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几年来，每年春节过后，都会有大批文章出来，反映新一代背井离乡的“农二代”的乡愁。就在中国城市不断变得光鲜亮丽的同时，大片的中国乡村却在走向凋零。农村的环境污染让儿时山清水秀的家乡变得陌生而苍桑，也不再有传统社会那种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农村基层组织的涣散让中国的乡村正在走向衰败，许多农村正是黑恶化的道路上狂奔，因为选举而打架群殴，许多村干部蜕变为新的土豪劣绅，村官明码标价，贪腐横行。农村经济的落后，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年久失修，正在使大片良田荒芜，青壮年十室九空，外出务工，留守的都六一九九三八部队。而精神文化建设的滞后，也让中国农村的纯朴荡然无存，人们变得越来越势利，婚姻彩礼钱越堆越高，女人被商品化，赌博成风，家风无存，高利贷横行，部分农村有回到旧社会的趋势。大量乡民因病返贫，因天灾人祸返贫。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如果我们不能解决“三农”的问题，我们的城市化建设就有可能变成印度和拉美那样，在每一个城市的周边地区，出现大量的贫民窟，大批的流民和乞丐，毒品和犯罪肆虐，一旦中国经济的高铁失速就会爆发系统性的社会危机，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不安。新近出现的塘约模式，让我们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希望，值得我们宣传和推广。

一、重走回头路 收拾旧山河

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本来是一句大实话。但这话听在今天的主流经济学家耳朵里，就变成了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按旧他们的套路，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仇富基因”，会阻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仿佛，中国的一切都要为GDP让路，都要为培养一批亿万富豪让路，或者说，要允许一部分人，不管黑猫白猫，先富起来就是好猫。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好社会。

但是纵观古今中外，一个好的社会，不是看它有多少富豪，而是有没有穷人。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朝代的崩溃，不是因为没有豪强，而恰恰是因为有了太多的豪强，让穷人没法活下去，从而揭竿而起，导致王朝的灭亡。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我们已经有了太多先富起来的人。中国的富豪数量已经仅次于美国。但是改革开放的初衷，先富带动后富，然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却在残酷现实面前，被撕得粉碎。贫富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拉大，阶层固化就是横亘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

对此，我们必须真正地、深刻地反思改革开放。因为在我们把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建设成为一流的世界城市的同时，支撑着城市化的乡村，正在凋零，也就是共和国的大厦，正在塌陷，如果不能及时修复，不但中产阶级会返贫，就连新富阶层也可能在外国垄断资本的联合围剿下，在金融战争中被剥夺得一无所有。

而塘约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迅速修复共和国大厦的根基，实现快速脱贫的方式和道路。那就是回归毛泽东思想，巩固农村集体所有制度，充分发挥农村党支部的领导作用。正是这条道路，让塘约村三千多村民，在一年时间里，实现了快速脱贫。为中国实现在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赢扶贫攻坚战，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塘约村原本是中国数十万个村庄中极为普通的一个。但是因为地处中国贫困人口最多的贵州省，因为重走回头路，快速实现了脱贫致富，对于全国的扶贫问题和三农问题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从而在最近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塘约村的自然条件并不好，像中国万千南方的村庄一样，只是穷山沟里一个。塘约村位于贵州安顺平坝区西部，辖10个自然村寨，11个村民组，921户，3392人，耕地面积4860亩，森林覆盖率76.8%。深化改革之前，外出务工人员多达800多人。说好听一点，山清水秀，说得不好听一点，是穷山恶水，留不住人。

近年来，塘约通过加强村党支部的建设，筑牢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加强集体化，整合农村土地和人力资源，充分依靠人民群众，探索出来了一条“村社一体、合股联营”发展路径，激活了农村自然资源、存量资产、人力资本，极大程度地释放了改革红利。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13年不到4000元提升到2015年的8000元，村集体经济从不足4万元增加到80万元，破解了“农二代”融不进城市、回不了农村，农村土地难以集中、生产难以增效，贫困户筹集资金难、就业创业难，村集体收入来源单一、发展动力不足等“四难”问题。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脱贫致富的新样板。

并且塘约村还邀请了设计院来帮忙设计未来二十年塘约村的发展规划和布局，我们可以期望，二十年以后，塘约或将成为贵州的“华西村”，而在贵州又会出现千千万万个塘约村，实现中国农村的共同富裕。

二、骑驴找马 解决不了三农和脱贫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对三农问题不可谓不重视，多年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问题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越重视三农问题，我们的三农问题就越解决不了，而且越来越恶化。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只能说明是我们的方向错了，而不是方式、方法错了。你可以让一个鸡蛋孵化出小鸡来，但是你不能让一块石头孵化出小鸡来。

 扶贫问题也是如此，这么多年来，我们探索了多少种扶贫模式，但是中国的贫困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从产业扶贫（支持贫困村搞某项产业），到基础设施扶贫（支持水、电、路建设，危房改造等），再大户领头扶贫和公司扶贫（外来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等等，可是，还是有很多贫困户。政府投入了大量资金和资源，提供了诸多优惠政策，结果只是加剧了贫富分化，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而已。

