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与人

人类的历史长河充满着曲折与故事。过去的二十世纪也是世界局势风云诡谲的时代，同时也成为我们回望和思考地缘政治历史与现实走向的关键时代，而与此同时，伴随着这一时期政治和社会的动荡，这个世纪的学术史也变得晦暗不明，很多曾经在这个时期活跃的人物一度变得无比陌生，而有些曾经生活在角落一隅的人物猛然间成为人们热议和关注的对象。在二十世纪，这种故事一直在发生。

二十世纪中的这种“遗忘”，往往有其独特的地缘背景。如果我们往回看的话，在一百多年前的这个时候，一战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尽管尚未尘埃落定，但整个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在一战之后所经历的变动，深深影响了20世纪之后的中国历史，这包括相关思想的引进，包括五四运动，所有这些，都对以后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个时候，也是世界帝国力量发生重大转折的时候。我们从世界的情况可以看到，在西边，很多之前称霸一时的大帝国在这个时候分崩瓦解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位列欧洲霸权之一的奥匈帝国随着一战的推进，整个帝国开始走向衰亡。曾经地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因为在一战“站错队”，其领土日渐萎缩，最终缩到了现在的小亚细亚地区。我们再来看东边的情况，在1915年，大清帝国已经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当时的中华民国则也面临着新的政治抉择。所幸的是，中华民国在一战当中选择了站对了位子。但这个正确的位置没有给中国带来大的好处，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曾经被德国占据的特权被转给了日本，因此也就有后来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可以说，一百年前的事对当代的中国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我们回顾近代史，就仿佛是在昨天，如此地历历在目。那么，一百年前的人会不会对当代产生影响呢？我的答案是：会的。但是，这些人物不会自己蹦出来，需要我们需要在学术史，或者说学术发展的脉络中去寻找他们，因为有些人被有意无意的遗忘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就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这位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蒙古学家和边疆研究权威学者。

拉铁摩尔1900年生于美国，1989年去世。在1901年的时候，他就跟着父母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来到中国的上海，在中国生活加起来可能有20多年的时间，也正是这20多年的时间里，这个年轻人经历过坎坷，经历过挫折，更经历过迷惘，但同时也找到了思考中国问题的钥匙和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就是中国北方和中国的内陆边疆地区。所以寻找这样一个人，在学术史的“失踪者”中“打捞”这么一个人，就显得非常必要。我们来看20世纪20—30年代一直到当代，尤其是到最近十年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就可以看到，拉铁摩尔这个人在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他的学术在中国学界被接受被遗忘，后来又被重新“发现”和接受，经历了一个波折的过程。他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应该是在20世纪20年代发表的诗歌，我们很难想象这么严肃的一个人会写一篇诗歌。当然，那时候的他还没有进入蒙古研究。在1920年的时候，他写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名叫《曼达玲的溺水》，发表在《文摘》上，也就是说，他原来是一个怀揣文学梦想的青年。但到了1928年，他就写了中国边疆相关的第一本书，就是《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这本书的题目就显示了一个非常博大的空间感，尤其是他对于中国北方边疆的整体性认知。这本书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跟着商队穿越突厥斯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早在拉铁摩尔28岁的时候，就出版关于中国边疆的书，写关于中国边疆的文章，但他的这个兴趣是怎么形成的呢？这要往前追溯到他在天津当商行办事员的时候。这个商行大多是处理从内蒙古地区运来的羊毛以及相关产品，然后通过天津港运出去。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自己的想法，想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当一捆捆的羊毛从骆驼身上卸下装上货车的时候，骆驼就在这里休息。马可波罗时代和轮船时代在这里相会了。我决定自己必须去商队出发的地方，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正是在这种对中国遥远边疆的追寻和梦想当中，他开启了自己人生的新道路。也就是从这里开始，他自己的人生和进行的中国研究和边疆研究，跟更大意义上的中国跟蒙古以及欧亚的地缘政治研究，有个更深层次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贯穿一生的。拉铁摩尔的年轻时代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他小时候跟父母在中国生活，在中国的上海，保定，后来到天津居住。他的父亲老拉铁摩尔也是现在天津大学校史上的重要人物，曾经编撰了一部著名的英汉字典。拉铁摩尔在年幼的时候就显示出与一般的在华洋人小孩所不同的一些特征。我们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同情之理解”的特质。他与自己家中的中国籍保姆和佣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从一开始就觉得必须用一种更具有同情心的视野来和她们打交道，这也成为了他一生的财富。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研究蒙古问题的时候要学习蒙古语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在解决中国边疆相关问题的时候，要深入当地进行田野考察并跟当地民众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原因。他的这些选择是很多当时在中国的外国研究者所不屑于做的。我们可以认为拉铁摩尔是中国第一个对中国边疆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西方人，也是对整个中国北部边疆亲力亲为进行田野考察的第一人。即便是伯希和和斯坦因，他们来中国的时候，所寻找的是宝藏，是文献，其背后是当时东方学视野下的博物学的追求和理想。但是，拉铁摩尔改变了这种取向，他寻找的不是某种物质性的东西，他胸怀的也不是一种博物学意义上的猎奇心态，他寻找的是一种更具整体性的边疆认知。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拉铁摩尔是把中国边疆的整体性意义传递给世界的第一人。这可以说是拉铁摩尔研究中最重要价值之所在。当时有一大批国外的在华研究者，他们有的就是为了来中国猎奇、探宝、挖宝，然后把宝贝带回国外；要么就是坐在书屋里靠着中国的史料，甚至是靠着中国二手、三手的史料来写文章，然后再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以此谋一份教职。但是，拉铁摩尔在这两条路径之外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他通过自己在边疆的具体田野作业和实践活动，包括语言的学习，跟当地民众的日常交流，包括每年带着自己的一峰骆驼去游历，去认识和研究当时的中国以及中国边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于边疆的认知就超越了其他这两种取向，形成了独特的认识方式，而这种认识的方式一直影响到现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对于中国边疆田野的考察和调查，除了与他同时期的诸如凌纯声这样的中国学者外，在外国学者这个范围内，可以说拉铁摩尔是以整体性视角考察中国边疆的第一人。所以说，这是拉铁摩尔对于中国边疆研究或者说中国研究的第一个贡献，它将中国边疆的整体性意义首次传给了世界。在这里我要补充一点，为什么说是“传递给世界”而不是说“传递给中国”？因为虽然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人在中国边疆地区游历，也有相关的作品，比如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但是这些作品并没有把中国边疆的意义传递到世界，这些作品还是在中文知识圈里或者说中原知识圈里面传播。拉铁摩尔本人选择北部边疆作为研究对象，并因其特殊的身份，即可以直接用英语写作，并在美国进行学术推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拉铁摩尔是将中国边疆的整体性意义传递给世界的第一人。

