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惨败于西方之日起，中国就无可奈何地与西方结下了不解之缘，两者之间一个多世纪的爱恨情仇几乎贯穿了一部中国近现代史。从西方所强加于我们的百年国耻中挣脱出来，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和志士仁人梦寐以求的夙愿，主导着我们从认识西方到学习西方的历史演进。正是因为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历史重负，我们始终未能以好整以暇的从容心态来客观冷静地认真审视西方世界的方方面面。在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的威逼之下，师夷长技似乎是识时务者最为合理的现实选择。为了达到富国强兵的短期政治目的，五四一代匆匆举起拿来主义的大旗，将西方捧上了至高无上的神坛。然而，如此功利性的历史选择，虽然在一定时期及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却也使得我们在对西方的整体认知上陷入了一系列的思维与认识误区，给我们留下了遗害无穷的历史文化后遗症（编者注：作者并非否定五四意义而是从利弊辩证以及历史演变的宏观角度看待问题）。不断地检视与无限地放大自身的点滴缺陷，再将西方子虚乌有的所谓优点一并夸大比较，显然成了学习西方的唯一正途，且进一步演化为凡事言必称西方的思维定势，在神化西方的同时自我矮化成了时尚的标志与进步的象征。近年来，盲目崇拜西方的流毒更是演变成举凡唯西方马首是瞻的极端化与宗教化社会思潮，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自我提升与自我创新的能力与信心，成了我们继续开拓进取道路上的拦路虎。 国学大师钱穆曾称近现代以来这一番“崇拜西方之狂热，任何历史上所表现的宗教信仰，也都难相比”。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深入浅出地探讨了这一问题所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并痛斥西化狂徒所宣扬的文化自卑论绝非出于正常心理，而是“文化自谴病”的病态症状。他心平气和地提醒人们“不能因为一意要骂中国和中国人，却骂到上帝瞎了眼，丧了良心，说此是无天理呀！因知做人自谴过甚，也是一病。讨论文化问题，我们也不该只如是般自谴自责！”这种一味求全责备己方的片面做法遮蔽了我们的眼目，使我们无法公正客观地认识与评价东西两方的各自短长，实乃文化比较与文化交流之大忌，因为“专从人短缺处吹毛求疵，则一切人将见为一无是处”，“对人如此，对己亦然。不能说专对自己寻暇求玷便是好”。他主张“文化讨论应自其优点与长处看，不当只从其劣点与短处看”。而从其长处来看，独树一帜的中华文明以其博大、精深、和平、理性、豁达、包容、兼利与务实等特点构成人类历史上最为璀璨的文明成果之一。窃以为我们有幸坐守如此无价之文化宝藏却弃之如弊屡，反欲假借西方人弊帚自珍却弊病百出的蛮夷之道，实乃愚昧至极荒谬至极之举。如果我们在文化上妄自菲薄、甘居人后，以至非要东施效颦甚至削足适屡，就会永远拾人牙慧，永远被行将就木的西方牵着鼻子走。正如钱穆所言，“则所谓落后，便真成为落后，而无法追上了。故中国今后最要急起直追者，却不是追随西方，乃在能追随中国古人那一种自创自辟的精神。”在举国上下一片崇洋媚外之声中，他无奈地感叹道：“但今天我们则失却此自信，种种聪明，都奔凑到抄袭与模仿上，自己不能创造，也不敢创造。惟此厥为中国今日最大最深之一病”。钱穆认为只有因地制宜、别有建树才是中国文化的真正出路，只有超越西方、敢为人先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他说“若中国人不能创制立法，中国今天将永远无望”。钱穆的逆耳忠言不谛为集体迷失在西方伪文明魅影中的中国知识界敲响了一记警钟！ 其实，历史上与现实中那些学识渊博的文化泰斗从来都不是西方文化的狂热崇拜者。林语堂一生自如地游走于东西两种文化之间，不愧为“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文化大师。正是因为熟谙中西文化各自的利弊得失，他才强烈反对全盘西化的愚见与谬论，主张对待西方文化必须理性分析，合理取舍，只有“权其轻重，知其利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才能丰富中国文化，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整合作出卓越贡献。他在《啼笑皆非》中明确区分了对待外来文化的三种不同态度：“是故上识之士，以现代化为全世界共享有之文化，本国文化，亦必熔铸为世界文化之一部，故能以己之长，补人之长，补人之短……中识之士，眼光所及仅限本国，不足以言补救世界文化，但亦可采人之长，补己之短。下识之士，仅知有我，不知他人。”