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第一王都碑

    “几十年来，这些考古人如何在二里头寻找茫茫禹迹，寻找华夏民族的源头”

地里的麦子已收割完毕

    跨过洛河大桥，汽车驶入偃师的乡村地带。一路上，不时有中青年男女骑着电动摩托车，行色匆匆赶往某个目的地；也有私家车和我们擦身而过，抛下一串串震得耳膜发痛的流行歌曲。公路两边，排列着许多新式的农家别墅，以两三层高居多。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原腹地。洛阳盆地农村的富足和滋润，让我这个在长三角出生、长大的人略感意外。

    我是来出差采访的，不过，此行还怀着寻根问祖私心。过去十余年间，我的故乡一带盛行修宗谱、建祠堂。一次偶然读家谱，我才得知父母两姓的先祖原居于河南，北宋后期为避战乱举家南迁，辗转安徽、江苏金陵等地，于明清朝定居浙江杭州地区。据说，每次族人举行祭祀，爱翻老皇历的老先生们都会特别强调一句——“本族源自中原，是地地道道的华夏子孙。”

    3800年前，我的中原先祖们会像车窗外的那些男男女女一样，在这里筑屋、建城、劳作、嬉戏、繁衍生息吗？

    “不好说。中间年代隔得太久远了。”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挂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牌子的办公室里，许宏笑着回答我。他刚从河南偃师赶回京城，给今年毕业的研究生们做论文答辩的评审。

    1963年出生的许宏黝黑健壮，言谈、行动间透着一股充沛的精气神儿，有着常年暴晒于日光之下的田野工作者特有的样貌。他的身份是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兼河南偃师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

    他很自豪于自己一线田野考古人的身份。“现在待在室内写书的时间多了，可能比以前白了许多，也发福了许多。”他流露出一点懊恼。
 
3800年前的“王朝气象”
 
    烈日，摄氏35度。

    在二里头考古工作队副队长赵海涛的带领下，我穿过玉米地，步行前往“华夏第一王都”宫殿区的发掘现场。

    赵海涛，70后，是许宏的同事、副手。2002年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硕士毕业后，“插队落户”到二里头，在这里已是第14个年头。

    经他提醒，我意识到自己的双脚已踏上了3800年前的“长安街”。大街最宽处有十几米，东侧大道现存长度近700米。沿着井字形大道西侧，我们到达了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我被眼前的一派“王朝气象”震撼住了: 面积为10万平方米的长方形宫城遗址暴晒在阳光之下，发掘区内地表面凹凸不平，布满了凹槽、墓坑、大大小小的灰坑。几十个戴着草帽、包着头巾的中年妇女和老人拿着刮铲、手铲、毛刷在清理土的表面。五六个技师拿着仪器、相机在拍照、测量和记录。

    看到我，工地上忙碌的老乡们老远就热情地打招呼。后来我才明白，他们把我错认为新来工作队实习的考古系学生。

    在工地上，赵海涛走走停停，分配工作，检查进程。他在一处凹坑里蹲了下来，凑近察看一块清理中的地层剖面，然后对一旁拿着刮铲的大嫂说，“这里还得再刮刮。”又转过身叫来一位技师，让他来处理下面的事。

    “海涛，你该戴个帽子。”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乡迎面走过来，带着点责备，“要不晒得慌。”“我不戴。”赵海涛操着一口河南话低声咕哝着，“晒得慌也比捂着强。”

    上半年的田野发掘已进入收尾阶段，工人们开始对探方做回填。“看样子要往后拖一两周了。一有新东西、新情况，就得停下来。”年轻技师郭朝鹏告诉我，“做田野发掘，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会挖出什么来。”

    地表有几处裸露出来的陶片、兽骨、贝类，还有一些用白色粉灰标识的遗迹轮廓——长条的，块状的，圆形的。因为天气炎热干燥，地面因土壤的颜色、密度、软硬不同自然干裂出了不同形状。即使外行如我，也能觉察出一点泥土里的秘密。