重新“发现”拉铁摩尔

作为“中国研究”范式中的失踪者，我们现在应该重新发现拉铁摩尔的价值。在美国“中国研究”的学术史中，大家会发现费正清几乎成为一个代名词。基本上在“区域研究”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叙述里面，美国的中国研究基本上就等于费正清学派所进行的研究，费正清学派又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美国的中国研究，甚至是西方的中国研究。而这种在我看来对学术史极端性认识的情况，正是我们学术史当中某种“遗忘”后的反映。就是说，我们一方面把一些内容给放大了，而在另一方面，又将有些内容给缩小了。我们可以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有很多西方研究者在中国进行研究，并且提出他们的理论，其中就有施坚雅在成都平原做的研究，时间早于费正清，拉铁摩尔在中国北部边疆所作的研究也是如此。但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美国特殊的政治环境，最终使费正清学派得以兴旺发达。由于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曾经在北平指导过费正清博士论文写作的拉铁摩尔，就没有形成整体性的影响。即便是拉铁摩尔之后到了英国，开创了欧洲的现代蒙古和内亚研究之后，他的影响还是无法与费正清相提并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拉铁摩尔是被遗忘的美国“中国研究”另一种范式的代表人物。这“另一种范式”如今被很多人遗忘了。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对拉铁摩尔的认识，来重新梳理美国中国研究的范式演变和内部分支问题，其中到底有几种，至少不止一种，并且拉铁摩尔的范式一定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我将之称为美国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或者说是“边疆动力学派”。