可见，那些博采众长且致力于世界文化之融合、共荣与新生的人乃是“上识之士”。那些只知“采人之长，补己之短”的西学派因视野有限，只是“不足以言补救世界文化”的“中识之士”。而狂妄自大、唯我独尊、目中无人的西方人，则是不折不扣的“仅知有我，不知他人”的“下识之士”。当今盲目崇洋的公知们动辄以博学多识的知识精英自居，其实只不过是才疏学浅、抱残守缺的“中识之士”。而“中识之士”竟欲引“上识之士”师从“下识之士”，岂非强人所难乎？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乎？以公知们的学识哪里能够晓得，我们的征程乃是远在他们的眼界所不能及的星辰大海！ 在中国强势崛起与西方每况愈下的今天，当年促使我们翘首西盼的历史前提早已被新时代的春风荡涤殆尽。如今深陷政治经济泥潭的西方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气势冲天的西方，反观今日欣欣向荣的中国与一百多年前那个灾难深重的中国也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中国强劲的经济发展势头带动下，周边国家也群起群兴。古老的东方大地正在焕发出勃勃生机，人类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大踏步迈向东方文明大放异彩的崭新时代。一百多年前，时势曾经迫使我们不得不向西方不耻下问，时过境迁的今天，时势则要求我们当仁不让地引领世界风骚。然而，崇洋媚外的妖风鬼火却日益猖獗地迷惑着我们的耳目、毒害着我们的心灵、阻挡着我们前进的步伐。正如著名企业家张朝阳所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从西方崇拜的心态、语境和文化当中走出来，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更是关系到整个人类未来的关键所在：“当中国开始逐渐强盛的时候，需要在很多方面承担领导这个世界的义务和责任时候，正因为我们这样一种西方崇拜的潜意识，使我们形成不了一种不卑不亢的心态，形成不了乐天派独立的文化形态，使我们在文化方面没有什么原创精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维、新的理论，东方欲晓的新时代呼唤我们在认识西方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重整思路。只有重新认识西方、重新界定西方的文化地位并重新疏理我们与西方的关系，才能使我们彻底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重拾民族自信，这将是中华民族在攀越世界巅峰途中不得不攻克的第一道难关。 八十多年前，鲁迅先生曾经在国破家亡之际厉声发问：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令他感到欣慰的是，面对当时政治精英与社会名流的倒行逆施，仍然有大批并未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中国人没有理由丧失自信力，即使是在山河破碎之时，中华文明依然以其永恒的文化魅力昭示着人类的未来走向。梁启超曾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一名美国记者问他是否要把西洋文明带回中国去，当听到肯定的回答后，美国人长叹一声：“唉，可怜，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他说：“我回去就关起大门老等，等你们把中国文明输进来救拔我们”。在国内听惯了种种抑东扬西论调的梁启超起初听到这些话，还以为洋人是有心奚落他。后来听多了才知道，西方的有识之士多对西方文明持激烈批判态度，反对中国寄予拯救人类的深切厚望。在他们的启发下，经过对中西文化的进一步观察研究，梁启超终于从盲目崇洋的迷梦中惊醒，他认识到夜郎自大、固步自封固不可取，但是，数典忘祖、食洋不化更不足取：“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像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重新认识西方之后的梁启超得以重拾民族自信，并号召国人自觉担负起“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之大责任”。他信心百倍地振臂高呼：“我仔细想来，我们实在有这个资格。我们人数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我们对于人类全体的幸福，该付四分之一的责任。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 （作者简介：李建宏，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现旅居加拿大） |
