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iPhone能否在美国生产，中国人生产iPhone的工作岗位能否被美国“抢”回去”，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又一次成为全球舆论场的中心话题，其实，中美——或者说中国在与西方世界在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中早已显示出自身的优势，中国人生产iPhone的工作岗位能否被美国“抢”回去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产业经济的背后体现的不仅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竞争，也是文明的竞争。

去年二月份，巴拉克•奥巴马在加利福尼亚参加矽谷名人们的晚宴，每个客人都得到了一个向总统提问的机会。

但当斯蒂夫•乔布斯准备发问时，奥巴马总统打断了他，先提出了自己的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在美国生产iPhone？

不久之前，苹果还在吹嘘它的产品都是在美国生产的，今天事情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苹果公司去年卖出的7000万部iPhone、3000万部iPad和5900万部其他产品，几乎全是在海外生产的。

奥巴马问，为什么不能把这些工作搬到家里来做？

乔布斯先生的回答含糊其辞，据参加宴会的人员回忆，他说：“这些工作回不来了。”

总统的发问触及了苹果公司的核心问题所在，这已经不仅仅是海外廉价劳动力的问题了。苹果高层认为，海外工厂的规模、工人的灵活性、勤奋程度和操作技巧都已经超过了美国工人。“美国制造”已经不是大部分苹果产品的明智选择。

苹果之所以成为全球最知名、最受敬仰、最被效仿的公司，部分原因在于其大师级的全球化运作方式。去年，平均每位苹果官员给公司带来超过40万美元的收入，这个数字高于高盛、埃克森石油和谷歌。

苹果高管说，在目前这个阶段，海外生产是他们的唯一选择。一位前公司高管曾经描述，公司是怎样依赖一家中国工厂在产品预计上架销售几个星期之前给iPhone做彻底翻新的。苹果在最后一刻更改了iPhone的屏幕设计，导致整条流水线需要改装。新的屏幕面板在午夜运达工厂。一位工头在公司的宿舍中立即召集了8000名工人，每个人发一块饼干和一杯茶，半个小时之内在岗位上就位，开始长达12小时的工作班次。他们把每一块新屏幕镶嵌到面板上。仅仅用了96个小时，这家工场的产量就达到每天1万台iPhone。

这位高管说：“他们的速度和灵活性令人不敢相信，没有一家美国工场能与之匹敌。”

任何一家电子公司都能举出类似的例子，外包已经成为各行各业通行的运作模式，包括财务、法律、金融、汽车制造和制药。

几乎每一个问题最后都在美国之外找到了答案。不同版本产品的零部件稍有差异，但每个iPhone都有数百个部件，其中90％产自海外。先进的半导体来自德国和台湾，存储卡来自韩国和日本，显示屏和电路板来自韩国和台湾，处理器来自欧洲，稀有金属来自非洲和亚洲。所有这一切在中国组装起来。

中国深圳富士康工厂里的一条产品线，iPhone就是在这个巨大的厂房里组装的。这里有23万名员工，很多人在工厂里每天连续工作12个小时，一周6天。 

亚洲的吸引力部分来自其廉价的半熟练工人，但这并不是苹果做出这个决定的重要原因。对于科技公司来说，劳动力成本是微乎其微的，重头在于零部件采购和管理这些来自上百个国家的零件和服务的供应链。

一位前苹果高管说，在库克先生看来，对亚洲的关注“有两个重要原因”。亚洲的工厂“可以迅速膨胀和缩减”，“亚洲的供应链已经超过了美国”。结果就是“我们无法与之竞争”。

另外一位苹果前高管说：“中国具备完整的供应链。你需要一千个橡胶垫片吗？工厂就在隔壁。需要一百万个螺丝钉？工厂就在马路对面。你觉得螺丝钉的型号需要稍作改动？三个小时就好。” 

对苹果公司的高管来说，富士康城进一步证明中国的工人和努力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

因为美国没有像富士康城一样的东西。

这片园区有23万名员工，其中很多人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2个小时。四分之一富士康员工住在公司的宿舍里，大多数人每天的工资不到17美元。有一次，苹果一位高管在交接班时进入这个园区，他的汽车被员工人流堵得动弹不得。他说：“这种规模难以想象。”

苹果所获取的另外一个重大优势是，中国的工程师规模让美国难以企及。苹果高管估计，富士康大约需要8700名工业工程师来监控20万名参与一线组装iPhone的工人。分析人士预测，在美国，大约需要9个月的时间才能找到这么多合适的工程师。

在中国，只需要15天。

（摘选于1月12日《纽约时报》：《美国人如何输掉了iPhone的工作？》）

《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像中国这样的亚洲国家如何获得了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这些优势从显性的角度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的人力资源十分丰富，而且训练有素、成本低廉，具有美国工人无法比拟的劳动效率；二是中国具备相对完整的产业链，能够生产出各种产业所需的产品配件。然而，中国真正的优势还存在于这篇报道中没有提到的隐性方面：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国家对经济宏观经济环境的较强控制能力，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支撑着这一切优势的中国传统文明。

大国的崛起，最终体现为产业的崛起。从人类业已发生的三大革命——空间革命、科技革命、产业革命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空间革命引起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引起产业革命，空间革命与科技革命最终成果体现为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反过来又支撑着更大规模的空间革命与科技革命，三者相得益彰，不可或缺。