在我们对中原和边疆的认知方面，实际上存在一条线，就是我们在历史地理学领域中常听到的“胡焕庸线”，也就是就是黑河——腾冲一线。如果从这条线的西边来看，不管是人口还是土地的肥沃程度，还是文化遗产的数量和密度，以及气候的丰润程度，都和这条线的东边有很明显的区别。在人口的密度上，东部比西部大很多，在经济的密度上，东部也要比西部大很多，在文化遗产的数量上，东部更是比西部大得多。在生态的层面上，我们也可以有同样的发现，生态比较脆弱的地方正是在这条线以西的区域。我在这里要着重讲的是，在这条线的两侧还存在着着一个知识密度上的区分。我们可以看到，在东边，即中原地区，我们的知识密度是非常大的，我们甚至可以找到村志乃至村中某一家的记录。但是在这条线的另一侧，我们可以找到对一个村级单位的叙述吗？很难。所以从这一点来说，至少是从汉语知识界来说，我们对于中国西北部边疆地区的认知，其知识密度是远远低于对中国东部的知识认知密度的。更形象的对比相当于我们对于欧洲国家诸如瑞士的认知以及对于非洲国家诸如冈比亚的认知的对比。我们对于瑞士，可能熟悉每一个景点，但是对于冈比亚，我们可能一无所知。所以，从这个比喻当中，我们注意到，需要修正汉语学界和汉语知识界在知识密度上的不平衡状态。拉铁摩尔通过自己的实践行动进行着这种努力，通过他的调查和写作在英语世界纠正这种知识的不平衡状态。反过来说，我们也通过对他的研究成果的引介、吸收、归纳、总结和分析，在某个层面上，提高西部的知识密度。只有知识密度实现了更平衡的状态，我们也才能认识一个更全面的中国。拉铁摩尔在这个意义上，用他的实践和行动为这种平衡做出了他的贡献。而在同时期，拉铁摩尔所研究的区域和领域也正是中国本土学者有所缺漏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尽管一些民族学家开始在一些边疆区域进行一些调查，但是总体的叙述还是偏向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直到抗战时期国府西迁，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才开始在当地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调查。但在这之前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的叙述还是集中在东部。所以，拉铁摩尔在这里给我们做出了榜样，而他的这种认知则丰富了我们的认知。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的那本《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在美国出版后的第二年就翻译为中文，并且被中译者高度赞赏的原因所在。在该书的译者序中这样说到，我们对于这块地区的认知是非常少的，而恰恰是洋人的活动，使得我们对这块地区的认知有了提升。在1941年这个当口，已经不是坐在亭子间里看着几本书，写几篇号召抗日的文章就可以的。而是需要很扎实的亲力亲为的到边疆去了解中国的大后方是什么样，也才能积蓄起更多的抗日力量，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救亡图存。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拉铁摩尔当时就给我们以激励，也必将在如今给予我们更大的启发。所以我认为他是中国边疆研究方面的拓荒者和思想者

拉铁摩尔的边疆研究，我们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是了解得不够的。一方面是因为很少去完整地阅读他的作品。我们对于拉铁摩尔的作品很多的是片段性的引介。除了1941年赵敏求翻译的《中国的边疆》之外，实际上到了2005年，北京大学的唐晓峰教授才完整的把这本书引介过来。1941年那本，只是一本选译本。唐晓峰老师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的译者序中说道，刘东老师原来希望他在赵敏求的译本上改写一下，但是他认为原来的中译本中缺漏很多，所以他决定重译。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对拉铁摩尔的认知在很长时间内是如此地不完整。当然我们也要承认，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以及拉铁摩尔被派往蒋介石身边做顾问的经历，使我们一度对拉铁摩尔有过了解和认识，但在这一时段内，拉铁摩尔被选译过来的文章是零碎的，使得我们对于拉铁摩尔的认识也是不全面的，往往会偏向于在抗日这一语境下来理解他的作品，例如，如何抵御日本侵略，如何了解当时东亚地缘政治演变，以及美苏如何对东亚进行援助等相关问题等等。到了20世纪40年代之后尤其是在1949年中国政局大转变之后，由于整体政治环境的变化，拉铁摩尔的命运也发生了“奇怪”的变动。为什么说是“奇怪”的呢，因为他在美国，命运遭受逆转，而在中国，他的命运也受到了逆转。在美国，他受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被指控为苏联的共产党间谍，或者至少是亲共分子。但是他在这一时期的大陆，也受到了抨击，认为他是资本主义的走狗，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我们如果了解当时的环境，我们就会知道他曾经担任蒋介石顾问的背景，使他在这个时代必然会遭受这样的抨击。到了60年代，在大陆出版的一些刊物上，有了对他的一些作品的引介，但这些当然是批判性的引介。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资料集，里面收录了一大批西方中国研究者的作品，其中包括费正清，也包括拉铁摩尔，并且两人都被放在了“社会动力学派”这一标签之下。资料集里面译介了拉铁摩尔的几篇文章，而且加上了按语，认为其代表了资产阶级反动的历史观念。现在一些学者在讨论拉铁摩尔相关议题时，也还在使用这部书中的译文。但是实际上，大家如果去对比译文和原文的话，实际上其中有些内容的原意是被删节和改动的，所以还是需要回到原文，要去看拉铁摩尔自己的叙述和推理逻辑。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更为全面的了解拉铁摩尔的作品和思想，60年代的译文只能作为参考。2005年，唐晓峰教授的译本出现之后，可以说是更全面的对拉铁摩尔的译介，也能代表拉铁摩尔对于中国边疆的整体认知，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认识拉铁摩尔，而不是偏于一方。我希望我们对相关学者的研究和认知，是建立在对他们作品更完整的认识之上所作出的学术评判，这样我们对于相关问题的把握也才能更准确一些。当然，在改革开放之后，他的作品被更多的引介到国内。其中，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一些作品译介过来，到了1997年，拉铁摩尔与他的女弟子矶野富士子合作完成的《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一书被当时的复旦大学政治关系学领域的学者引介进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关系和美国研究方面的学者可能在对拉铁摩尔的认知方面可能走在了前面。这本书也是国内在改革开放后翻译的第一部拉铁摩尔的相关作品，虽然不是拉铁摩尔亲自写的，但是代表了拉铁摩尔的一些基本想法。这本书加上唐晓峰教授的《中国的内陆亚洲边疆》事实上就将拉铁摩尔的两个侧面引介进来了。他的回忆录实际是一个从他自身角度对自己过往历史的记录，而《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则是他在20世纪30、40年代对于中国及其边疆问题的整体性认识。所以，这两本书标志着中国学界以更为平和的心态来更为全面的认识拉铁摩尔的中国研究。进入21世纪，更多的学者开始了解、认识、引介拉铁摩尔的学术资源，特别需要提到的就是汪晖教授的四卷本巨著《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其中很多地方都引用了拉铁摩尔的相关论述和研究，这些理论资源又转而激发了汪晖教授的思考。此外，还有人民大学张世明教授的五卷本《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在书中，尤其是在《边疆民族》这一卷中也有大量关于拉铁摩尔的论述。这两本书代表着国内学术界对于拉铁摩尔整体性认识的学术研究概貌。随着这几年学术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以拉铁摩尔为研究主题，并出现了多篇相关的学位论文，其中已经有以拉铁摩尔为主题的博士学位论文，还有国内学者申报了相关研究，例如浙江师范大学教授申报的社科项目，已经产出了一些成果。可以说，这代表着国内关于拉铁摩尔的研究，已经被学术体制所接纳。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有动力去更好地去了解拉铁摩尔的学派在中国的意义，也能够更好地认识和思考中国问题本身。

