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简子，即赵鞅，春秋末年晋国正卿。其先祖与秦同姓。赵简子又名志父，亦称赵孟。卒于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生年不祥。《史记》云，晋顷公九年（前517年），“赵简子在位……简将合诸俟戍于周。”假如他20多岁执晋国政的话，其生年应在晋平公二十一年（前537年）左右，寿70多岁。

　　赵鞅的青少年时代处于晋平昭年间，当时，晋国内政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原来地位显赫的旧贵族正在退出历史舞台，逐渐被赵、韩、魏、智、范、中行六家所取代，形成异姓大夫专权的局面。六卿相互之间围绕晋国统治大权和土地也展开了激烈地明争暗斗，矛盾十分尖锐。在这场角逐中，赵氏家族曾一度凌驾于众卿之上，但自“下宫之难”后一蹶不振，直到赵鞅父景叔继位，其势力仍不及范氏、中行氏。这种局面延续到赵鞅继位初期。年仅20多岁的赵鞅执政以后，在复兴赵宗室的责任感的驱使下，励精图治，终于使赵氏东山再起。

　　赵鞅在政治上表现得极为成熟。昭公二十九年（前513年），赵鞅、荀寅占领汝滨，令晋国民各出功力，共鼓石为铁，以铸刑鼎，上刻范宣子所用“夷鬼立法”。其核心是倡导“法治”，以法作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具有明显地反对宗法分封制的非正统色彩，因而曾遭到孔子的贬责。

　　经济上，赵鞅革新亩制，调整赋税。春秋末年，适当扩大亩制有利于农业和地主经济的发展。为此，六卿都突破了“百步为亩”的旧经界，但范氏、中行氏和智氏的亩制不及韩赵魏的亩制大，韩魏的亩制又不及赵的亩制大。赵氏亩制“以百廿步为宽，以二百四十步为长”。而赵氏赋税却最轻，范氏、中行氏、韩魏“伍税之”，赵氏“公无税焉”。孙武分析了六家改革后，认为赵氏改革是比较成功的，因此“晋国归焉”。

　　政治上，赵鞅礼贤下士，选贤任能。他重用董安于、尹铎、傅便、邮无正、史黯、窦隼等人，同卫庄公、扁鹊、姑布子卿等名土的关系也极为融洽。赵鞅虚心纳谏，表彰敢于指出他错误的臣下。赵鞅派尹铎治理晋阳，事先告诉他一定要拆除荀寅等人所筑的壁垒。尹铎到任却加固增修原有的壁垒。赵鞅到晋阳，看到壁垒，一定要杀掉尹铎才入城。经人进谏，指出增修壁垒的必要，赵鞅反而“以免难之赏赏尹铎”。赵鞅家臣周会“好直谏”，周舍死后，简子每每听朝，常面露不悦，大夫请罪，赵鞅说：“诸大夫朝，徒闻唯唯，不闻周舍之鄂鄂，是以忧也。”“简子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

　　军事上，赵鞅奖励军功，以功释奴。晋定公十九年（前493年），赵鞅率军迎战增援范氏、中行氏的郑国军队，誓师时宣布，“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这个命令的颁布，大大鼓舞了晋军的士气，对取得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哀公六年（前489年）至哀公十七年（前478年），赵鞅为避免同智氏之间矛盾的进—步激化，转移国内视线，巩固既得利益，又发动了一系列讨伐卫、齐、鲁、鲜虞的战争。哀公六年，赵鞅帅师伐鲜虞。哀公十年春，赵鞅帅师伐齐。哀公十四年春，伐卫。然而，这一进程因赵鞅染疾而中断，“使太子无恤将而围郑”，从此，赵鞅退出晋国的政治舞台，结束了他叱咤风云的政治生涯。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简子卒，太子无恤代立，是为襄子。”四卿中年资最长的智襄子（智瑶），乘机独占了大部分范氏、中行氏故地，把持了朝政，取赵氏而代之，成为四卿中最强的势力。导致后来与赵氏的战争，使晋国历史进程出现反复和挫折。

　综观赵鞅生平事迹，可以说他对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赵鞅在军事上讨伐晋腐朽势力的同时，在经济、政治、思想各个领域也向旧的宗法制度发起猛烈冲击，严重动摇和瓦解了奴隶制的基础，加速了晋国封建化的进程，其影响甚至波击到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

　　这是因为赵鞅改革为赵氏立国奠定了基础。赵鞅继位之初，赵氏家族已处于存亡绝续的关头。由于赵鞅采取了卓有成效的革新措施，使赵宗室的势力迅速增强。赵襄子正是在继承其父改革的基础上，争取民心，任用贤臣，虚心纳谏，终于同韩魏一起灭了“贪愎好利”的智氏，才有晋静公二年“灭晋后而三分其地”的结果，韩、赵、魏“三家分晋”实际上奠定了战国时期七雄并立的争霸格局。

　　赵鞅的经济、政治、军事改革措施最为彻底，很少保留奴隶制残余的痕迹，加速了春秋战国时期，甚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

　　赵鞅浇铸了战国时代近200年灿烂的赵文化基业。晋自西周初年立国，即奉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基本国策，具有融和不同民族文化的传统。赵鞅、赵襄子两代改革后，进一步发扬光大了晋“观事而制法，因事而制礼”的优秀传统，使赵文化含有“中原古文化的农耕文明和北方古文化的草原文明二位一体”的典型特征。在经济、军事、文化、商业、建筑等方面以其鲜明的风格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化，为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