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开始确立实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本文摘自《聂荣臻回忆录》，文章详细论述了湘江战役后，李德等人的吹毛数睫、怙过不悛以及毛泽东同志的高瞻远瞩、机智灵活。然而近年以来，出现了大量诋毁与妖魔化毛泽东的作品，诋毁与妖魔化大致采用两种貌似公正的学术方法，一种是解密，一种是心理分析。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毛泽东被诋毁为是一个擅长权术、玩权谋的人。聂帅是遵义会议的当事人，通过聂帅的叙述，可以发现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当时红军将士在经历了一系列失败之后的共同和明智抉择。
打开遵义，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渡湘江之后，我的脚化脓了，住在一家壮族老百姓家里，由前面提到的那个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给我开了刀。这样，我行军就得坐担架。坐担架行军，对频繁作战的军团来说，不免增加累赘。于是，我有时就跟着中央军委纵队行动。
坐担架给了我思考问题的机会。显然，自从一九三一年一月，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王明跃居中央最高领导的地位(当时名义上的总书记仍是向忠发)之后，王明路线越来越占上风。王明这个人，大革命时期在武汉我就认识他。他那时给共产国际派来的米夫当翻译。此人爱夸夸其谈，傲慢得很，教条气十足，我那时就讨厌他。但从路线上认识他，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从白区到中央根据地，越是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就越是感到王明等人推行的这条路线是错误的。逐步形成了我的坚定认识：只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得势，革命就大发展，反过来，如果王明路线占上风，革命就受挫折，红军和根据地老百姓就遭殃。事实都是摆在那里的。中央根据地三次反“围剿”以前，红军几乎是连战皆捷，根据地得到大发展。到第四次反“围剿”，运用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仍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可是，第五次反“围剿”就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固然敌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从对敌斗争来说，根本问题还是个领导问题，路线问题。一九三三年初，临时党中央从上海迁到了中央根据地，军事顾问李德一九三三年九月也进了根据地，一切指导思想，战略方针都变得一反常态，变得特别“左”，特别不切实际。尤其是一九三四年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根据地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已经几乎没有发言权。“左”倾冒险主义者甚至胡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他们胡搞八搞，使红军蒙受巨大损失。渡过湘江，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多人。这都使我深为焦虑不安。我躺在担架上冥思苦想，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黎平会议虽然开始转变了我军战略方向，不再往敌人布置好的口袋里钻了，但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后来知道，由于从湘南起，毛泽东同志对李德以及博古同志的错误做法不断有所斗争，为了解决党内意见分歧，黎平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那时，王稼祥同志(总政治部主任)因为在中央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后，被飞机炸伤，也坐担架，我们就经常在一起交换意见。认为：事实证明，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改组领导。王稼祥同志提出，应该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我说我完全赞成，我也有这个想法。而这个问题，势必要在一次高级会议上才能解决。
