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原创文明的生成机制

言简意赅地解释一下文明与发展的基本原理：

在很久很久以前，被大自然分散和隔阂的人类族群，曾有一段漫长的“静态和谐”或“简朴佳境”。就像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

……史前时期的人是未沾染上文明的不良影响的“高尚的野蛮人”。……“在天地之初”，在令人惊叹的人类生存的初期，人间是一个乐园。在印度史诗中就有赞美田园诗般的过去的段落，称颂当时种姓制度并不存在，人类可以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生活。

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其生存趋于紧张，则人与人、人与自然皆愈益矛盾；这样的话，以前的理想状态就会走向反面。《韩非子•五蠹篇》曰：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从自然环境的差异来看原始性的和谐状态是怎样走向反面的：

就东半球而言，在低纬度的适居地带（热带人群），先民易于保持和谐状态；而越往北，则越是倾向于变异和动荡。唯有中国这个中间地带是“自然对人的适度挑战”。〔按：有关人的一切方面，乃至各行各业，“适度挑战”才是发明创造的关键诱因〕。中国处于地球上最大的海陆水循环圈之内，而且雨热同季，气候、地形和生物皆是多样性；所以自远古起，“人为、人智”就有其发挥的空间。由此，中华民族可以在变动的情况下保持其固有的和谐与纯善；与此同时，产生出“道的智慧”，来指导、调节整体和谐、动态平衡、有序精进、可持续性。这是独一无二的“人的社会”，只有它才能做到发展与发明、创新和创造、进步或进化。

覆载之内，日月所临；中国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唐朝/杜佑：《通典》） 

中国之外、她的西面、北面和西北的自然环境分为三种状况：A.干燥区（处于最大的海陆水圈之外）；B.高纬度（阳光稀、地表贫、生物少）；C.非时雨（降水与植物的生长期相反）。如此客观的非理想性，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皆是对立不和；若非宗教禁锢则不易存在定居人群。

总而言之，在近代以前，即在人们能够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之前，在“亚太水圈”之内，人们可以在“天人合一”的前提下“有所作为”；它是“有序运动、整体和谐”。

二、 文明与发展的规律

从某种意义上讲，文明是一条福兮祸伏、凶多吉少的“不归路”。由于文明是凭借技术手段改变现状，来缓解天人及社会的诸多矛盾；因而它也在积累更深、更大的忧患（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再由于文明启动了越来越大的世界，在其能够恢复平衡或和谐之前，都是“妄动”（无序运动），甚至是祸因乱源的升级与并发。凡此“文明的负面”则不得不由文明自身承受与化解的。若无一种超玄奥、大圆融的“道的智慧”（有机整体的和谐与平衡），不仅不可能有文明，而且相反——朝着科技和知识上稍作努力，则就是自毁家园、自取灭亡。 

文明乃造福亦“造孽”。后者包括文明自己派生了“文明的天敌”——正如汤因比说，若非文明辐射与科技传播，不可能出现征服性的大型战争；尤其是，技术扩散就把对方的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给提升起来了，机动捷便、顺势突击、淫猎世界，这是文明不得不面对的致命挑战。

另一方面，中华文明不过分追求平面之物质扩张，发而中节，减免对抗；更要致力于立体之礼乐升华，遥契天道，尽享灵妙〔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传统中国是个“艺术家的国度”〕。这样就显得文弱和纤柔，易受摧折。宋词云：“花不语，水空流，年年拚得为花愁；明朝万一西风动，争向朱颜不耐秋。”然而，中华礼乐文明正如竹子：它空心涵容、虚怀若谷，枝有弹性、柔中有刚、生而有节、高风亮节，挺拔洒脱、正直清高，清秀俊逸、风雅神韵，四季常青、无限生机。诗云：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任尔东西南北风。

