（三）宰世霸主之文化攻势

再说一事：至今备受中国学术界青睐的、已故西方首席汉学家费正清，毕生为了“美国利益”而研究中国；其治学政治倾向极强，反对中国文化。而且，费正清是被美国情报部门派到中国（OSS,即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参与颠覆蒋政权，这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国民党要传承儒家道统。他們认为，只要破坏了中国文化，中华民族就会自我消解；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费正清及其同仁幸灾乐祸地看待文化大革命，竟然说：“归根到底只有中国内部传统发展出来的偶像破坏运动，采取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才有可能溶解乃至超越儒教的遗产。”

西方霸主及其盟邦把通过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所营造的“西方价值”，用来发动文化攻势。费正清将中国历史视为一个成功的世界最悠久的专制政体，这样定性中国传统政治，是极不公正的；也使他本人陷于自相矛盾，例如费正清在其主编《剑桥中国史》中这样写道：“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都参加地方管理……，而京城的市井之徒则与朝政无缘。科举考试的人才，来自广大平民。”（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14,pp.38）费正清说“在美国人心目中，民主政治是其带给世界的救赎礼物”。美国民主带给世界的“救赎礼物”究竟是什么？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现代西方民主……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实践中，却表现为不是兼爱和人道，而是部落意识和穷兵黩武。”（《历史研究》）

（四）“民主”与“专制”都是伪命题

以“东方专制主义” 相形见拙于西方民主，此乃当世之学术冤案。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汤因比说：

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在中国首倡以政绩征募文职官吏的制度，并通过考试对候选人员的能力进行评判。中国皇帝的文职官吏是人类文明世界中的佼佼者；他们长期平安有序地管理着这么庞大的人口，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可企及的。（《人类与大地母亲》）

应“治水防夷”而兴的中央集权（即所谓“东方专制主义”），不久便被儒术化于仁政德治，加上佛老化于无为而治（道德自觉、乡里自治）：它在“形而下”（器、制度）的方面，聚古今政治之至善，实为欧美立国之蓝本（文官考试、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而且举世无双地“致广大”（文治于超国家、泛世界）；它在“形而上”（道、精神）的方面，集东西理想之大成，作为华夏立国之指南，而且独一无二地“尽精微”（和合于众生心、万物情）。这就是说，实际上，中国传统治道早已涵摄民主，而且超越之；其所达到的高度，甚至比“理想国”还要理想——自下而上的“选贤与能”，无远弗届的“修己安人”，而且一兩千年行之有效；如此公平合理的政治，还有谁能想到、谁能做到！鄙贬中国的黑格尔也承认：华夏的“选贤与能”的政治，是近代西方诸国的模范。华莱士也说：美国建国立宪，直接吸取欧洲，间接採撷中国。 

实质上，“民主”与“专制”的说法皆不成立。人是突破性的动物（打破生态平衡），因而也是“无法无天”的动物（不受制于自然法乃至一切法）；否则的话，他恒为自然物种，而不能“脱颖而出”。人只受其意念驱使，而不受任何“外在法”所制约（除非满足某种条件），弗洛伊德说：“本能的情感要比理性的利益更强。”因此，除非以东方文化调伏人心，人的社会是不能自我稳定的；它既不能自我稳定于民主之下，也不能自我稳定于专制之下。本质上说，“民主”与“专制”都是伪命题，西方本身也是伪命题，尽管它塑造了其一脉相承的优越传统。

作者简介：诸玄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90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深造，目前在英国从事研究工作。本文来源：节选自诸玄识新浪博客2012-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