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的人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后半段生活在资本主义的西方。在这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中，我有幸见识了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社会现象。那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中国人不管其个人生活幸福与否，一律唱衰中国、大骂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称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为独裁体制。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一切个人的成功都被视作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所有的人生不幸皆被归因于中国的文化与体制。在一些人眼里中国社会更是黑暗至极：贪污腐败盛行、行贿受贿成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拉关系、走后门;环境污染、食品安全无一不引发人们的满腹牢骚。
当时，我的同学们和同事们抱怨得最多的就是评定职称中的种种不公以及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于是，共产党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叫骂之声不绝于耳。在这种情况下，出国成了令人羡慕的不二选择，据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最具有创造性，因为西方国家尊重知识与人才。十几年前我也是在这样的社会大势下，与千千万万个有志青年一起，毅然“弃暗投明”，奔赴西方“民主”“自由”之地。在被加拿大政府认定为专业技术人才后，更是心花怒放，准备在这里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为建设资本主义贡献自己一份绵薄之力，以赢得西方政府与人民的重视与尊重。然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却悲哀地发现，来到西方后，我离民主、自由、人权这样的理想不是更近了，而是更远了。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几乎每一个移民来到加拿大后都会遇到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求职就业时，加拿大以外的学历和资历一律不被承认。此刻，几乎每一个新移民都惊呆了：这怎么可能呢?加拿大政府不是根据申请人的学历和工作经验综合打分评估以决定申请人的移民资格吗?我们不是被移民部认定的加拿大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吗?一番疑问之后，我们被告知，你们的学历只足以移民，不足以就业，因为你们国家的教育水平太低。于是，又一番评估认定之后，一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移民被告知，他还需要再上两年学才能拿到加拿大的大专学历。令他万分不解的是，在这两年中，他在“高水平”的加拿大大学里学到的没有任何一点是他在非洲没有学到的。他事后回忆说，这两年的学习生活，除了浪费时间以外，唯一的作用就是给经费短缺的加拿大大学贡献了上万加元的学杂费。一位有着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菲律宾人来加前已经在政府里做到了很高的位置，在学历评估后亦被告知需要重新进修一年才能拿到加拿大的大专文凭。刚开始她还以为加拿大的大学水平真有多高，结果基本不需要学习，门门百分。吓得老师一个劲地劝她悠着点，千万不要累坏了身体，只要通过就行了。她哭笑不得地对老师说：“可是这些知识我早就在菲律宾学过了，它们就在我脑子里，我怎么也忘不了。” 我爱人在产生了八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巴甫洛夫和门捷列夫等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的欧洲名牌大学以全奖获得博士学位，结果也得花上近万元加币在加拿大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社区学院回炉“深造”后才能就业。但是，为了求得一个聊以糊口的工作，博士们却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他们不但要有降格以求、能屈能伸的良好心理素质，还要有在简历中刻意隐瞒博士学位的高超技巧，否则雇主定会以overqualify(大材小用)之名而不予雇用。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博士，是个喜欢较真的人，他死活也不肯将引以为傲的博士学位从简历上删除，于是始终也没能在加拿大找到工作。一个来自“低水平”大学的且不被承认的博士学位，竟然在雇主眼中有如此重的分量，以致成了就业的最大障碍之一!
我常常想，如果这样荒谬绝伦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又会怎样呢?以我的亲身经历，那一定是怨声载道、口诛笔伐。不仅个体受委屈的人可以发牢骚、闹情绪。更有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对同类问题的曝光与批判，而这些已足以令身受不公的人感到某些心理上的温暖与安慰。但是在西方，面对千千万万个因遭遇社会不公而找不到工作的硕士、博士，我听到的却是这样的反应：好言相劝者有之,“你就现实一点吧，去社区学院读个会计大专”、“要不去学个电工也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你就认命吧”。但更多的竟是蓄意侮辱，“中国的博士就是水平低，就不该给你们好职位”、“凭什么该给你好职位呀，就因为你有一张破纸?”、“你们就是高分低能、眼高手低”、“你们学的历史、物理等专业社会不需要、没用”、“谁让你们情商低呢，活该你们没有好工作”、“你们这些博士竟然竞争不过高中生，这岂不是说明你们的能力比高中生还低吗?这更证明加拿大不承认你们的学历是对的，中国重视你们是错误的，中国是独裁国家”。我听后不禁毛骨悚然，一个自称是民主、自由、人权的国家，存在这么普遍明显的社会不公，已经让我难以置信。但如此公然地恬不知耻地为社会不公掩饰、开脱、辩护，甚至侮辱、攻击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实在是令我匪夷所思。
在西方生活了十多年，我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了太多这样那样的社会丑恶与不公，心态也早已从最初的震惊与愤怒到现在的见怪不怪。但是，有一点是我至今仍然想不通的，那就是西方人以及那些热爱西方的中国人对西方社会不公的超强忍耐力以及他们为捍卫西方社会不公而斗争到底的坚强意志。与一批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侮辱、谩骂相反，在很多西方人眼里，他们国家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更令我啧啧称奇的是，就连很多象我一样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中国人，来到西方后，也南橘北枳。面对厚西薄中的一边倒言论，不知情者一定以为中国乃是充斥着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黑暗世界，而西方则是消除了人间不平的西天乐土。其实不然，真实的情况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对社会不公缺乏必要的批判精神，反而将其视作人生的正常组成部分。著名美国华裔作家哈金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自由生活》中特别提到“很多美国人厄运来了没有怨言。他们把坏运气当做正常发生的事情。” “美国人总的来说不太抱怨，似乎更能忍受挫折和灾祸。”(哈金著，季思聪译《自由生活》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P.376，P.377)哈金没有提到的是，西方社会不公的受害者之所以在大难当头之际仍安然若素，不像中国人那样到处张扬自己的不幸，是因为他们深知西方社会指责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的潜规则，不愿自取其辱而已。
