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纵横》编辑部来沪约稿，嘱我撰文，限时定题：“精英与社会责任”。关于经济精英——这主要指的是随市场和私有化而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阶层——应否及如何承担社会责任，已有较广泛的讨论。一些能思会写的企业家在要求社会“赫免”第一桶金的“原罪”时，愿将他们已拥有的财富视为社会的一种委托。企业家不仅有义务依法纳税，提供就业，且对各种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这种责任通过慈善捐助而扩及各类“弱势群体”。当然宣言不等于实践，不过，有此宣言总比没有好。只有当上述宣言多少付诸实践才能使迅速积累起来的私人财富获得“赫免”证书，也才有可能获得大众对财富的尊重。至少会弱化普遍的怨恨。至于执掌公共政治权力的政治精英，恐怕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有效的权力监督与权力制衡。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能否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以便将普遍的腐败与不负责任的渎职行为降到民众心理可以接受的程度，这是一个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总之，与手执大权的政治精英们谈他们应该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似乎并无多大意义。余下可谈的便是知识精英的社会责任了。

为什么知识精英未能承担文化自信、文化创新的使命？ 

知识精英，就其社会功能而言在于创造与传承知识。在庞大复杂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人们首先实践着，感受着，当然也思考着，谋划着。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社会或说实践中的民族，需要从那些能思的头脑中分离一部分头脑来执行为“社会”或“民族”而思考的重任。故而思想的最高任务，或说知识精英（或说知识分子）的最高职责在于“用思想来守护民族”。稍具体一点说，知识精英承担两项重大使命：一是用概念（理论）去切近或理解（认识）当下展开着的复杂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批判性地揭示民族前进中遭遇到的真实问题与困境。简言之：认识世界。二是在纷乱的个别意识中去寻找并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尤其是核心价值共识的形成。因为说到底，社会共识是社会秩序得以建立与维系的最终基础。我说“用思想守护民族”是知识精英的最高使命，意指“思想”当然还执行着其他一些职能。任何“思想”总在一切能思的个别头脑中发生。其间呈现出极其纷杂多样的内容。我将那些始终坚定不渝地指向社会整体生活状态或说民族命运的思想称为“纯思”。这些被民族（或说天意）召唤来为理解自身且卓有成效者称为思者或说“思想家”。我将那些主要把思者的思想整理为各种“概论”并加以传播者，称之为“教授”。我将那些在各种经验的专门领域有所创见的人，称之为“专家”。严格说来，一个时代的知识精英，主要由上述三类人物组成。故凡在职业分类中被归入知识精英而不能或不愿承担其责者，只能称之为“误入歧途”者。 

如我们承认上述说法，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大量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与更大量的未发表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再观察一下被归入知识精英（或知识分子）的人们的日常行为，或能粗略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代思想并没有很好地执行本该由其执行的使命。相反，大量能思的头脑在“告别崇高”与“告别宏大叙事”的口号下，纷纷从民族整体返回到自身，从民族整体运动的历史叙事返回到自我当下。从指向民族——历史的纯思返回到工具理性，并要求理性较多地执行个体名利谋划的职能。“文章”开始告别“道德”而成为谋取名利的单纯的工具。于是“官八股”和“洋八股”充塞于世，一代文风因失其“精气神”而衰败。这恰恰发生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持续提高的民族崛起时。为什么在民族物质力量崛起的过程中，“思想”却没有承担起文化自信、文化创新的使命，能思的头脑拒绝接受民族的召唤而忙碌于切己的谋划？对这一“时代精神现象”首先要作一番分析。 

先从“时代精神”的聚散合分现象说起。 

严格一点说，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真正起点是1982年废除人民公社体制并全面推行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的要害在于一个“分”。伴随此“分”而来的一系列“分化”——从所谓的产权分化（从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开，到化公为私），贫富分化，阶层分化，区域分化，城乡分化，直到所谓的“政企分开”，“党政分开”等等——乃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引人注目的社会变化。“分”或说从整体中分离出来获得个体行为自由也是改革开放时代最引人注目的精神现象。与“分”相应的是“合”，所谓“合”，即被孙中山所说的“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合”成一整块钢筋水泥。孙中山指出“合”的目标但没有找到“合”的方法与手段。真正将“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在各自的“单位”内，且一切单位隶属于国家的，是中国共产党。为“合成一个整体”所设定的近期目标：一是为了消灭阶级，实现分配平等。二是为快速推进工业化，为追赶发达国家提供“原始积累”。这样，为了整体的民族目标，要求一切个体放弃自由。事实上，近代中国的主流思想一直指向民族的解放与复兴。这也解释了以个人权利和自由为最高诉求的自由主义只能成为少数留洋知识分子不切实际的言谈。然而，经历文革十年的折腾，整体给一切个体设定的生活意义与未来目标，与千百万新一代人的实际生活体验发生日益明显的冲突。文革后期，一股希望从整体对个体过度压制的状态中摆脱出来的思潮开始形成并日趋发展。的确，没有个人利益在其内的整体利益，注定因其虚幻而被抛弃。正是这股强大的思潮推动着由“合”向“分”的时代转换。邓小平执行了这一时代转换的使命：“废除公社单位体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顺应了时代潮流。 

