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贞观之治”以政治清明为其显著特点，而政治清明的一项重要保证则是当时开明先进的立法和执法，而这又源于唐太宗君臣特别是唐太宗本人明确的立法和执法思想。时至今日，回首1300余年之前的“贞观之治”，可以发现唐太宗的立法和执法思想多有足可称道者。

　　唐太宗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国家法律建设，说：“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把法律视为施政之根本。

　　唐太宗还明确提出了“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用法务在宽简”，“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的思想，强调国家立法要简约，执法要宽简，切忌法繁刑密，严酷执行。在此思想指导下，唐太宗命令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大臣对《隋律》和唐高祖武德年间修成的《武德律》大事精简，“削烦去蠹，变重为轻”，其中，对于死刑的削减最多，即“比古死刑，殆除其半”。这保证了贞观十一年(637年)修成的《贞观律》的宽平简约，也确定了有唐一代国家法律的基本内容。唐太宗还认为人的生命至关重要，说“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要求“应恤刑重人命也”。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因一时冲动，错杀大理丞张蕴古和交州都督卢祖尚。事后反思，深感后悔，认识到对于死刑三奏而后行刑的“三覆奏”规定仍不够慎重，遂下令改为“五覆奏”，即对死刑经过五次上奏确认无误后再行刑，从而对死刑案件的审判执行更加审慎。这种立法简约、执法慎重的思想和实践，符合了唐王朝初建时期人心思定的大局，有益于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关系。

　　唐太宗强调执法公正，法不阿私，要求“人有所犯，一一于法”，“法之所行，无舍亲昵”。贞观九年(635年)八月，岷州都督高甑生因延误军期被主将李靖处罚。高甑生心生愤恨，诬告李靖谋反。其诬告行径被查实后，被判处发配边疆的徙刑。有人对唐太宗说，高甑生是陛下当秦王时的功臣，请宽赦其罪。唐太宗说，高甑生是我的旧部，建有功勋，但他违背李靖军令，又犯诬告之罪，于法当判徙刑，我虽内心感怀其功勋，但不能违法赦免其罪。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的儿子吴王李恪任职安州都督，多次出行打猎，严重损毁当地百姓嘉禾财产。侍御史柳范上表弹奏李恪。唐太宗并不袒护，结果李恪被罢免官职。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的外甥洋州刺史赵节参与太子李承乾谋反，罪当处死。太宗的姐姐长广公主向太宗求情，“以首击地，泣谢子罪”。太宗“亦拜泣曰：‘赏不避仇雠，罚不阿亲戚，此天下至公之道，不敢违也，以是负姊。’”贞观十二年(638年)，唐太宗的叔父江夏王李道宗“坐赃下狱”，即因贪污罪被捕坐牢。李道宗为皇室至亲，又屡立战功，但唐太宗并不赦免其罪，而是批评叔父贪得无厌，说：“道宗俸禄甚高，宴赐不少，足有余财，而贪婪如此，使人嗟惋，岂不鄙乎!”果断罢免李道宗的官爵并削夺其封邑。由上可见，唐太宗能够不徇私情，执法严正。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就此评论道：“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

　　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皇帝权力极大，“口含天宪”“诏敕入律”，皇帝的言辞或以皇帝名义发布的诏、敕、令、制、赦、德音等文告可视同法律。但唐太宗并不这么想当然，而是有着自己的清醒和自觉。唐太宗认为“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命令大臣们“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不能轻易以自己所颁布的诏敕等代替国家法律。唐太宗这样强调，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也能够身体力行。贞观七年(633年)，贝州鄃县县令裴仁轨私自役使门夫犯法，唐太宗一时愤恨，下制书令杀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上奏说：“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遵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裴)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使乖画一之理。臣职守宪司，不敢奉制。”唐太宗听从谏言，收回成命，依法从轻处罚裴仁轨并褒奖李乾祐。同年九月，举行科举考试，有的考生欺诈造假。唐太宗出于气愤，颁布敕令，令造假考生自首，若不自首即处以死刑。大理少卿戴胄并不奉敕，而是依据法律，判决造假考生不自首而被查出者流刑。唐太宗很不满意，对戴胄说：“朕下敕不自首者死，今断从流(刑)，是示天下以不信。”戴胄回答说：“陛下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唐太宗又说：“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耶?”戴胄接着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指太宗所颁敕令)，当时喜怒之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唐太宗立刻醒悟，对戴胄说，我有过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贞观八年(634年)，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言事，由于言辞激切，唐太宗欲治其诽谤之罪。魏徵及时进谏，说臣下上书非言辞激切不足以引起皇帝重视，实非诽谤，不应定罪。唐太宗采纳魏徵的谏言，认识到了自己的错失，下令赐给皇甫德参20段绢帛以示奖励。唐太宗知过而能改，及时纠错，保障了法律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