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我最爱读的当代政治家的著作。为什么单挑邓选第三卷作为自己的最爱？原因有两方面，一、它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指导思想的结晶，二、其中绝大多数篇章是邓小平的讲话、谈话，具体讲是邓小平讲话、谈话的最后定稿。该卷的《出版说明》云：

第三卷文选共有讲话、谈话等一百一十九篇。……这次编入文选时，又作了文字整理，许多篇根据记录稿增补了重要内容。……在编辑本书时，作者逐篇审定了全部文稿。

由这段出版说明，我们可以知道，邓选的形成过程大约有五个环节：首先，邓小平讲话、谈话。其次，对讲话、谈话进行记录，或用文字，或用录音机，然后形成记录稿；对记录稿进行初步文字整理。第三，出版时对记录稿再次进行文字整理。第四，根据记录稿，为出版稿也就是最后定稿增补重要内容；这些内容的发布可能有一个时机问题。第五，书稿形成后邓小平逐篇审定。

这五个环节中，第一个环节最重要，是邓选产生的先决条件，后四个环节是在第一个环节基础上的伸展。如果第一个环节叫“创作”，那么后四个环节都可以叫“编辑”。经过层层编辑，最后形成定稿，这时的定稿与邓小平的原初讲话、谈话，已经有了很大的距离。

距离是多方面的，在此我要强调的是定稿中被省略或删除的邓小平讲话、谈话的场景因素。比如：邓小平讲话谈话时的神态、姿态；讲话谈话的语气、节奏。讲话谈话的对象，也就是受众是谁，有多少人，这些人与邓小平形成怎样的空间格局。受众有何应答，应答是唯诺，还是建言。

这些场景因素是邓小平讲话、谈话所必不可少的，尽管我们没有忝列邓小平讲话、谈话的受众之列，但凭借生活经验完全可以推测出来。如果我们想了解得更加真切一些，还可以参照《邓小平与外国首脑及记者会谈录》（台海出版社2011年）等书籍进行还原，从精神上尽情领略邓小平讲话、谈话时的气氛与风采。比如该书记载邓小平1984年5月25日上午10时许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出席两会的港澳记者时的情景是：

不料一直坐着不发一言、神色凝重的邓小平却打破沉默，开口说话了，他劈头一句是：“有这机会，我和记者讲几句。”听到这振奋人心的消息，记者既惊且喜，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邓小平吐出一口粗气，似乎不吐不快的样子，接着说，……邓小平此时显得十分激动。……说到这里，邓小平可能过于激动，咳嗽连声，似乎还有话说，但给咳嗽打断了。这时在场人士面面相觑，……说来也怪，平时三番五次都请不走的记者却一反常态，闻言即三步并作两步地离开会场，慌慌张张得像逃命一般。

上述场景可能是对的，但邓小平的讲话则不见得对，因此我将其省略了。由小道消息可知，邓小平这次讲话的大意，就是怒斥有人所说中国可以在香港不驻军是“胡说八道”。

这样生动的场景在邓选中怎么能看得到呢？好在邓小平是我们同时代人，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记者等场景，我们也可以从记录片中知道大概，所以对于邓小平讲话、谈话的定稿与其赖以产生场景的关系，毋需借用明确的意识，便可心知神遇。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考察邓选与场景的关系呢？笔者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为了借鉴。大家知道，《尚书·周书》中有多篇周公发布的文诰，比如《大诰》是周公东征前发布的文诰，《康诰》是封建康叔于卫时发布的文诰，《多士》是周公对殷遗民发布的文诰。这些文诰的文本中都有“王若曰……王曰……王曰”的字句，有的“王曰”多达十五六个，这应当是史官记录时留下的标记。周公讲话，史官记录，这些文诰的形成过程大约与邓选类似。如此一来，我们就可以由邓选与其赖以产生场景的关系，来推测《康诰》等篇与周公讲话场景的关系；由邓选的编辑过程，来推测《康诰》等篇的形成过程，从而对《康诰》等篇有准确的解读，对《康诰》等篇所涉史实有接近实际的了解。