进而言之，时代精神的聚散也与社会状态的治乱密切相关。乱而聚，治而散，或也是其常态。借用道教中的“精气神”一说来指喻“乱聚，治散”现象，虽有点玄，但也妥帖。“化精为气，化气为神”，在道教中本指个人修炼逐级上升的境界。我将其用来比附社会现象。“精”在此指物欲，或一个社会一般民众基本的物质生活要求。当一个民族长期处于动乱状态，整个社会阶层的基本物欲得不到满足，绝大部分努力都遭到失败，此一时代被外部世界阻挡的物欲便向内化积为“气”。“气”在此指积压于内心弥漫于社会的焦虑、苦闷、无奈、怨恨与希望之社会情绪之总称。此“气”的积累便会在那些生命感悟能力特强，且能思的头脑中提炼为“神”。“神”在此指思想或精神，或意识形态。其中最有召唤力的思想家和宗教家很有可能被信众视为在世的神或神的化身。看看什么中外诸“神”涌现的时代，全都出现在长期动乱与艰难的时代。被后世的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思想史上最为丰收的时代都是以民众苦难为代价的。佛所谓烦恼即菩提：净洁的莲花下一定是肥沃的污泥。当社会由乱向治的转换，我们便发现时代精神沿着相反的路向逐渐下行：“化神为气，化气为精”。人们纷纷将关注的目光转向当下的世俗生活。能思的心灵忙于谋划自身的利益，努力改善自家的物质生活条件，处心积虑于社会地位高低的竟比。如果此前被人们信奉的“神”想把偷食各种禁果的人们重新返回崇高，根据尼采的说法，众人一定会秘密联合起来将“神”杀死。中国人比较厚道，只是将“神”请下“祭坛”，让他还原为“人”。至于是“大人”还是“小人”，世人至今纷争不息。 

其次，思想之所以拒绝民族的召唤，更与市场竞争的快速且广泛的开展密不可分。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史上，商品生产一直是农业自给经济的重要补充。在某些历史时期，商品交换曾达到极高的程度。但经济学家界定的市场经济——连亿万承包制小农经济也概无例外地为买而卖地生产——确确实实是三千年文明史的头一遭。我们原以为市场经济只是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政治家想用此手段为“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服务，自由主义想用随市场化而来的私有制为他的心目中的民主目标服务。直到90年代中晚期，我们才猛然惊觉，市场经济与竞争一旦展开，便执行起它自身的两大目标：一是高度简化人们的行为动机，这是它的伦理目标；二是按个人占有财富的多寡，重新划分社会地位的高低，这是它的社会分工目标。

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原来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否则，古往今来的哲人们也不会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了。但哲人们无法解释的复杂动机却被市场竞争的现实很快地加以简化，变得极易理解。经济学家将被市场竞争而简化的动机概括在“经济人”这个范畴里。他们将经济学的全部推理建立在“经济人”基础上。“经济人”有三个规定：一是个人主义，所谓“社会整体”只不过是实实在在的单个人的集合名词而已。奇怪，明明是由日益加细的社会分工与交换将曾一度因经济自给而相对独立的家庭组织在一个相互依赖、休戚与共的经济—社会的共同体内，然而“经济人”的全部市场竞争体验却让他意识到“我”的真实存在：他人只是我实现个人利益的工具而已；二是理性主义。“理性”原来指与天理相贯通的良知，是社会共识与规范的内化，但“经济人”指定给理性的只有一种用途：计算个人利益的得失；三是利己主义，即所谓“个人效用最大化”。效用的外化，即是“利润最大化”，效用的内化仅指个人肉体各种感觉器官的舒适度。于是感觉主义通过享乐主义而无可阻挡地滑向纵欲主义。这样，市场经济连同为其论证的现代学说，将被宗教或“社会”约束的个人从群体中拖拉出来，将被传统道德禁约的“物欲”指升为“人性”，并指定它作为推动市场经济运行的主要动力。市场竞争迫使人人为自己，那么谁来关注社会整体与民族的未来利益呢？经济学家说：“放心，市场经济内在的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自动地将纷争的私人利益调整到社会和谐。当然，这次他们在说梦话。问题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会陷入集体胡说呢？尽管如此，市场经济确实将人类的多重规定（生物人、经济人、伦理人、宗教人等等）强行简化为单纯的动机：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样，“动机”摆脱了道德的禁束，余下的逐利手段只得交付法律来裁断了，即老子所说的“失德后有法”了。如果“整体”（社会与民族）及其历史与未来在各自逐利的个人意识中消失，那么，即令放弃追逐名利的头脑依然存在，那么能思的心灵指向何处呢？ 