既然产业革命是空间革命、科技革命的基础和成果，那么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产业的支撑，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当今从类已经不能单纯地使用战争的手段剥夺他国的财富，因而，经济领域的竞争决定性地发生在实体经济领域。亚当·斯密（[英]Adam Smith，1723－1790）在研究国家财富的来源时说，一个国家的财富的源泉，只能是这个国家的生产劳动。他批评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看作是财富源泉的错误见解，也批评重农主义只把土地和农业劳动看作财富源泉的偏见。斯密指出，一切生产劳动部门都创造财富。在全球化时代，经济领域的竞争仍然可以还原为经济学中最为原始的一个问题，即一个国家究竟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出去？那些在今天的世界上仍在控制陆权、海权与空权的大国，如果没有充满竞争力的实体性产业经济的支撑，它们所支配的空间最终将是空空如也的空间，将来必定会失去它们在空间占有能力上的比较优势。《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表明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核心优势：如同电子产品的大规模集成电路一样，中国拥有了全球化时代产业经济的核心——大规模产业集群。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没有什么是中国人生产不出来的，但产业经济的磁场效应将会使越来越多的全球产品更加集中到中国的工厂里去生产。

产业革命在西方大国的崛起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600年至1763年，西北欧强国荷兰、法国和英国赶上并超过了西班牙、葡萄牙，而英国于1763年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殖民强国以及美国于1900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第一大制造业国都与持续发生的产业革命有着极大的关系。

发源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的工业革命，又称产业革命，是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早期历程，即资本主义生产完成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的阶段。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取代人力，以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取代个体工场手工生产的一场生产与科技革命。18世纪中叶，英国人瓦特改良蒸汽机之后，由一系列技术革命引起了从手工劳动向动力机器生产转变的重大飞跃。随后向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传播，19世纪传至北美。

工业革命的实质是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建立在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导下的商业革命基础之上。英国通过圈地运动，产生并聚集了大量劳动力，同时也扩大了英国国内市场；多年的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为英国积累了原始资本，提供了广阔的原料地和海外市场；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大，工场手工生产已无法满足需求。于是，一场机器生产革命必然爆发。

美国用了大约一百年的时间，赶上并超过了英国，之后一直维持着世界上第一制造大国的地位，直到2010年被中国超越。那么，是什么因素能够使一个当年“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的数十年间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制造业大国呢？

中国式的赶超是在一个成熟的人类文明基础上发生的。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代，与英国、美国式的超越明显不同的是，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人类的空间革命、科技革命、产业革命都已经进入历史上的巅峰时期，各国在空间、科技与产业领域的布局接近于完成的状态，而不是像历史上那样存在着众多未知的领域和未定的因素，各种可变的因素随时可能发生。人类历史上积累下来的各种优秀文明成果均已成熟，中国人可以轻松地汲取人类文明中一切先进经验，从而少走弯路，找到成功的捷径。每个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前车之鉴皆能为中国所用，从而形成后发优势。比如当前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面临改革中，中国人很自然地想起了1985年美、日等国所签订的著名的“广场协议”，协议引发日元急剧升值，导致日本资产泡沫破裂，经济增长戛然而止。这些都已经成为值得中国人警示的教训。

中国式的赶超是在一个素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著称的大陆文明基础上发生的。在战乱频生、经济落后的贫穷年代，中国人长期自称“人口多、底子薄”为基本国情。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这一切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幅员辽阔的国土面积不仅为中国人提供了庞大的国内市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再次处于全球的中心。一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场，将世界各地的资源、资本、技术、产业等经济活动中的核心要素吸引到它的周围。特别是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从前的“东亚病夫”在资本与市场的力量推动下一跃而成为训练有素的多层级海量人力资源——这是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现象——他们生产的产品如海浪一般漫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全球化时代的每一个人都看到了浪潮时时席卷时的场景及其所产生的不可抗拒的印痕。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它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形成了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中国所拥有的大量自由流动的人口，成为中国崛起的必备条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充满血腥味的野蛮剥削的历史过程。中国自然天成的“人口红利”不仅是中国崛起的希望所在，也是世界经济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原因所在。

中国式的赶超是在一个没有间断的五千年传统文明基础上发生的。关于传统文明对于中国崛起的影响，包括高度同一化的语言文字、文化习俗和生产方式，以家庭与家族历史主义荣辱观为核心的思维方式，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文化的宗教、哲学、政治三位一体结构等。在传统的农业文明打磨下，勤劳朴实的中国人具有着卓越的生存能力，能够扎根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虽然社会福利低，缺乏应有的劳动保障，但中国人仍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够改善其生存条件的劳动机会。从历史上来看，尤其是近现代以来，虽然中国传统文明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得到根本性的改造。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全民化的共识，儒家“君子不言利”的中国式神权思想已完全被打破。西方文明的优秀元素已为中华文明容纳其中，就像当年西方文明汲取中华文明精髓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文明在全球化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被重新组织起来并被激活在全世界的人们面前。

机会已经历史性地属于中国，然而，宝贵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关键在于中国人能否持续把握住近在眼前的每一个机会？

为了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中国人必须清醒地看到那些未来征程中的危机。

与西方现代文明相比，中国人大概只走出了一半的路程，而前路更是漫长而又艰辛，一个又一个难以逆料的危机将会接踵而至。所有这些都在考验着当代中国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