一九三五年一月初，我军渡过乌江，接着打开遵义，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创造了条件。打遵义，二师六团是攻城部队。渡过乌江以后，六团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同志就接受了攻取遵义的战斗任务。他们把一切攻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这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赶到了他们部队，他当时对干部讲：“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罗!”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这次攻打遵义的战斗，实际上变成一次智取遵义的战斗。
一月六日，六团离遵义还有半日行程。侦察员来报告说：离遵义三十里地，有敌人的一个外围据点。刘伯承同志指示六团：要先歼灭这股敌人，而且要保证不准有一个漏网;否则就会影响打遵义。于是当日下午三点，六团一营就以迅雷般的动作，冒雨对这个据点展开了奇袭，全歼了这股敌人，果然做到了无一漏网。并立即对俘虏兵做好了争取工作。由一营营长曾宝堂带着团侦察排，全部换成俘虏的衣服，化装成敌军，由俘虏兵带路，全团跟在他们之后，向遵义前进。当时六团做了两手准备。争取诈开城门;如诈不开城门，就强攻上去。结果敌人真以为是从外围据点败退回来的自己人。一月七日凌晨我们二师进了遵义城，取得了智取遵义的胜利。打开遵义以后，我随军团部紧跟二师进了遵义城。遵义是黔北的首府，是贵州第二大名城。这里是黔北各种土产的集散地，是汉苗黎各族商旅云集之所，市面十分繁华，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条河流从中间穿过，是红军长征以来所经过的第一座繁华的中等城市。我和刘伯承总参谋长步入这座城市时，看到二师的部队已经在准备宿营了。这可不行，军委命令我们，乘胜追击由北门逃跑的黔敌三个团，直到占领娄山关、桐梓，就是说任务还很重!六团昨天是比较疲劳了，四团这个主力团还未怎么使用哩。于是我们与二师领导商定，使用四团为先头追击部队。
当刘伯承参谋长给四团明确任务，要他们立即出发去占领娄山关和桐梓时，他们虽然满口答应，却可以看出面有难色。这也不难理解，他们刚到遵义城，屁股还没有坐热又要出发了，政治思想工作的确难做哩。
我对四团政委说：“杨成武同志，你是政委，要向同志们说清楚：任务紧急，不能在遵义停留。早饭也不能在这里吃，到路上去吃干粮，完成任务后，再争取时间好好休息。”
杨成武和该团团长耿飚都一致保证坚决完成任务。立即吹集合号，把部队集合好就出发了。四团朝着去四川的孔道、兵家必争之地的娄山关前进。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四团快进到娄山关时，他们偷听敌人的电话，知道了敌人在娄山关一带的部署，就派了一支部队，从板桥镇绕小路插到了娄山关的侧后，攻占了娄山关。紧接着又打开桐梓县城。一军团的部队集结在桐梓一带休整。少共国际师即第十五师，这时撤销番号并入了一军团。这之后，四团又向前伸，先占领了牛栏关，十四日在新站与敌人遭遇，击溃敌人两个团，乘胜追击，十六日又占领了松坎。
中央军委纵队九日进入遵义城。由刘伯承同志兼任遵义警备司令。我和林彪奉军委指示，从十四日开始，将部队的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主任朱瑞，专心致志地去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了。由于我军突然转向遵义，一下把十几万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何键虽仍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率领二十个团到常德地区与二、六军团作战去了。四川刘湘的部队摆在长江南部一线，搞不清虚实，不敢轻进。蒋介石虽然命令粤桂军队赶快北上遵义，但贵州不是他们的地盘，显然不积极，仍滞留在黔南榕江等地。黔敌不经打，一触即溃。只有蒋介石的嫡系薛岳、周浑元纵队比较积极，但被阻隔在乌江以南，也难以很快采取行动。这为我们召开遵义会议提供了可贵的时机。
会议召开之前，经过了紧张的酝酿。毛泽东同志亲自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先是王稼祥通了。前面说了，我和王稼祥一路走，一路扯。他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坚决主张请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他说，他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他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统帅部队。对博古、李德，王稼祥同志十分不满。用他自己当时的话来说：“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周恩来同志是个好参谋长，他那个时候行军时往往坐在担架上睡觉，一到宿营地，不管白天晚上赶快处理电报。他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听说要开会解决路线问题，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会议还是开得很紧张的。除了个别同志处理作战指挥方面的事，临时告假以外，一律到会。那时，我的脚还没有好，每天坐担架去。