这样的方法，类似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但比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更有效，因为邓小平与周公旦，虽然相隔三千多年，但都是在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邓小平的风格是注重实际，未必擅长写作，周公旦的理性十足，受时代局限，肯定没有写作意识，于是二人呈现给世人的作品，都是讲话（文诰）；讲话都由秘书（史官）记录、整理。由此可见，《邓选》第三卷与《周书》的可比性是多么得大呀！

与《周书》有如此之大的可比性，《邓选》的第一、二卷不具备，因为其中多数篇章是写作的。《毛选》也不具备，因为《毛选》五卷中的多数篇章也是写作的。中国古代一些帝王的口谕是否具有可比性？就此问题，我曾经向有关学者请教过，得到的答复是，清代皇帝的口谕确实有由军机大臣记录整理的情况，其文本有明显的口语特征。可惜，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查阅过清代皇帝的口谕文本，在此还不敢妄作评论。如果清代或更早朝代的皇帝口谕有口头文本的特征，那么我们就可以梳理出一条自周公旦到邓小平的中国古代口头政治文诰的发展演变的线索来。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也无妨，邓小平直接对应周公旦，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已经足够了。

邓小平在晚年登上权力顶峰，开辟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这时的他在表达意见的方式上已经没有了顾虑与羁绊，毋需先写后说，如同报告或汇报一样，而是可以采取较为随意的讲话与谈话的方式。于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便是一篇篇带着生动口语特征的政治文诰文本，与一个个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的政治文诰发布的热烈场面。而这无疑让我们如同身临其境般做了一次中华口头传统的田野调查。

我敢说，中国古代皇帝发布口谕即使有类似情景，对于我们来讲，也是过去时，对于其同时代人来讲，如同神龙般见首不见尾的皇帝，岂是可以轻易“接近”或“认识”的？毛泽东的风采，我们都有所知晓，但毛泽东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写作高手，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考察口头政治文诰的机会。只有邓小平，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但未必擅长写作，思想主要靠讲话、谈话的方式来表达，而且由于改革开放，政治透明度高，信息传播也较快，于是我们与之就这样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奇妙地“相遇”了。

作为《周书》的研究者，我们是何等地幸运呀！然而，由于时代悬隔，当代学者对于《周书》的研究，只是一味地考据训诂，没有注意到其形成问题，更没有将其文本与场景联系起来，似乎忘记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古训。将口头文本——记录自口头，当作书面文本——写作于书面来读，怎么能把握《周书》的真谛呢？

当初我研究《周书》，走得也是考据训诂的老路，很长时间，摸不着门。在研究过程中被逼着学政治，读《邓小平文选》，逐渐地感觉到邓小平讲话有很明显的口语特征，后来读博士，研究《逸周书》，发现其中许多篇章也有明显的口语特征，便预感到邓小平讲话与周公旦诰命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慢慢地就将这些联系找了出来，从此对《周书》的理解变得豁然开朗。我近几年发表的几篇论文，像《“王若曰”新释》、《由“以数为纪”看〈洪范〉的性质与年代》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作的。这些论文固然需要功夫，但如果没有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启示，我可能也写不出来。

我要深深地感谢邓小平！邓小平让我认识了周公旦，让我认识了《康诰》，让我将中华三千年的文化血脉打通，那种畅快的感觉，真是无法用言语表达。

作为一代伟人，邓小平受到了千千万万人的热爱，每到其诞辰或逝世纪念日，都有许多人发表纪念文章，举行纪念活动。我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应该感谢邓小平的地方实在太多，但我不必将发自内心的感激写出来，因为我的那点谢意，比起别人来简直不值一提。但我自信，邓小平对于我研究《周书》，研究周公旦的启示，是唯一的。

特作此文，以为对邓小平逝世二十周年的纪念。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