在西方只要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所有的失败都是个人无能，所有的人生苦难都是个人问题。无论西方社会存在多大的不公不义，也无法撼动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卫士的宝座。换句话说，西方只要大言不惭地给自己贴上一个自由、民主、人权的标签，就再也不用为该社会存在的任何人间惨剧负责了。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人类苦难与社会不公，与“完美的”西方文化与制度无关。在西方资产阶级看来，西方已经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极限，再也没有任何发展与提高的余地，历史从此在西方终结，因此一切批判、不满在众人眼里都变得异常荒唐可笑，只有无条件地认同与适应西方社会才是唯一正途。
不仅如此，为了维护西方既存的社会制度以及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假象，还必须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他者，特别是那些不赞同西方价值观或者被西方视作威胁的国家。孔子曰君子“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但是，以天下人权之师自诩的西方人却一向本着严以律人、宽以待己的处世风格。故意忽视自身的罪行却恶意攻击他人的瑕疵以彰显其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可谓是西方文化的痼疾。早在两千多年前，耶稣就严厉谴责那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圣经马太福音》7:3-5)最近，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再次指出那些只批评别人而不改善自己的人实际上是十足的伪君子。他警告喜欢论断他人的西方人说“让我们在论断前先照照镜子”，并且在照镜子的时候“不要用化妆掩盖皱纹”，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看到真实的自我”。
小人无过，君子常错。与文过饰非的西方国家相反，世界各国的共产党则从不讳言社会主义社会并非人类大同的完美世界，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消除目前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带领人类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往往对社会不公有着更为清醒地认识、敏锐的感触和强烈的不满。英国牛津大学历史学家David Priestland教授在《红旗：共产主义史》(The Red Flag: A History of Communism)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匈牙利列宁钢铁厂与美国芝加哥联合钢厂的工人都对关闭旧炼钢炉表示强烈不满。奇怪的是，尽管美国工人面临失业的威胁，却没有发现资本主义有任何不妥之处。与此同时，根本不知失业为何物的十月革命小分队却对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了尖锐、中肯的批评。Priestland对此分析指出，尽管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充满了政治秘密与歪曲宣传，但是事实上社会主义制度仍然远比资本主义制度透明得多。左拉曾正确地将资本描绘成一个普通百姓很少质疑与关注的隐藏在帐篷里的神秘上帝。相反，在社会主义国家，通过政治宣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义务劳动和生产运动，工人们深知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且能够意识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而且，社会主义的经济原理简单易明：国家投资建厂，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上交国家后按全社会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因此，当工人们看到掌权者获得了不该得到的特权时，他们感到义愤填膺，觉得自己受到了剥削。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人们却很难看清利润的最终去向及其分配是否公平。于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们批评社会主义制度不够社会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David Priestland, 《红旗：共产主义史》, New York: Grove Press, 2009, Pp.443-444) 由此可见， 社会主义国家在探索人类崭新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可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其实，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星球，既没有天堂，也没有桃花源。每一个国家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他们的主要精力不是用在与社会不公做斗争，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上，反而是用在歇斯底里地维护社会不公，甚至肆意凌辱社会不公的受害者上，这个社会一定不是一个好社会，而西方社会恰恰正是这样一个坏社会。与此相对照，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政府提出尖锐批评，显示了广大人民群众高度的主人翁意识，是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具体体现。普通公民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不满和改进意见，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民主批评权与民主监督权，特别是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对于保证共产党真正能够做到执政为民、立党为公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但是，当注重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东方谦谦君子不幸遭遇妄自尊大、专事攻击他人的西方无耻小人，世间黑白瞬间颠倒。特别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及其所代表的人类两种不同命运的生死决战中，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对政府的善意批评往往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利用。西方资产阶级利用人们的思维认识误区、对西方思维方式和西方社会问题等方面的无知，极其巧妙地将中国人民对社会不公的正当批判，扭曲为对西方社会的无端美化以及肮脏不实的反华反共宣传，给中华民族的利益以及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损失。苏联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能够有力地抵御住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必须在全面揭露西方社会黑暗真相的同时，更加有效地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明辨是非，正确区分善意的批评与恶意的栽赃诬陷，对于那些肆意攻击与恶意抹黑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实之词，我们必须大胆地说不!在这一点上，苏联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阿赫玛托娃虽历经磨难，仍不改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之情，面对种种诋毁国家的言论，她在《我听到一个声音……》中义正词严地写道：
“我听到一个声音。他用宽慰的口吻召唤我：
‘到这里来吧，’他说，
‘放弃你那多灾多难的穷乡僻壤，
永远地放弃俄国。
我会洗净你心中的耻辱，
我以新的名义抵销你的委屈
和遭受打击的种种痛楚。’
可是我安然冷漠地
用双手堵住自己的耳朵，
不让这污言秽语
玷污悲痛的心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