私人财富执行着社会地位排序功能，中国古人或许早已发现了，否则历代儒家为什么频频发出重农抑商的指令呢？抑商的重要社会目标是防止商业财富对“道德——知识——权力”确定的社会地位的挑战。以社会平等为价值诉求的计划经济时代，依然存在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但划分的主要标准是政治权力的有无与多寡。所谓社会转型，其实质是划分社会地位的原则与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单一的政治标准，向以财富为主导的多元标准转移。社会学家按照权力、财富和知识三大标准重新划分社会阶层，但其中最强大的标准是私人财富。权力和知识若不能或多或少地向私人财富转换，便无法在全新的社会秩序中取得自信。权力的腐败屡禁不止，根源或在于此。“文章”脱离“道德”而直指名利，原因或也在于此。知识精英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频频发动对权力腐败的声讨，甚至要求用选举民主来更替一党执政。然而反观自身，尤其是对自身动机系统有所自觉的话，他们往往会因此而沉默下来。至于经济精英们，用“都是人嘛”一句话，在宽容自己实际行为的同时，也顺便宽容了以权谋私的种种罪恶。 

市场竞争，将一切人从他们的各自所属的群体或单位集体中驱逐出来：前有发家致富的诱惑，后有破产沉沦的恐惧。一切摆脱了单位集体约束而获得自由，同时失去安全保护的人们，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私人财富的竞逐之中。于是，一个曾经相对扁平的社会仅在一代人之间演变成尖锐高耸的金字塔型社会。那些爬升至顶层的幸运者谓之“精英”，那些在底层挣扎者谓之“弱势群体”，那些介于两端之间者谓之“中间阶层”。值此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时期，那些执行思想的头脑也只能暂时搁置本该由他们承担的使命而忙碌于寻找并确定自己的“社会位置”。 

相反的力量正在形成，将推动“思想”执行它的使命 

如前所述，社会由“合”转“分”。时代精神由“聚”转“散”。人们急切地从“整体”返回到个体。从“宏大的叙事”中返回切己的当下，从“理想”返回到感官的享受。曾被“理想”禁止的“低级趣味”，如今成了人们追求的娱乐与盛宴。然而，一切能思的心灵决不会长久地驻留于此。有两股力量推动思想重新执行被它暂时搁置的使命。 

一是随着市场化向一切领域快速推进的同时，一定会激起“社会”本身的自我保护运动。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市场经济确实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工具；但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市场摧毁了一切内部互助的各种群体，使一切人成为谋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自由独立的个人。这些个人之间的最主要关系不再是互助与信任，而是“冷冰冰的现金交易”。这些相互竞争，相互防范的个体感受到了孤独、寒冷与焦虑。他们开始渴望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爱与友谊。从纯经济学的意义上说，市场确实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手段。但从社会学意义上说，人与自然都有内在的生命与尊严，无法长期忍受市场将人简化为单纯的劳动力或“人力资本”，整个自然界也无法长期忍受市场将其简化为单纯的“土地资源”。人们集合在一起进行生产活动，需要相互照料与信任，因而无法长期忍受资本将一切经济组织简化为资本增值的工具。没有个人自由与利益在内的整体，迟早要被颠覆的；但没有整体生命关联的个人，既无法建立起有效的社会秩序，也无法提供个人的生存意义。恰如“合”久必“分”一样，“分”久也促成新的社会关怀与合作。为什么四川汶川大地震激起那么多无私的援助，为什么那么多互不相识的个人突然间将十分抽象的“社会”转化为患难相恤、守望相助的真实的生命共同体？因为市场竞争将人与人之间分离得太久了：在长久的孤独与寒冷中，人们渴望同情与温暖。我们需要市场经济，但不允许将“个人主义与现金交易”原则引向政治与学术，引向人与人关系的一切领域，甚至引向人类最原始、最本质的生命共同体——家庭、婚姻之内。在上述普遍的个体生命感受中，能思的头脑开始执行它的使命，逐步形成民族生命共同体的价值共识。 

二是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综合国力的持续提高，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必定会召唤能思的头脑为她提供全新的思想。这个思想要重新回答这样一个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我们现处何地，从何而来，将欲何往。即现代中国在自身历史发展脉络中的自我定位和当代中国在全球化今天的国际定位。原有的“宏大历史叙事”因其不再切合改革开放30年经验的要求而被“解构”了。但“解构主义”却是一种精神祸害。一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要求思想重新担负起重建“宏大历史叙事”的使命。一向缺乏宗教关怀的中华民族却有着久远丰富的历史感，中国的历史（学）承载着西方宗教、哲学和史学的三重功能。历史叙事乃是中华民族安身立命之基。先于马列主义输入中国的“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找不到它滋长发育的土地，充其量只为某些知识分子提供政治批评的一套言说，究其原因在于自由主义的先天不足：缺乏历史观。 

当然，要求当代思想有效地承担起双重使命，一切有幸参与纯思的头脑，首先得自觉摆脱三重束缚：一是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二是摆脱“顺着五四说”的束缚，三是摆脱现有学术评审体制的束缚。摆脱三大束缚的心灵才能做到“寂而能照”。借用陆九渊的话来说，便是“收拾精神，自作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