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安抚友好的政策，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由于对南越采取了不和好的政策，致使南越王赵佗一度自立为南越武帝，役属闽越、西域，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茸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再度派陆贾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修好和善，于是赵伉去帝称号，归附汉王朝。文帝初年，匈奴在边地骚扰加剧，文帝前三年（前177）五月，匈奴右贤王进犯河南地，至上郡杀略吏民，抢掠牲畜，丞相灌婴奉命率八万轻骑将匈奴驱逐出塞，初步取得胜利。此后匈奴虽屡犯边地，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守备；并亲自出巡，视察边境军营，对治军严饬的细柳营，大加称赞，对防备松懈的霸上、棘门军营，提出批评。他还采纳晁错“募民徙塞下”的建议，把一些奴婢、罪人和平民迁徙到边塞屯戍，将他们以什伍编制组织起来，平时进行训练，有事则可应敌。这种做法既起到了“御胡”的目的，也起了开发边境的作用，为汉代屯田之先河。

文帝对秦代的苛刑峻法在高祖、吕后改革的基础上，又作了重大改革。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者处死，轻者没入官府为奴，称为“收拏相坐律”。文帝即位初，于前一七九年颁“尽除收拏相坐律令”。前一六七年，又将黥、劓、刖左右趾这几种“肉刑”，分别改为笞三百、五百。秦法还规定，判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身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役期限；罪人服役期满，可免为庶人。文帝还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官吏的断狱，如对廷尉张释之的几次断狱，虽曾有不同意见，但最后还是认为“廷尉当是也”，接受了张释之的决断。晁错为内史时，他“惩恶亡秦之政”，对法令进行更定，“论议务在宽厚”，于是在文帝时期“禁网疏阔”，“是以刑罚大省”，每年天下断重罪者仅四百，人民所受压迫比秦代显着减轻。

文帝以俭约节欲自持，是个谦逊克己的君主。他好“黄老之学”，在位近二十四年，对稳定汉初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利发展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他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等地方吏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他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前一七八年和前一六八年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从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前一六七年又下令尽免民田租税。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田税定制。同时，每年的算赋，也由过去每年每人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此外，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向人民开放土地和山林资源，任民垦耕；并除盗铸钱令，开放金融，实行金融自由政策，结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无不流通，商品迅速发展。农工商业的发展，使文帝时期畜积财增，户口渐多，国家的粮仓钱库溢满，海内殷富，天下家给人足，社会经济繁荣。

由于汉初刘邦大封诸侯王，诸侯王国地盘过大，至文帝时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势”，成为稳定政局的严重问题。济北王刘兴居首起叛心。他趁文帝至前线督战之际，在后方举行叛乱。文帝闻讯赶回长安下诏宣布：叛军凡投降者“皆赦之，复官爵”。结果，叛军迅速瓦解。接着，淮南王刘长“自以为（与文帝）最亲，骄蹇，数不奉法”，无视法制，也起而叛汉。后淮南王死于流放途中。针对诸侯王势力的膨胀，贾谊上《治安策》，同文帝痛陈天下形势，提出削弱诸侯王的“众建诸侯而少兵力”的政策。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把齐国分为六，把淮南分为三，稍微压抑了诸侯王的叛心。但文帝对诸侯王的严重情况，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仍认为宗室亲亲，“不忍”对诸侯王开刀。刘长死后，他又封其长子刘安为淮南王；对汉廷有“怨望”而多年“称疾不朝”，早露反意的吴王刘濞，也赐其几杖，允许他可以不来朝请。这些措施的结果，是他死后不久就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同时，他的一些随心所欲的口谕，也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侯人邓通因阿谄媚上，得到文帝赏识，一句话就把严道铜矿的开采权赏予了他。致使他可以私铸钱币，形成“吴邓钱布天下”的局面，严重扰乱了货币制度。

为加强同匈奴的作战能力，文帝大力推进鼓励养马的政策，“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并在西北边境设立了三十六个牧马所，用官奴婢三万人从事牧养、繁殖战马。这些措施对防备匈奴大规模入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为后来武帝开展对匈奴的大规模反击战提供了物质保证。

汉文帝(前202-前156)刘桓，高祖中子，母薄姬。前一九六年刘邦镇压陈豨叛乱后，封刘桓为代王。高祖死后，吕后专权，诸吕掌握了朝廷军政大权。前一八○年，吕后一死，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大臣把诸吕一网打尽，迎立代王刘桓入京为帝，是为汉文帝。

在生活方面，文帝崇尚省俭克奢，他在位二十三年，史称其“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他曾计划造一露台，令工匠计算，需用百金，觉得花费太大，对臣下说：“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遂作罢。他所宠幸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文帝为自己预修的陵墓，也要求从简，“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临终前，针对当时盛行的厚葬风气，要求薄葬省繁。他对死，反映了朴素的观点，认为：“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莫可甚哀！”对厚葬，他认为“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产，重服以伤生，吾其不取”。他下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无发民哭临宫殿中”，并要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