会议的名称就叫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共开了三天，出席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刘少奇、陈云、博古、邓发、凯丰同志以外，还有刘伯承、李富春、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同志，我和林彪也出席了会议。李德也列席了会议，伍修权同志给他当翻译。会议由博古同志主持--他既是会议的主持人，同时在路线方面，又处于被审查的地位。博古在会上作了主报告--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他一再强调客观原因，强调不可能粉碎这次“围剿”。副报告是周恩来同志作的，因为他是军委主要负责人。
在会上，多数人集中批判了王明的先是“左”倾冒险主义，以后又发展为右倾保守主义，以及在长征中消极避战，只顾夺路去湘西的错误军事路线;集中批判了王明路线在中央的代理人博古的错误。这方面遵义会议的决议已经讲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是批判他们的第一个发言人，王稼祥紧接着站起来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说，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会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博古同志后来作了检讨，但没有彻底地承认错误。凯丰甚至很狂妄地对毛泽东同志讲：“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并且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李德是列席的，遵义会议文件中的华夫同志，指的就是他。他没有正式座位，坐在屋里靠门口的地方，经常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抽烟，情绪十分低落，但对会上大家对他的批评，他在发言中，一概不承认自己有错误，态度十分顽固。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
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伯承同志和我在会上建议，我们打过长江去，到川西北去建立根据地，因为四川条件比贵州要好得多。从我到贵州看到的情况，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我们原来在贵州又毫无工作基础，要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实在是太困难了。而到四川，一来有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可以接应我们，二来四川是西南首富，人烟稠密，只要我们能站稳脚跟，就可以大有作为，三来四川对外交通不便，当地军阀又长期有排外思想，蒋介石想往四川大量调兵不容易。会议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只是后来由于川军的顽强堵击，张国焘又不按中央指示，擅自放弃了川陕根据地，使敌人可以集中全力来对付我军渡江，这个设想才未能成为现实。会议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在常委分工上，由洛南同志代替博古负总责，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在行军途中，又组织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同志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军队。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由于经常处在军情紧急状态，我们只能先用电报或个别告诉等形式向团以上干部打招呼，正式传达是在二渡赤水回来，第二次攻克遵义后，在遵义由中央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传达的。会上，张闻天、周恩来同志都讲了话。一些过去受过王明路线打击的干部，一提起过去的错误领导和它给革命带来的损失时，就气得又捶桌子又打板凳。我给连以上干部传达，是在仁怀县一个叫什么场的镇子里，在一家地主的场院里传达的。传达的那天正下着小雨，谭政同志还帮我撑着伞。干部都很集中精力听，传达几小时无人走散避雨的。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
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最伟大意义的一次会议，它不仅纠正了党的错误的军事路线，为日后从政治上彻底清算王明路线打下了基础，而且从组织上改变了党的错误领导，从此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自然，由于军情紧迫，时间短促，以及条件尚未完全成熟，在遵义会议上还只能首先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但这却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万分危急的中国革命已经从此得救了。
