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先生的文章认为，中国历代变法，只有商鞅和邓小平成功了。

    这话大致不错。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典型的改革成功案例，一是秦朝的封建制改革，二是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这两个改革有如两把刀，把中国历史切分成三段：

一是战国之前的贵族井田阶段

二是从秦到清的封建阶段，封建经济、意识形态从成型、发展到溃败的阶段

三是从1978年以后的市场化阶段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和平阶段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从轻商到重商的阶段，我们现在仍处于市场化改革这一阶段的深化过程中。在此，我没有把氏族社会计算在内。

    商鞅的土地改革如此重要，奠定了中国数千年的土地制度基础，开阡陌，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这一土地制度到1949年之后才被全面废除。我们可以批判商鞅愚民、残酷，但没有商鞅就没有后世2000多年的制度。有意思的是，1978年的市场化改革也以土地改革开始，联田承包责任制跟商鞅改革有相似之处。

    相隔2300多年的两场改革，土地都是重要抓手，之所以还有本质不同，关键在于商鞅改革轻商抑制人的能力，把人当作产粮、打仗的机器。而从小岗村开始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和平年代，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发展的基础。

    并不奇怪，由于1978年改革取得极大的成功，2006年1月1日就取消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原因不难理解，社会架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统治基础不再是农民，政府其他税收足以弥补农业税的不足。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王安石、张居正的变法不可能取得成功，时代不允许，他们都是封建社会中的难得的能吏，却不可能脱离时代存在。虽然宋朝是中国难得的商业繁盛的时代，但经济基础仍在农村，强敌环伺，缺乏商业文明条件。王安石的改革完全依赖于官员的能力与道德洁癖，否则任何一项朝廷介入经济的改革，都会异化为官员贪腐的借口。这也是王安石在地方上变法能够收效，而推广到全国却成为一场灾难的根本原因，没有制度能够保障所有官员都是王安石这样有道德洁癖的人。

    张居正改革同样如此，明朝中后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链条中的重要一环，长三角成为重要的丝绸棉布出口地，但税收架构、政府架构，决定了明朝仍然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明朝初年开始就海禁，政府从来没有把商业当作经济的重要部分。张居正的土地改革不可能改变经济基础，更无法扭转爱打官员屁股的明朝文化，土地、贪腐等一系列问题从未消失。张居正一死，所有改革举措打了水漂，这比王安石好一点，王安石在世改革已被废止。

    从秦到清，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中国不可能出现类似于1978年的改革。晚清重商重科技，但战争与贫困，使得最终东亚最大的城市也淹没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商业被摧毁。

    说得残酷一点，中国封建时代的盛世都出现在朝代更替、大规模的杀戮之后，这些盛世本质上是相同的，靠战争消灭了大部分人口，解决土地兼并难题，朝代之初轻徭薄赋、腐败相对不严重，以人口增长、小农温饱为特征的盛世诞生的概率就比较高。

现在，中国处于什么样的改革时期？

    从1978年市场化改革以来，近两年中国进入了法治市场阶段，市场化必须向另一个方向转变。

    我们不得不转，优势资源消耗殆尽，自然人文环境恶化，投资回报率下降到临界点。根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调整价格之后的税后投资回报率，2012年中国已经降低到2.7%的新低水平。该数据从1993年的15.67%的高水平持续下降。在2000~2008年还曾稳定在8%~10%，但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回报率水平大幅下降。而全要素生产率（TFP），从1979到2007年年均增长率在3.72%，而2008~2012则下降到2.21%。从投资回报率看，2008年是个转折点。

    制度折价将成为最大的折价，贪腐横生，失去信心的人把资产转移到其他国家。没有法治信用，原本为实体服务的证券市场变成暴发户的乐园，生产越多的产品价值越低，对社会危害越大。

    按照原有的市场模式继续前行，考虑到人口、自然资源、工业化阶段，中国现在不向法治市场改革，将比南美更加糟糕。

    目前中国是市场法治阶段的初期，并购重组真正去产能的行业，新一代有能力的创业家，货币购买力下行能够提价的稀缺消费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