    “考古发掘的基本功之一是认土和辨土，”赵海涛说。哪里是宫殿，哪里是普通房基，哪里是门，哪里是柱，哪里是井和下水道，都得靠一双经过长年田野考古训练的眼睛来辨识。“商代的土，汉代的土，我们一看都认得出。”

    在他的讲解中，我眼前浮现出3800年前的一座精密、复杂的大都城：它坐落于古伊洛河北岸的高地，中心区是坐南朝北、中轴对称的宫殿建筑群，由宫城城墙围起，四周是井字形大路，宫殿地面下埋有一节一节陶质水管组装连接起来的下水道系统，也有木结构的，上面铺有木板，可以行人。宫殿区的北面是祭祀区，它的南边有一个被墙垣围起、由重兵把守的手工业作坊区，里头是掌握着王国“高科技秘密”的青铜器、绿松石器作坊。

    这个春夏，考古队的工作是对宫殿区早期5号宫殿的基址进行发掘。赵海涛说，它是已知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中“庭院深深深几许”的始祖。

    “就目前已发掘的结果看，它至少是四进的院落。下面要重点搞清楚这几个院落的布局、结构以及它和同时共存的3号宫殿之间的关系。”

    他指着脚下的一处凹槽对我说：“晚期的2号宫殿堆积在它的上面，破坏得比较严重，而且有部分很可能是人为的故意破坏——后面的人把前期的夯土层、上头的东西统统挖掉、填平了。这算是本年度的一个重大发现。”

    “为什么会这样？”我兴奋起来，头脑里开始迸发想象力：宫廷政变？王朝更替？或者，太史公记载的那场著名的“商汤灭夏”革命？

    “也许，可能。”他淡淡地说，“我们做田野考古的，目前只能说看到了这么一个现象。下面需要对它进一步鉴别、研究，结合文献做出解释和推论。”

    3800年前的二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发现中国第一座紫禁城
 
    “考古人的工作有点像侦探，而且，是在支离破碎的凶杀现场进行破案。”许宏以一个带着惊悚意味的比喻打消了我想寻找确切答案的企图。

    1999年前任队长退休后，许宏接手了二里头考古工作队，一干就是17个年头。

    有整整7年时间，他每天跟个生产队小队长似的，带着工作队和四周村里雇来的老乡们，扑在河南农村这十几万平方米的黄土地上，东探西挖，晒得黝黑黝黑的。

    “我是偷着乐呢。全国有几千个考古人，有几个人能得到这样的大遗址，让你能在这一片热土上建功立业的？”他捂着嘴笑了，“要知道我和我前辈的名字都是和二里头连在一起的。”

    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在豫西寻找、踏查“夏墟”时，在偃师二里头村的麦田里看到随处可见的陶片。他推测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邑的遗址。当年秋天，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小分队进驻了二里头。

    此后40年里，在两任队长的带领下，考古工作者对遗址进行了四十多次发掘，累计发掘面积达三万多平方米，先后发现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中小型房址、青铜冶铸作坊，出土了有着成组的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随葬的贵族墓，建立了以陶器为中心的文化分期和谱系框架。

    虽然对其王朝归属有长达数十年的论争，但国内学术界根据已有的考古成果普遍认为：二里头遗址或为夏王朝的都城，或为商早期都城。 

    读博士时，许宏的研究方向是先秦城市考古。他常爱说一句话：在考古学界，他是搞“不动产”的。接手二里头之前，他把从仰韶到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上千座城址都过了一遍。

    在翻阅前人留下的勘探记录时，许宏发现，1970年代该队曾在2号宫殿基址东侧勘探到一条南北向的大路。他和同事们顺藤摸瓜，一路追踪，最后勘探出4条大道，它们构成工整的井字形结构，把宫殿建筑群、作坊、祭祀区等已发现的遗迹划分在不同区域内。

    基于经验和逻辑判断，许宏相信：如果二里头确实是一个早期国家的都邑，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应该是有防御设施的。“封闭性、独占性、秩序性，是王权政治的一个表征。这是我的一个信念。”