四渡赤水和遵义会议后的余波
遵义会议过程中，一军团按军委的指示，派我军前锋二师四团占领桐梓、松坎，以后全军团就集结在这一地区。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当时选定的渡江地点是在重庆上游宜宾到泸州一线。一月十八日会议刚开完，我们就离开遵义，一军团由集结地向西，三军团经仁怀向北，五、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随后跟进，共同向赤水城进发。因为我的脚伤没有好，军委要林彪先回部队。李德表示，要到部队去体验实际生活。林彪与李德先后去了一军团。我坐担架，仍随中央纵队行军。开始一路上比较顺利。一军团首先攻占习水、土城等地，于一月二十五日到达赤水城郊，准备攻城。但那时敌人闻讯我军北上，早已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集中兵力到川黔边境布防，封锁长江。赤水城本来就比较坚固，这时川敌又派大量部队增援，一军团到了赤水城外复兴场、旺隆场等地与敌人一个师又两个旅对峙，相持不下。中央纵队与三、五军团于一月二十六日到达土城，第二天四川军阀的先头部队，装备精良的“模范师”郭勋祺部和潘佐的三个团，共六个团赶到了土城。一月二十七日，军委主席朱德命令我三军团、五军团及干部团全部，“于明日拂晓包围迂回该敌而歼灭之。”一月二十八日和敌人在土城东北的丰村坝、青岗坡一带打了一场恶仗。由于我们指挥存在缺点等等原因，这一仗没有打好，部队受挫。
一开始打得还是不错的。三军团、五军团和干部团先投入战斗。敌“模范师”被我击溃一部。干部团攻击很猛，硬是攻到了郭勋祺师部附近。敌人已经感到弹药匮乏了，突然三个旅增援上来了，由于得到了子弹、手榴弹的补充，才把我干部团压了下去，反而转守为攻。一军团二师被指定为预备队，是后来参加这一战斗的。到我们一军团上去时，敌人已占领了有利地形。我二师的部队曾经陷在一个葫芦谷形的隘口中，来回冲杀，部队无法展开，伤亡较大，五团政委赵云龙牺牲，部队处境十分危险。我们与郭勋祺师激战了一整天，虽然给了他以重大杀伤，但未能消灭敌人，自己却受损失不小。
态势于我很不利，于是军委下令退出战斗，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开进。土城战斗以后，我的脚伤基本好了，就不再坐担架，又回到了一军团。
我军一渡赤水以后，原拟经古蔺、叙永、兴文向长宁集中，然后在宜宾附近渡江，但我军非常疲劳，又在山间小道行军，速度很慢，敌人则依靠其有利的交通条件，先后调集了十个旅赶到宜宾南部长宁一线集中，于是我军又改道到威信(扎西)、镇雄一带滇黔边休整。二月中旬，我们发现川敌十多个旅正由北向南压来，云南敌人四个旅正向镇雄、扎西急进。于是军委决定我军掉头向东，二渡赤水，去打击在遵义、贵阳一带的王家烈部队和薛岳、周浑元纵队。二月十九、二十日，我军在太平渡到二郎滩之间渡过赤水河。部队在赤水河来回穿插，避实击虚，灵活地调动敌人。为了增加部队的机动，甚至把一些累赘的火炮和辎重也都沉到赤水河里去了。红军主力先是两渡赤水。这时黔军有六个团，布置在娄山关一线，他们凭险据守，企图掩护遵义，以待薛岳的部队北援。我军决定先打击消灭黔军。经过激烈交战，一军团的部队二月二十四日再次夺占桐梓城，守敌退向娄山关。二月二十六日，三军团的部队二次占领娄山关。
敌人溃败以后，纷纷夺路南逃。一、三军团并肩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我们一军团在黑神庙偷听敌人电话，得知遵义只有敌军约一个营，其他是娄山关溃退下去的部队，敌师长命令他们在遵义城外各处整顿，不准入城。于是我们命令一师和二师：“如三军团的部队在你们前面追击时，你们则随其后跟追，如三军团停止未追时，你们应超过他们迅速追击。”二月二十七日，一、三军团再取遵义城。这次三军团比我们先占遵义。为了配合三军团作战，我骑马先赶到了遵义城里三军团指挥部，还没有坐下来，就听说三军团前卫部队在向遵义以南追击溃敌时，碰到薛岳纵队吴奇伟率领的两个师增援上来了，并且已经在遵义城南丘陵地接火，战斗很激烈，彭德怀同志真可以说是马不停蹄，立即向前线出发。我也赶紧通知一军团部队进遵义城后不要停留，立即向城南去配合三军团作战。
经过我们一军团和三军团等友邻部队的奋勇战斗，在遵义以南先后打垮了由贵阳北上增援遵义的中央军--吴奇伟率领的五十九师(师长韩汉英)和九十三师(师长唐云山)，并乘胜猛追，在烂板凳、刀靶水等地打了几个漂亮的追歼战。
在烂板凳附近，我们召集会议，命令部队追歼敌人。我说：“现在我们部队没有吃饭，敌人也没有吃饭，我们疲劳，难道敌人不是比我们更疲劳吗?我们一定要乘胜追击，把敌人赶到乌江去喝水。”
敌人这两个师，在江西就和我们作过战，知道红军的厉害。比如敌人的五十九师，就是第四次反“围剿”被我们在黄破几乎全歼过的，不知道敌人怎样东拼西凑，又把这个师的番号恢复了。他们一听说红军来了，闻风丧胆，和我们一接火，逃得比兔子还快。有一天黄昏，敌人刚逃到一个村子，停下来做饭。敌人前脚到，二师四团后脚就迫进了村。四团有个部队进了敌人的伙房，敌人还不知道是红军。四团有个战士看见伙房里有一盆热气腾腾的鸡，抄起来就想吃。敌人的伙夫还斥责说：这是给师长做的!不准吃。敌人根本想不到红军来得这样快。