（清代/郑板桥）

但无论如何，真文明所导致、招致的“负面”要比它所收获的“正果”，不知道要大多少倍！

先后出现了两个都是寄生于文明的世界性的战争源：历史上的“草原暴力”和近现代的“海洋暴力”。前者只是一次性的爆发，终归于熄灭或被同化；后者则是打着“文明”的旗号，进行“暴力再生产”，直到毁灭世界。深受其害的中国必须扭转乾坤、靖平天下。

中华文明经过几千年的卓有成效的努力，终于在15世纪左右，通过陆海丝路、郑和远航和四大发明等，基本上联通世界；因而在近现代，人们——首先是其地缘优势由此而凸起的西方——能够依靠“全球性生态”来作为其长足发展的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尽管这是“以空间换时间而已”而通向“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的。

近代以前和近现代的情形完全两样，不能同日而语。如果我们站在近现代的物质科技文明的高度藐视中国历史，视为“周期动荡、停滞不前”，却把人类社会的“光明面”归功于幸遇天时地利的“暴发户”；那就是井底之蛙、鼠目寸光，而永远不能理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句至理名言！

社会发展或进步无非是开发“人的潜能”。但在最初或往古，人们不能直接这样做；因为“人的潜能”和植根于它的科技、知识等，都是双刃剑，兼具正能量与负能量，后者——可能更大——是人的“自我否定”。人否定自然就是否定他自己，因为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在近现代，由于可以依靠“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人们并不觉得发展或进步的负面（科技与知识的负能量）有何直接的致命性。但近代以前则截然不同：古人与其环境乃一体共存，是直接的生命攸关，除非具有超玄奥、大圆融的“道的智慧”；否则的话，释放“人的潜能”、发挥“人为人智”，那就等于自毁家园、自取灭亡。

在古代中国，“道的智慧”及其所引导的发展与文明都是源于《易经》。而在西方，由于没有这种智慧（动态平衡、整体和谐），它在近代以前是动辄祸乱，所以必需依赖宗教禁锢，为原始停滞。

三、反思文明

多位世界贤哲反思：工业革命之后不到400年，西方文明就会耗尽地球生物圈，而它自己则也随之寿终；那只是历史长河的一瞬间，可谓暴兴暴亡也！现代文明看似极富极强，实则回光返照，或曰：“上帝大洪水之前的“最后的晚餐”！这是因为：该文明乃基于人性本恶、原罪爆炸和生存竞争，故它必需向外平衡，从而牺牲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西方文明每一次进步，都会伤害生物圈。假如科学真能无限开拓，以致建立太空家园，那么，西方文明便会永续长存。然而发展的代价之大，以致在理想被实现之前，地球就会变成人间地狱。古希腊、罗马的灭亡只限于其自身，而现代西方则必将造成全人类与全物种的同归于尽！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西方和西方化的国家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走火入魔。它们之中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眼光与智力来解救它们自己和全人类。” 汤因比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中国，虽然中国已成为一个另类而成功的西方化国家。　

World Sages have Reflect on that about four hundred years after Industry Revolution, Western Civilization will die by destroying Earth's ecology upon which it has been based, thus it is violent rising and violent death and can not be long-lasting. Looking very strong, Modern Civilization is last glow before the Deluge, or The Last Supper. This is because Western Civilization, being based on original sin, Evil nature and struggle for existence, relies on outward balance at the expense of the outside world and the Earth's ecology. Its progress in every point comes at a big cost of the Earth's biosphere. If science developed so unlimitedly that human beings emigrated into space, Western Civilization could be immortal. In actually however, science will bring hell on earth first because of the expense of the environment. The extinction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limited to their own, while Modern Western will lead to all mankind and all species perish together. 

 British historian Arnold Toynbee said：“The Western and Westernized countries are so demonically bent on this disastrous course that it is improbably that any of them will have the vision and the strength of mind to save themselves and the rest of Mankind from this course’s inevitably fatal ending. ” However, Toynbee put all his hopes on China, although the latter has also become a very successful but alien Western-oriented country.

作者简介：诸玄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90年赴英国阿伯丁大学深造，目前在英国从事研究工作。本文来源：诸玄识新浪博客2018-10-22 、2010-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