思考边疆，思考中国

如何从拉铁摩尔的理论和学术实践当中更好地进行边疆理论方面的研究，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目前国内对于边疆问题的研究如火如荼，其中有很多是对细节性问题的探讨，而对于边疆相关概念与理论的分析和研究还比较薄弱，事实上，在对一些具体的事务进行研究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对边疆这一概念的生成，或者说边疆这一概念的生成与发展史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和梳理，才能形成对于更为宏大的边疆及边疆议题的正确认知。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本身是有着多样性的。正是基于此，我们在认识中国问题的时候，就不能以同质化的视角来认识中国的各个地区，尤其是中国的边疆地区。拉铁摩尔首次将中国的边疆地区做了类型化的整体划分，将中国的陆地边疆分为东北、蒙古、新疆、西藏四个部分。在这个意义上，他对于中国的边疆研究有着开创性意义。时至今日，我们对于中国陆地边疆的划分实质上还是按照这个类型进行的，在许多关于中国边疆的概述性书籍中，其分类也基本上按照拉铁摩尔的类型来的，有的还加上一个海疆的区域。在这之前，我们对于中国边疆的划分是以藩部的形式来进行的，并不是以东北、蒙古、新疆、西藏这一体系来划分的。所以，拉铁摩尔对中国边疆的划分提供了一种分类学的指引，直到现在，这个指引的意义依旧很明显。

拉铁摩尔本人是一个西来的边疆人，他出生在美国，去世在美国。主要的生命历程是在中国之外的。他对中国的认知，只有回到中国和中国学者的语境中，拉铁摩尔的意义才会更大程度地被认知和体会。所以我希望，通过对拉铁摩尔这位西来的边疆人的研究，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形成我们自己的边疆人的传统，从对拉铁摩尔的理论和学术梳理当中，来丰富我们自己对边疆认知的理论资源和实践资源，形成具有中国主体性的边疆认知和边疆话语。

我的这本书《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其英文主标题叫做frontierman。这个名字跟特纳的用法有点类似，但特纳用的是复数形式，我用的是单数，讲的是拉铁摩尔这个人所带有的边疆人精神，希望以此来启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边疆人精神。特纳在19世纪中期对美国西进运动浪潮的评价中指出，美国人的前行，就如同美国的前行，如果哪一天美国的边疆停止了，那么，美国精神就停滞不前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拉铁摩尔将这种精神带到了中国，启示着中国的学者。如今，我们有必要反思性地去运用这个资源，形成对中国自己的边疆人、中国边疆精神的期待。这些都是中国认知、中国精神、中国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本文为笔者2015年12月29日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拉铁摩尔：学术“遗忘”及其他》学术讲座的发言，初步文稿由笔者学生刘玺鸿整理，并经笔者本人增补完善，特此说明。

（作者简介：袁剑，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