一师二团的追击动作也很迅猛，他们追击王家烈的双枪兵，当敌人刚停住脚，宿了营，摊开铺吞云吐雾时，团长龙振文和政委邓华带着二团的部队追到了，缴了敌人的枪，敌人还以为是自己人在开玩笑。我们追敌人一直追到鸭溪以南乌江大渡口。由于敌人砍断了浮桥，才倖免于全军覆灭。
这次战役，红军歼敌九十三师大部、五十九师一部还有王家烈的一些部队，俘敌近三千人，内有团长一名，还打伤敌旅长、团长三名。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
三月初，周浑元纵队在仁怀(即茅台)鲁班场一线，有向我遵义进攻的企图。我军决定趁薛岳纵队刚吃败仗尚在乌江以南的机会，向西北打击周浑元纵队。三月四日军委决定组成前敌司令部，由朱德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指挥这次作战行动。本来想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周敌却在鲁班场附近筑堡固守不动，我们一军团到鲁班场打了一下。没有攻克。这时薛岳纵队重整旗鼓，又北渡乌江向我后面袭来。于是我军三月十日放弃遵义，军委机关与野战军会合以后，于十六日攻占茅台。在茅台休息的时候，为了欣赏一下举世闻名的茅台酒，我和罗瑞卿两个，叫警卫员去买些来尝尝，酒刚买回来，敌机就来轰炸，于是我们就又赶紧转移。随后为摆脱追敌，我军即在茅台附近向西三渡赤水，再次向古蔺方向开进，周薛两敌在后紧追。在此紧迫之时，不意毛泽东同志指挥我们突然掉头向东，三月二十一日于二郎滩、大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当我军西进古蔺时，敌人以为红军还是要北上，赶紧改变部署，没有想到红军四渡赤水，掉头南下，把北线敌人甩得远远的。我军在遵义到茅台之间直插乌江边。
一九三五年二月底，一军团一师三团，带着军团的工兵连，作为先遣队，掩护我军南渡乌江。三月三十一日，三团抵达刀靶水南的乌江边。当晚，先头营在暴风雨中乘竹筏渡过了江，从小道绕到了敌人江防营--薛岳部九十一师的一个营的侧后，击溃了这个营。工兵连架起了浮桥，红军渡过了乌江。
敌人万万没有想到，我军竟长驱直入，前锋直逼贵阳城下，吓得贵阳守军将四门紧闭，而我军却从贵阳城郊先东向贵定，以后又折回来于四月九日在贵阳到尤里之间一个很小的口子由东北向西南通过了贵阳。当时蒋介石就在贵阳，他历来是冒冒失失的，这次因为我军行动神速，他摸不清我们意图，还以为我们要打贵阳，所以未敢轻举妄动。
这个阶段，我们都是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不断地调动敌人。这样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点路，疲劳一点。可是敌人却对我们捉摸不透，便于我们隐蔽企图。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以后陈毅同志对我说过，毛主席说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我也深感毛泽东同志在军事指挥艺术上运用之妙，他确实才思过人，值得我们很好学习。
四月九日，通过贵阳城郊的那天，一军团在口子两边掩护全军通过，我在后面督队，队伍拉得很长，差不多都过去了，我在路上见到蔡畅大姐。她那时和贺子珍等几位女同志在一起。我对蔡大姐说：快些走!现在我们的左边有龙云的五个团，驻在龙里附近，右边驻贵阳的是蒋介石的大部队，蒋介石本人也在贵阳。这中间只有约三十里宽的一个口子。我们要赶紧插过去。否则两边一夹，我们就暴露了。她一听说，一半是开玩笑一半是真情地说，我走不动呀!一边说，一边一瘸一拐地加紧赶路，这些女同志真是令人可钦可敬!从贵阳往西，一师二团抢先渡过了北盘江。军团主力渡江之后，二师连下盘县、兴仁、罗平三县。这一带敌人兵力空虚，都是些地方保安队等小部队，所以我们开进比较顺利，几乎是日下一城，给养也得到补充。记得到了云南曲靖，这一带倒是很大一个平坝子。部队在这里驻了两天，仍无法在这里建立根据地，而追敌周浑元、吴奇伟两纵队却尾我进入云南，云南敌人也调集大量兵力向我合围，当时估计各路敌人有七十个团之众。于是中央、军委四月二十九日发布命令，我军速渡金沙江，甩掉敌人，去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接命令后，我们一面向昆明虚张声势，一面向金沙江前进。前进时二师四团这次用了三个连队，全部化装成国民党的“中央军”，由他们作先导，象演戏似的，用的是连环计，不费一粒子弹，一连赚开了禄劝、武定、元谋三座县城。掩护我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四川。