中国之所以陷入“扶贫扶贫，越扶越贫”的怪圈。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就在我们的理论家、经济学家装聋作哑，不愿意承认错误，不敢面对现实，不敢触碰根本。许多年来，从我们的教科书和主流经济学家，都一直在宣扬小岗村单干的合理性，宣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多少“伟大的制度创新”。然而，正是这个“伟大的制造创新”造成了农村的贫困和堆积如山的“三农问题”。

中国的问题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农村的问题关键在两点，一个是人多地少，二是一盘散沙。当年毛泽东搞集体化，搞人民公社，就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人民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是最好的镜子，现实是最好的教科书。

三十八年过去了，小岗村依然荒凉，全靠着政府输血和政策扶持，才能保持着所谓“小康”的假象，而坚持集体道路的华西村、南街村等早已经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按照所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北方的农民大约一个人可以分到两亩地，而在南方的农民只能分到一亩地不到。以目前的粮食价格和粮食产量，我且问一下诸位，农民如何能不穷？农村如何能有出路？农业如何能实现现代化？

 而更加要命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度的推进，而被解散，农村和农民重新变成了一盘散沙，水利设施无人维护，农业现代化无法推进。而粮食价格过去这么多年只涨了几倍，但是大学的学费涨了千万倍。是的，千万倍，因为在九七年教改以前，大中专学生是不用交学费的，不但不用交学费，国家还会有奖学金和助学金，这些钱能支撑他们的生活费用。

除了学费，还有其它的各种费用，都大涨了，农村如果不改革，农民就会永远锁定在社会的底层，失去任何上升的通道。从前，我们说知识改变命运，农村的孩子只要上了大学就会有前途。但是今天，农村的孩子上了大学，则变成了另一种“自杀”。如果找到了工作，还能偿还上大学欠下的债务，如果找不到工作，那就只有“自杀”了。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现在那么多中学生、大学生自杀的，我们说是精神问题，其实是制度问题、经济问题。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都是在骑驴找马。我们眼看着小岗村的衰败，眼看着华西村的崛起。可是我们的主流专家和媒体却说，小岗村是普遍的，可以复制的，而华西村是特殊的、例外的，不可复制的。我们把全国的农村都强制性地变成了小岗村，而不是华西村。而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塘约，塘约模式是可以复制的吗？

三、依靠人民、团结人民 才能重塑我们的故乡和家园

塘约是新现象，但也不过是旧瓶装新酒。因为构成塘约模式成功的核心要素：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强化村党支部的领导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度。正是华西村、南街村、南山村等现代化中国农村的三个支柱。塘约只不过是它的价值的再发现。

建国六十多年的经验证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毛泽东是对的。他比任何人更了解中国的农村，他所提出来的改变中国农村的方案是对症下药的，他所做的顶层设计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我们还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话，我们就应该承认这一点。

毛泽东的正确来自于，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熟悉这块大地，他深情地爱着这块大地。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利用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有利条件，在广州兴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亲自出任所长，培训了大量农民运动的骨干，这为他后来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供了基础。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向帝国主义、大买办资产阶级交投名状，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上百万人头落地。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毅然回湖南，组织农民协会，发动了秋收起义，建立了井岗山革命根据地。

1930年，为了同党内的错误路线作斗争，更好地开展土地革命，毛泽东又花了20天做了寻乌社会调查，对寻乌县的政治、经济、商业、文化、交通、生产、生活、妇女、土地、阶层等方面的情况做了考察，并写出了《寻乌调查》一书，以及《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同时，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思想，为指导和推动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而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这些调查结论和思想成果，又成为他推动集体化，组织人民公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依据。从小岗村的衰败到华西村的成功，再到今天塘约村的出现，告诉了我们，毛泽东是对的。

广大的农民群众并不是像主流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是“廉价的劳动力”，而且是所谓“接近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而是中国最宝贵的财富，是可以创造无限财富的最宝贵的财富。改革开放以来，在我们党内也出现了大量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把西方的资产阶级那一套经济学的理论，当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成是普世价值，食洋不化，就像当年的李立三、王明路线一样，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极大的问题和灾难。

如果我们党真的想要在2020年完成扶贫攻坚战，实现七千万贫困人口的脱贫；如果我们党真的想要解决三农问题，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如果我们党真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我们就要回到毛泽东的道路上来，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复制华西模式、塘约模式，依靠人民，团结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我们才能最终带领八亿农民走向共同富裕，筑牢共和国的大厦，打破西方列强的围追堵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而对于我们所有从农村走出来的人而言，如果我们想要重塑我们的故乡和家园，就应该像毛主席那样，树高千尺，也不能忘了根！回到毛泽东，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才能看到中华大地崛起一座座社会主义新农村，每一次回乡，等待我们的不再是乡愁，而是人民安居乐业，真正的现代化的田园牧歌式的诗情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