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法家学派虽然在政治活动中注重法、术、势，片面强调君主专制和法制的合理性，而无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但其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开明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这种理想中的国家，比儒家经典中鼓吹的太平盛世要现实得多，而按照这一规划构建起来的“法治的王权”，离法治的民主只有一步之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家的许多思想，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惨少恩”，但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却是实用、高效的。它不仅贯穿在我国王权时代的整个过程中，甚至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与社会生活中，也往往能找到它的影子。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存在着一种颇为有趣的现象:每当社会的思想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就会转过头来，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支柱和前进方向。清代末期，在西方文化不断输入的情况下，一些学者开始提出“保存国粹”的主张;五四运动以来，在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冲击下，又有学者倡议进行“整理国故”。近年来，在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而精神文明却日益匮乏的情况下，学术文化界再一次把目光转向了传统文化，喊出了“复兴国学”的响亮口号。尤其是最近这一波被称作“二十世纪第三次国学思潮”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引起了极大反响，至今仍在轰轰烈烈地向前发展。

　　然而，如果我们用冷静的目光对这一思潮进行审视，就会发现:所谓的“国学复兴”，究竟复兴了什么?正在“复兴”之中的，有作为传统伦理道德代表的儒家思想，有以《老子》、《庄子》为中心的道家思想，有传统史学、古典文学，甚至还有书法篆刻、古董鉴赏……但在这样一个宽泛的范围内，却惟独没有法家的一席之地。这种情况似乎并不足为奇，自从汉代以来，法家在中国历史上就一直备受冷遇:在政治活动中，法家基本都与历朝历代的“聚敛掊克”或“严刑峻法”之臣联系在一起，而饱受恶名;在学术发展上，自汉至清的历代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中，法家典籍通常只有寥寥十几部，虽然名为一个学派，实际上既无传承，又无著述，只是聊备其数而已。在这种氛围之下，李剑宏先生的著作《王权论》，提出中国历史的发展，除了有儒家思想这一条主线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主线——法家思想，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所谓“两条主线”说，实际并非李剑宏的独创。早在汉代，汉元帝就很明白地说过，汉家之制度，是“霸王道杂之”。虽然元帝说的是“汉家制度”，但毫无疑问，整个帝制时代的政治统治，都是以此为基本原则。李剑宏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从法家学派的代表著作《韩非子》入手，通过对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分析，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王权社会的全部政治活动，都是建筑在法家精神之上，而与历代王朝所大力提倡的儒家学说，却是多有背离的。也就是说，法家精神在王权时代的政治生活中，不仅没有消亡，而且是始终存在并占据主导地位，相比之下，强大的儒家思想只是法家借以巩固统治的工具。法家并不是一个停留在书本上的空想理论式学派，而是真正贯彻到政治的运作之中，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其内在的价值。从这样一个角度出发，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长期困扰学者的问题，就会得出新的答案。如:为何中国的王权时代持续时间如此之长，而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由封建社会迈入资本主义社会?为何中国王权时代的历史大势总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无法跳出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这些问题，学者们已经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做出了很多回答，而李剑宏按照其“思想—事实二元并立”的思路，从“阳儒阴法”的思想角度做出的答复，无疑有其独特的价值。

　　但此书的贡献还不止于此。《王权论》不仅道出了中国王权社会“阳儒阴法”的基本面貌，还要进一步摘掉“阴法”的帽子，使法家精神大白于天下，重新绽放出其应有的光彩。通过书中的论述，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法家并非如人们长久以来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冰冷、机械、血腥、残酷的学派，其崇尚的也远非仅仅是死板的法律和诡谲多端的帝王术。相反，从《韩非子》开始，法家就有了以法治国、平均贫富、限制君权等极为先进的政治思想。法家学派虽然在政治活动中注重法、术、势，片面强调君主专制和法制的合理性，而无视道德教化的作用，但其终极目的是“建立一个开明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这种理想中的国家，比儒家经典中鼓吹的太平盛世要现实得多，而按照这一规划构建起来的“法治的王权”，离法治的民主只有一步之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家的许多思想，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惨少恩”，但在具体的政治活动中，却是实用、高效的。它不仅贯穿在我国王权时代的整个过程中，甚至在现代的企业管理与社会生活中，也往往能找到它的影子。一言以蔽之:“但凡少数人垄断权力的地方，法家思想揭示的规律就必然起作用。”也就是说，直至今日，法家思想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多年以来，人们在谈到法家思想时，总是有意无意地把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对立起来，似乎儒家与法家从来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实则不然。就原始儒家而言，与法家未尝没有相通之处。儒家经典之首的《周易·系辞传》中就讲道:“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这里面既论述了圣人掌握“位”即王权的必要性，又提出了用以聚人之“财”和禁民为非之“法”的重大作用。其余对“法”的描述，如《周易·噬嗑》卦讲“利用狱”、“明罚敕法”，《丰》卦讲“折狱致刑”，《旅》卦讲“明慎用刑而不留狱”，《尚书·吕刑》讲“五刑”等等，更是不一而足。从政治活动的实践上来看，孔子任鲁国大司寇，诛少正卯，堕三都，未尝不用法。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韩非子，也曾师事儒家学派的荀子。因此，说儒家与法家截然对立，未必皆是。换个角度思考，法家思想之所以能深深地渗透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活动中，未始也不是由于其与儒家思想的结合。在中国历史上，纯任儒家，就会出现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以道德代替法律”的情况，其流弊便是“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或者“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国势自然积弱不振;但若纯任法家，也会出现如秦王朝二世而亡的问题。只有儒法交融，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义所在。在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中，我们在挖掘儒家思想的同时，更要重拾已经被遗忘了许久的法家精神，而《王权论》则不啻为法家思想的复兴举起了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