这一程，又是我们一军团走左翼，三军团为右翼。刘伯承同志带着军委纵队、五军团和干部团作为中央纵队，直插金沙江边。到了金沙江边，我们被指定在元谋、龙街渡江，军委纵队在绞平渡渡江，三军团在洪门渡江。我们在元谋、龙街一艘船也找不到，江面水流太急，又无法架桥。桥架起一半就被水冲走了，再架又没有器材，敌机又不断来侦察袭扰。可是中央军委纵队的干部团在绞平波夺到了一只送敌人侦察人员过江的船，占领了渡口南北两岸。朱德总司令五月五日打电报叫我们赶到绞平渡去渡江。电报说：“军委纵队在本日已渡江完毕，三军团七号上午可渡毕，五军团在绞西以南任掩护，定于八号下午渡江，敌人八号晚有到绞西的可能。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七号兼程赶到绞平渡，八号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那时真是军情紧急啊，电报还没有翻完，但大概意思已经知道，到那边去渡河。我们立即决定，沿着一条经白马口的山谷间的沿江小道向绞平渡前进。这一夜走的简直不是路，路在一条急流之上，上面尽是一些似乎是冰川时代翻滚下来的大石头，石头又很滑。我们一夜过了四十八次急流，净在石头上跳来跳去。摔倒的人很多。一夜赶了一百二十里地，疲劳极了。当我们赶到绞平渡时，干部团早已渡到对岸，消灭了对岸的敌人。就靠那几条船，将其他部队都渡过去了。我们由前卫几乎变成了后卫，只有五军团还在江南岸掩护我们。我们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毛泽东同志正在渡口北岸一个崖洞里等候着我们，我们见到了毛泽东同志，他说，你们过来了，我就放心了。过了金沙江，我们就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有一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的胜利。
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三军团包围了四川会理县城，这时中央红军还有约四万人，在会理附近休整了几天。
四渡赤水以后到会理期间，在中央红军领导层中，泛起一股小小的风潮，算是遵义会议后一股小小的余波。遵义会议以后，教条宗派主义者们并不服气，暗中还有不少活动。忽然流传说毛泽东同志指挥也不行了。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创议的一个。本来，我们在遵义会议以后打了不少胜仗，部队机动多了。但也不可能每仗必胜，军事上哪有尽如人意的事情。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更不可能不多跑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也难免。但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走的尽是“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象他这样领导指挥还行门”我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好比落在了敌人的口袋里，如果不声东击西，高度机动，如何出得来!?”在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同志打电话，他煽动彭德怀同志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他打电话时，我在旁边，左权、罗瑞卿、朱瑞同志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我严肃地批评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我警告他说：“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以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林彪不肯听我的话。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说是要求朱毛下台，主要的自然是要毛泽东同志下台。他还要求我在信上签个名，被我严词拒绝了。我对他说：“革命到了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要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了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先不讲别的，仅就这一点，你也是违犯纪律的。况且你跟毛主席最久。过去在中央根据地，在毛主席领导下，敌人几次“围剿”都粉碎了，打了很多胜仗。你过去保存了一个小本子又一个小本子，总是一说就把本上的统计数字翻出来，说你缴的枪最多了。现在，你应该相信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才能挽救危局。现在，你要我在你写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我今天没有把你说服了，你可以上送，但你自己负责。”最后，他单独签字上送了。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二日，毛泽东同志在会理城郊外一个名叫铁厂的地方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彭德怀、杨尚昆同志还有我和林彪参加了这个会议。会上，毛泽东同志对林彪的反党活动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对林彪所谓“走了弓背”的谬论，进行了驳斥。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