    2003年春，正值“非典”时期，农村里搞严防死守。许宏带着队友们一路勘探发掘了2号宫殿基址的东北角——在不久前发现的井字形大道内侧，发现了完整的宫城城墙。

    原本星星点点的遗迹分布图上，等画上井字形大道、宫城城圈后，这座3800年前的大型都邑的布局一下子清晰起来：它南北有序，祭祀区、宫殿区、作坊区在中轴排列，有着严整规划和布局。虽然面积只有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二里头宫城却是后世三千多年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

    许宏形象地称之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它不是最大的、也不是最早的，却在制度层面方方方面面开了中国的先河。”在二里头之前，已发现的都邑遗址都是不求方正、因地制宜的。

    “之前，一直有外国学者怀疑二里头只是个祭祀中心、宗教中心，因为都城这一类政治性城市必须有规划性。”

    许宏激动之余，打了一个电话向他的前辈们汇报：“他们很惊讶，说他们都把二里头打成马蜂窝了，怎么就没有找到呢。”按许宏自己的话说，这座宫城是靠着学术理念“想”出来的。

    之后，许宏和同事们陆续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双轮车辙、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最早的围垣官营手工业区、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等等。工作队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被评为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2003年，也即发现宫城的那一年，许宏40岁。他说自己和同事一道收获了一份最好的人生大礼。

    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发掘成果和细节逐步对外公布，在国内外考古学界引发了一场震动。当年，有着日本“夏文化研究第一人”之称的京都大学教授冈村秀典赶到二里头作现场考察。他以自己的考察和对传世文献的分析，论证了夏王朝的存在，出版了专著《夏王朝――王権誕生の考古学》

    从这一年起，过去对中国历史上夏王朝存疑的日本学界开始转向，日本的不少考古学者开始对“夏”进行探讨。原来认为二里头的主体属于商王朝的日本中国考古学会原会长饭岛武次教授也认可了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结论。

    东京国立博物馆在2012年秋举办了《中国王朝の至寶》展。在“夏”之前，他们去掉了形容词“幻の”。逐渐地，中国以外的国家也开始认可“夏”王朝的真实存在。

    2005年，以“夏商周考古第一人”著称的北大教授邹衡去世前，来偃师参加学术研讨会。欢迎宴上，邹老先生向偃师地方领导介绍说：许宏的最大贡献，是证明了夏王朝的存在。

    “那是他们的认识，不是我的认识。”许宏不置可否地笑了。

    作为任期内有重大发现的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对二里头都邑到底姓夏还是姓商，他的立场和“站队”显得颇有分量。

“中央王朝”的自信
 
    午后，一切静悄悄的。

    没有午睡习惯的我，在工作队的四合院里四处转悠。

    “来，我带你去看点好的，”工作队的大厨兼库管王延朋朝我招招手。这是个爽朗爱笑的女子，约摸三十来岁，已是3个孩子的母亲。按照赵海涛之前的吩咐，她拿着钥匙打开文物保管室，从一个柜子抽屉里取出一个透明塑料袋，里头是一支打磨光滑的骨锥——“是插在发髻上的。漂亮吧？”她开心地说。

    近四千年的时光流逝后，依然能看到同样的爱美之心。

    我很想知道，3800年前的中原王朝居民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从哪里来？如何劳作吃喝，婚丧嫁娶？贵族们如何行政、祭祀、外交？和或远或近的邻邦、部落之间，又是如何交通往来？

    “这很难。”许宏说，“一个考古人的终极的梦，就是透物见人，最终目的是能透物见人，能窥见他们的思想，就进入了未知的领域了。”

    经过五十多年的勘探、发掘，许宏说他们至今仍没有发现圈起整个都城的防御性设施。而在洛阳盆地的中心地带，考古人发掘出不少同时期的聚落遗址。从地图上看，它们以二里头为中心，形成金字塔式的聚落结构和众星捧月式的聚落空间分布格局。

    在此之前，中原腹地城郭林立，一派群雄逐鹿的混战场面。

    在技师郭朝鹏的带领下，我得以见识到工作队里的“宝贝”。简单的陈列架上，摆满了修复后的陶器，有圆底的罐、三足的鼎、蒸食用的甑，各种用于热酒、分酒、饮酒的爵和觚。置身于二里头庶民日常的锅碗瓢盆中，一股烟火气和亲切感扑面而来。这是在博物馆隔着玻璃瞻仰古文物所无法领略的体验。

    郭朝鹏说，那些供都城里贵族们专享的精美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都被送往北京和洛阳工作站修复和保存，“我们这里的保存条件不行。”

    这些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青铜礼器、玉器所传播、影响到的区域之广，远远超出像我这么一个依靠飞机、铁路旅行的现代人的想象：它东至豫东，南至长江上中下游的四川、两湖、浙江等地，西达黄河上游，北至燕山以北、内蒙古一带。其中，玉石璋的传播甚至已经到了今日的越南北部。

    古人云：“古者天子, 守在四夷。”许宏称之为中央王朝的“文化自信”：“这就是软实力。周围的其他国家都是以二里头为高、为大、为上。它可能被周围国家尊为‘盟主’，是一种松散的‘国上之国’政体。可以说，二里头是东亚历史上最早的核心文化、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它的影响分布远远突破了它所处的地理单元。”

    许宏认为：华夏王朝文明的开启就在二里头时代。这也是他第一本面向公众的考古类科普小书的书名——《最早的中国》。

    他并不满足于仅仅论证脚下这片土地的价值与地位，而是希望把“最早中国”的诞生放在一个更大的文明发展框架中来思考与追踪。

    “小麦、绵羊、黄牛、用骨头占卜的习俗，这些东西，最初在东亚大陆是没有的，从龙山时期开始一点点往东传。二里头至今没有发现家马，驯养的家马最早发现在殷墟时期，之前整个东亚大陆都没有。到最后，这些成了中国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东西。甚至，像二里头这样大范围管控人群的高度复杂的政治化实体，我们都没有在中原本土找到它的来源。是无中生有呢，还是受外来的影响和刺激，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2014年，他和犹太裔女学者郭静云打了一回动静很大的笔仗。事情缘起于郭的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针对她运用的材料、逻辑和推导方式的硬伤，许宏在博客上写了洋洋洒洒一系列商榷文章。

    许宏说自己在学术规范上是个“很拧巴的人”，但他认为郭静云的视野有可赞许之处，“她原是外国人，能把东亚文明放到整个欧亚大陆的框架中来思考，有些认识是富于启发性的。而我们的本土学者一谈上古时代，视野里只有夏商周、只有中原这么小一块地盘，以前的考古研究就仅仅以复原三代王统历史为目的了。”

    “中国从来也没有置身于世界之外，尤其是青铜时代。在西风东渐的青铜潮之下，催生出最早的中国。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扎实的考古材料做这方面的支撑。中国文明既不是土生土长的，也不是外来的，而是怀着兼容并蓄的胸怀，积极地吸纳，再自我创新、生发出来的新文明。”

    西来的青铜潮究竟是如何从两河流域及周边，途经中亚，传到东亚而之中原，与中原文化如何在碰撞后产生裂变、蝶化，这将是许宏下一本面向公众的书——《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要讲述的故事。
 
面向大地的候鸟
 
    考古工作队为我安排的临时住处，原是队长许宏的宿舍。

    这是一间紧凑的单人房，有几只书架、柜子，一张半旧的单人床，靠窗摆着一张半旧的写字台。写字台的玻璃下面压着两张已发黄褪色的旧照片：一张里面躺着一个肉嘟嘟的小婴儿，另一张上，一个三四岁大的小女孩依着窗台歪着头甜甜地笑。

    从眉目辨识，照片里的小女孩应该是许宏提到过的女儿。

    1999年许宏到二里头时，他的女儿刚刚出生。如今，照片里的胖娃娃已是17岁的女高中生了。许宏也在二里头待到了17个年头。

    每年的田野发掘从3月开始。到6月底，中原大地进入高温酷暑，工作队转入室内的整理、修复阶段。9月天气凉爽下来，田野工作再次启动，然后一直忙到11月份霜冻降临。

    一到秋天，许宏收拾行李赶往二里头时，女儿就会和他撒娇：“北京最好的季节，爸爸都不在北京陪我玩呢。”

    从北京出发到偃师，许宏最喜欢、也坐得最多的是K字打头的过夜车，“晚上睡一觉，最不耽误事。”近几年有了高铁，车程由10个小时缩短为4个多小时，再加上从二里头村到洛阳龙门高铁站的路程。如今，他往来于两个城市需要7个多小时。

    “许博士你回来啦。”每次从北京回到二里头村，村干部、老乡们都这么和他打招呼。这个河南洛阳附近的小村子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了。

    考古行业有一句谚语：“有女不嫁考古郎，一年到头守空房。”许宏自觉亏欠家人很多。幸好，在报社工作的太太独立、能干，几乎凭一己之力把闺女拉扯大。现在，他已进入后期综合研究阶段，相对也有了更多时间待在北京。在北京时，他每天忙完工作就回家给妻子和孩子做饭，很是满足。

    副队长赵海涛也当了父亲。有时，他会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宝贝女儿最新的手工作业，以及儿童古诗歌教程。他的微信ID叫作“面朝大地”。

    常年在二里头村蹲点，他每次回到北京反而不习惯，“太堵，到哪里都不方便。出去办一件事，然后一天就没了。”他喜欢吃工作队食堂的馒头，都是大厨王延朋亲手揉的，“海涛是不吃外头卖的馒头。”她说。

    我问赵海涛：热爱这废墟里的事业么？“既然吃这个，”他敲敲手中的面碗，“就尽量把它做好。”

    食堂的饭桌上，摆着一瓶开了封的白酒。看着像是在工地上劳碌一天后的小酌。“许队能喝，一顿能喝个半斤多吧。”技师郭淑嫩说，“他现在回来一趟，晚上很少在食堂吃，外头常有朋友请，应酬多。”

    这也是身为工作队长的一项“业务能力”。

    除了科研、把握田野工作的方向，许宏说自己要把很多精力放在协调、统筹和外联上。在队里十几号人的吃喝拉撒、用水用电之外，他得“和地方各级干部喝得了酒，和企业家们能应酬，和老乡拍得了桌子、扯得上皮”。

    二里头都邑遗址被周边几个自然村包围，它的中心区就在农地上。1980年代，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工作队搞勘探、发掘，要和农户们一户一户地协商，一般按每亩一季半麦子的价钱赔偿。有时，他们也会碰上“钉子户”，碰到难缠的，跑到工地上来骂人的也有。

    “他会找老乡吃个饭，一起喝一点酒，在钱上再多补一点。然后，事情就好办了。”郭淑嫩指了指桌上的酒瓶。考古队在当地长年驻扎，经费也不宽裕，标准抬高就不可能降下来，个别处理是最“经济”的方式。情感上、经济利益上，他都要照顾安抚到。

    对于许宏的综合能力，工作队上下都很认可，和他打过交道的乡亲们觉得他亲切，从村官到镇、市各级地方干部也很买他的账。

    “能耐大，不是书呆子。方方面面关系都处理得很妥当。说话柔和，和工地打工的老乡们都处得很好。”前大队干部、和三任考古队队长都有交情的郭振亚评说道：“这样，才方便开展工作嘛。”

夏的迷雾
 
    考古工作队的大门平日紧闭。门外是二里头村的一处公共空间，旁边竖着6个白底红字的隶书大字——“夏都文化广场”。

    夕阳西下，老人们三三两两坐在广场的树阴凉处，打着扇子摆着龙门阵，一派悠闲、自得的乡间景象。对于脚下这片土地在另一群人里卷起的风暴，他们一无所知，也不会关心。

    自1959年被发掘以来，二里头遗址一直处于中国考古学界的风暴眼。关于它的王朝归属，半个多世纪以来，“参与论证人数之多，发表论文之多，是其他课题中不曾见的。”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对一个历史悠长、在近代又因落后蒙受屈辱的国族，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至夏王朝找到考古实证，还寄托着考古学家们摆脱不掉的情结和论证五千年文明辉煌的天赋“使命”。

    20世纪初，王国维成功释读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以二重史论法证明《史记》中所载的商王世系表基本可靠、商王朝事迹为信史。这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相应地，他们进一步推论：《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这一共识，奠定了中国百年来“证经补史”研究的基调。

    二里头遗址是徐旭生在寻找“夏墟”的过程中发现的。然而，他以文献记载和当时对相关文化遗存的认识，推测二里头“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此后，这一观点在学术界有关夏商分界的讨论中占主流地位长达20年。

    1977年，河南登封县召开了“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在这次北大研究夏商考古学的学者孙庆伟所称的“神奇的会议”上，刚升上副教授的考古学家邹衡突然抛出二里头四期全为“夏都”之说，将此前学界二十多年已建立起来的一套夏商文化认知体系全部推翻。孙庆伟称邹衡为“搅局者”。学界随后群起而攻之。

    之后20年，个性执拗的邹衡“一意孤行”，并把大部分学术精力花在论证和捍卫他的观点上。对夏商文化的分界，也不断有学者提出自己的学术主张。2000年前后，邹衡的“二里头夏都说”成为新的学界共识。近些年，这一共识又有所摇摆。

    伴随着观点分歧和学术论战，这些把大半生岁月都献给夏商周考古的知名学者中，有的“同室操戈”，有的“师生反目”，也有曾经交好的友人从此形同陌路。采访中，我听闻了学界大牛之间各种恩怨交织的故事版本，和划分山头、门派的种种说法。

    “听上去很可爱，是吧。但说真的，其实很可悲。”一位学者和我谈起这些胶着至今的恩怨，轻轻摇头，“据说，美国的小学生从五年级就要学习区别事实与观点了。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们却还是搅成了一团。”

    1996年，受到埃及、两河流域考古纪年成就的激励，国务院开始启动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整个工程投入千万，这是国内人文学科前所未有的“豪举”。在国家之力的保证下，项目调动了天文学、考古学、历史学、古文字学等多门学科的研究力量，应用包括C14测年等较先进的断代技术，将上古三代研究推向了高潮。

    这项明显带着“凝聚力工程”色彩的大课题于1999年结项验收，通过9个课题和44个专题的多学科联合攻关，制定出一份夏、商、周三代年表。2000年，专家组对外公布成果：定夏朝约始于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商王盘庚迁都于殷（即安阳）约在公元前1300年……

    作为夏王朝存在的最有利证据的二里头文化，被工程的两位首席科学家一锤定音地认定其四期全部为“夏”文化。

    然而，在外界，这个国内屡得大奖的“断代工程”却遭遇了十分尖锐的质疑与批评，相关问题涉及学术规范、研究方法等等。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组长颜娟英直言：“它主要是一个政治工程而不仅仅是一个考古工程。”

    在漩涡中，75岁高龄的邹衡教授再次展现了他的刚烈与执拗。他是“断代工程”专家组21位成员之一，兼任“夏代年代学课题组”组长。和当时轰轰烈烈的宣传之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对工程持低调和有所保留的态度。1999年，他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就夏文化上限问题和某首席科学家“商谈”。他也就此公开自己的学术立场——专家组所公布的夏代始年是集体意志的体现，不是他个人的学术观点。

    对于二里头的王朝归属，身为二里头队长的许宏一直持“有条件的不可知论”。“只要考古发掘没有像殷墟甲骨文那样的文字铁证出土，二里头到底姓夏还是姓商或者姓其他，都没有定论，”他说，“在各种假说里，你可以说很有可能是、极有可能是、最有可能是，但是你不能说一定是。”

    “像许老师这样不提夏商的，在考古界属于极少数。”赵海涛说道。他解释：二里头时代属考古学上的“原史”（proto-history）阶段，目前，只在出土的陶器和骨器上发现一些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划符号，还没有形成像殷墟甲骨文那样成熟的文字系统。（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